批判的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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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的知识分子:是否可能与如何可能

──读布迪厄、哈克的《自由交流》

知识分子在当代社会如何坚持自己的自由、自主与独立，如何有效地发挥知识分子的批判作用，是本书的谈论中心。今天的真正的艺术家，或更加广泛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所面临的是国家与市场的双重压力。国家所代表的审查制度与市场所代表的市场（商业）逻辑构成了剥夺知识分子自由的两大主要威胁。当艺术家由原来的批判知识分子进入管理机构以后，他们的立场就会发生根本变化。现代管理化的社会对于批判性知识分子的压制是必然的，这种压制的目的在于使“反权力”失去作用。“只有国家才有能力维持一种没有市场的文化。”（布迪厄，第68页）然而矛盾的是，国家维护的这种文化活动却不但能受国家的控制，而且还要对于国家行使批判职能。也就是说，“批判性文化需要一定的生存条件，而只有国家能提供这些条件。艺术家、作家、学者必须学会使用国家给予的自由来对付国家，对国家的控制提高警惕。 真正的艺术家同样面临市场的挤压。艺术家与社会科学家一方面要与政府的审查制度斗争，同时也要与打着资助艺术旗号的商人斗争；既要得到必要的研究经费，又抱着自己的批判性与独立性。哈克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利他主义光环下的企业赞助事实上不过是“财产交换”，是出资人的金融财产与受资人的符号财产之间的交换。他引用一位赞助者自己的话说：“文艺资助不仅是巨大的交际手段，远远不止于此，它还是诱惑舆论的手段。”（第17页）可谓名利双收。

在商业对于艺术的渗透当中，在艺术家与企业之间起“桥梁”作用的新闻界起了极大“帮凶”作用。布迪厄甚至认为：在知识界的独立性与自主性所受到的形形色色的外力威胁中，最可怕的在今天就要算新闻业了；而新闻业也受制于其他权力：政治权力、经济权力等。这些“记者型的哲学家”通过炒作的方式“将讨论的问题、思考的问题，以及对这些强制性问题的强制性的一天一天地强加给公众。”（布迪厄，第30页）“他们为政治家作传，为服侍过的大人物写见证，就艺术和文化问题写平庸的评论文章。”（同上）

为了对付这种现代形式的“符号统治”，布迪厄与哈克提倡一种“反对符号暴力的符号斗争”。这种符号斗争的目的是争取真正的公共空间，使得知识分子的批判声音得以自由表达。艺术家、作家和学者被排除在公开讨论、公开表态之外，这是不正常的。我们的选择不是或者顺从新闻业，或者彻底离开它进入象牙塔，而是要以自己的方式，凭着自主性所赋予的一切参与政治，参与争夺公共空间的斗争。 政治家、商人与新闻界三者联手，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有效地介入到知识与知识分子的活动中，制作出越来越多的“记者哲学家”、“商业思想家”以及“国务思想家”，这些人在记者的支持下摆出思想家的架势，不仅推销自己的产品，而且出售自己的形象。

保持与维护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与批判性是艰难的，而之所以艰难，除了上述原因外，还因为被统治者常常是统治的不知情的同谋。知识分子也不例外。比如文艺资助就是一种微妙的统治方式，“它之所以起作用是因为人们没有察觉这是统治。”在这里，布迪厄表达了他的一个极其深刻的思想：“一切形式的统治都建立在不知情上，也就是说，被统治者是同谋。”（布迪厄，第53页）揭示这样一种同谋关系正是社会科学的任务。因此真正的社会科学都是具有批判性的，即


使它只揭示一些事实与效果，揭示一些统治的机制──例如制造符号暴力的机制，它的效果都将是批判性的；而退化了的社会科学（即被用作统治的工具的社会科学，比如所谓的“民意测验”）则着意掩盖或回避统治机制。可见，一个真正的学者必然也是一个批判性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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