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和新经济政策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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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和新经济政策之比较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是苏维埃政府在1918~1921年国内战争期间实行的一系列经济政策。战争结束后，鉴于形势的变化，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重新考虑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于1921年提出、实施了新经济政策。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和新经济政策两种政策都是无产阶级政权实施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措施，具有明显的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性质，但两者在背景、内容、目的、实质、作用和影响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对立。下面，本人就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和新经济政策作一比较：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和新经济政策比较表

政策类别 政策内容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 新经济政策

比较范围

实行余粮征集制，农民除了保留口粮、种子粮和饲料粮外，其余粮食以极低的价格交售国家，后来几乎是无偿给国家。

用固定的粮食税代替余粮征集制，纳税后乘下的粮食由农民自己支配，可以销售，也可以兑换工业品。粮食税的数额大大低于余粮征集制。

农业方面

涉及经济命脉的企业归国家所有，其余允

实行工业国有化，把大中企业

工业方面 许本国和外国资本家经营，恢复私人小企

收归国有，小企业实行监督。

业。

实行商业国有化，取消自由贸允许农民和手工业者把自己的劳动产品拿

商品流通方面 易。 到市场上自由买卖，恢复国内的自由贸易

强制劳动，实行平均主义配给废除平均主义配给制，实行按劳分配。

劳动报酬方面

制。

第一，背景不同：前者是在苏维埃政府建立之初，内有反革命叛乱，外有英、法、美、日等协约国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情况下，险恶的战争环境和物质极度匮乏的背景下提出来的；后者是在国内战争结束后，国际环境改善，但经济形势严峻，政治危机严重的背景下制定的。

第二，内容不同： 前者取消商品和货币，按照共产主义原则分配产品；后者则是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以此发展和壮大社会主义经济。

第三，目的不同：前者是集中力量应付战争，后来借此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后者则是恢复发展生产，在此基础上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

第四，实质不同：前者是在社会生活中排斥商品货币关系，用军事和政治手段控制社会的金融，意图直接进入共产主义；后者则是在无产阶级政权掌握经济命脉的情况下，通过一定限度内发展资本主义，发展商品经济，恢复国民经济，进而使社会主义成分战胜资本主义成分，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两种政策的实行，既是当时形势的需要，也与布尔什维克党建设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有关。

第五，作用和影响不同：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意图是在一个落后的小农生产占优势的俄国，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实践证明，这一设想是行不通的。实行新经济政策，是采取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政策。实践的效果比较好。前者虽然在当时它对于保障战时物资供应、战胜国内外敌人、巩固苏维埃政权方面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在当时的战争形势下，这种政策基本上是正确的，但它并不具有普遍意义，并不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然阶段。它严重地损害了工农的利益，尤其是农民的利益，使工农联盟濒于瓦解，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以至于1920年底到1921年初发生了全国范围的严重的政治和经济危机。后者是对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的一种大胆的突破，是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的影响较为深远的经济改革政策。它所反映的是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这一社会发展规律。后者着力于发展商品生产和多种形式的经营，活跃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使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向一定限度内的对外开放、对内搞活过渡，促进了生产力发展，巩固了工农联盟。这一政策的成功，是立足于多种经济成分——如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其他非社会主义的和非资本主义的合作与共存。它反映了无产阶级在掌握政权后应大力发展社会生产这一基本规律，因而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大大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新经济政策探索了在小农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途径和方法，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提供了经验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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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与新经济政策的比较

相同点：都是无产阶级政权实施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措施，具有明显的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性质；在当时都起过巩固苏维埃政权的积极作用。不同点：⑴目的方面：前者是集中力量应付战争，后来借此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后者则是恢复发展生产，在此基础上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⑵内容方面：前者取消商品和货币，按照共产主义原则分配产品；后者则是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以此发展和壮大社会主义经济。⑶成效方面：前者有利于集中力量战胜敌人，但在战争结束后引起了社会动乱；后者则促进了经济的恢复发展，巩固了工农联盟，稳定了社会秩序，进一步巩固了苏维埃政权。事实证明：前者不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正确途径；后者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正确途径。



历史发展永远是一个过程,所以我们看待历史问题要用一个长远的眼光来审视历史.在了解一个历史事件之前,必须以历史背景为依托,否则我们的评价就会产生偏颇.相反我们如果在评判事件之前,先对历史背景做一番探究,你就会豁然开朗,柳暗花明,对事件的看法也会有一个崭新的角度(角度可以体现你看问题的深度和层次).



首先让我们走入-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历史背景:十月革命以后,国内情况,俄国的贵族,地主,资产阶级,由于敌视苏维埃政府,相互勾结起来,组成白军.为了夺回丧失的权力,向苏维埃政府发动各种攻势.国际情况,国际它国势力也积极干涉,尤其是英,法,美,日.他们一方面不满俄国单独与德国媾和(1918年3月,苏俄与德国签定<<布列斯特和约>> ).另一方面,他们也惧怕共产党政权会影响到本国资产阶级的统治,积极支持白军,进行武装干涉,企图将苏维埃政权扼杀于摇篮之中.而且到1918年夏,国内外敌人已占领了苏俄近3/4的领土和几乎全部粮食,石油以及煤炭等重要战略物资的生产地.苏维埃政权也正是在这种危急时刻才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集中全国财力,物力和人力为保卫新政权而斗争.



以上是对当时苏维埃政府所面对的历史背景的一个分析,在以上历史背景的基础上,再来看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就有一种拨云见日的感觉了.残酷的战争环境,经济破坏,物资的极度匮乏,迫使苏维埃政府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必须采取果断的措施,将全国转入战争轨道,其中最主要的是在经济领域采取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



其次,历史要论从史出,要评价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就要从其具体内容入手.下面就让我们来具体看看,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内容.



第一 把大中小企业全都收归国有.(即普遍实行工业国有化)

第二 无代价地征收农民的剩余粮食.(即余粮收集制)

第三 取消一切商品贸易.

第四 一切生活品均由国家集中分配.

第五 强制劳动,实行“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即普遍义务劳动制）



历史是一把双刃剑,在评价历史事件时应注意到三点,第一要客观,第二要从利弊(积极作用和历史局限性)两方面入手,第三要结合史实,论从史出.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实施:

第一 使苏维埃政府能够在残酷的战争条件下,最大限度的集中全国的财力,物力,保障军事上的胜利.在当时恶劣的内外环境当中,苏维埃政权要想打败内外敌人,在战争中取得胜利,必须首先集中财力,物力.这也是取得战争胜利的一个关键,战时共产主义政策

恰恰做到了这一点.



第二 经过三年多的战斗,红军终于把白军全部击溃,并把外国军队赶出俄国.正是由于物质上的供应及时,红军才在战争当中取得了优势,最终打败内外敌人,赢得了最终的胜利.



第三 苏维埃政权得到了巩固.正是由于红军在军事上的胜利,保证了苏维埃政权的存在,也为以后的各项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和平环境.



第四 同时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也对国家经济造成了不利的影响,它不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正确途径.一方面在战争结束后一段时间没有及时废止.同时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当中的一些政策过于激进,比如取消一切商品贸易,这里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综上所述,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实施,是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所决定的,整体上来说是符合当时历史背景的,它积极方面的作用是应该肯定的,同时也有其历史的局限性.但用历史的眼光来审视,其积极作用远远大于起所产生的消极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是应该是肯定的.



《苏维埃的兴亡》第四集《战时共产主义》

嘉宾：王康 俄国内战

十月革命里并没有炮响，冬宫墙上也没有留下弹痕，苏维埃政权上台的顺利程度甚至连革命者自己都没有意料到可到手的，俄国确是这样一番景象。边境上德军渐渐逼近，立宪派们在不断集会反对，旧俄将领们带着军队等待机会。



主持人刘爽：我记得在十月革命的时候，列宁有一个特别富有这个演说魅力的口号，叫“土地、和平、面包”，这样的一个承诺。那么十月革命胜利了，现在该去兑现这个承诺了，还是说把这个承诺就放下了？那么当时，他采取了什么样的政策，这个政策呢，是不是他的唯一的选择？

王康：十月革命成功之后，列宁和整个布尔什维克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的局面，最大的一个局面就是马上在俄罗斯的，从彼得堡、莫斯科一直到俄罗斯全境展开的内战，将近两年时间。接踵而至的就是在整个俄罗斯范围内的，俄国人的自相残杀，叫做内战。那些沙皇的，主要不是沙皇，那些白军，那些旧的军阀，或者那些社会革命党的，或者大量的，那些土著的那些军阀们，农民的武装，并不赞成。新生的布尔什维克政权，他们也弄不懂。这个时候列宁就意识到必须做重大的战略调整。现在要利用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一切的条件来巩固，来发展苏维埃新生的政权。当时列宁说的很清楚，这个我要预先说一下，列宁把整个的和西方的，包括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正常的贸易关系，争取西方的贷款，这三项主要目标统统作为一个策略。利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和缝隙，然后呢？来为新生的苏联所用，列宁说的很清楚，我们要非常仔细地、谨慎地、小心地、不声不响地、非常聪明地利用资本主义的一切的缝隙为我们所用。



主持人刘爽：这个目的达到了吗？

王康：然后我们要来建立，来寻找我们的同盟者，哪怕是临时的、不可靠的、动摇的、犹豫不决的都没关系。不懂这一点，就不懂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就不知道什么叫科学社会主义，一定程度达到了。

主持人刘爽：一定程度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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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3月6日，布尔什维克与德国签订了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此举激怒了苏联国内和国外各种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势力。延续了七年的战争并没有因为布尔什维克的上台而停止。苏维埃政权为了取得胜利，他们使用了所有可以使用的办法，安排政委指导旧俄军队发动农民参加红军，还有实行战时共产主义。



余粮征集制度

主持人刘爽：那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他能做的唯一的一个选择？

王康：更重要的还不是外部，更重要还是国内。因为内战，因为整个对于所谓强行征收余粮，就俄国的农民完全成为了从革命的主力军。革命的基础，和平、土地、面包主要是针对农民来的，农民拥戴布尔什维克。因为他们天然对土地有要求嘛。1.5亿俄亩的土地，第一次分给了广大的俄罗斯农民，他们当然拥戴布尔什维克政权。但是，随着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成功，列宁很快转向了，有一个当然现实的问题，这些大城市，彼得格勒或莫斯科，这些城市的工人或者一般市民需要养活，需要粮食，因为战争各种情况，因为欠收，所以实际上是强行在农民手里边去把粮食抢过来。

陈 平：它叫征粮嘛。 王 康：叫征粮，《列宁在1918年》那个电影不说吗，来了一个农民，直接找到列宁，农民说，傻不拉叽的农民，说我们要，要找我们农民的真理。列宁说，你们农民还有什么真理，他说是啊，他说我们辛辛苦苦，把粮食种下来，收回来，城里来的人，工人们或者什么，那个余粮征集队的队员，把它们拿走了，抢走了。后来列宁就说，这就是我要告诉你的真理。我们就要把这个粮食拿走，你不给我就强迫，你要反抗我就镇压。

陈平：当列宁以和平、土地、面包为号召进行了这个夺权的，夺取政权的一场起义，但是在很短的时间之内，这个和平没了，这个土地又变了，

主持人刘爽：一征粮，面包也没了。

陈平：面包更少了。我想知道，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当时是如何面对他自己的这么大差别的一个选择。因为他这时候已经不是一个在野的革命家了，对不对?或者是街头，他已经不是街头革命者了，他这时候已经是一个这么大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了。中国古代有一句话叫，君无戏言啊，他如何对待他自己的这个反差？这点我真不知道。

主持人刘爽：我倒是觉得，我跟陈平的问题是一样的，但是我可能我想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别无选择，如果说君子不君子的话，政治家可能很难用君子去衡量。



陈 平：不不不。

王康：陈平说这个问题其实还是要回到一个，要回答一个就是刚才说了列宁面对战时共产主义内战的，他的政策背后的，他的这种政策反差，在他的这种道德上的取向其实很重要。多年以来我们所得到的印象是，他是一个道德君子，道德非常高尚无私的人。应该说列宁确实是一个好丈夫，一个好儿子，一个好兄弟。他也从来没有滥杀他的高层的无辜，但是列宁的道德问题，我们现在看起来，他不是一般的人，他是一个执掌最高大权的人。他的道德的取向可以影响俄国，乃至世界的历史进程，确实如此。列宁的道德可以从他自己那句话来说，一切道德都必须为革命服务。列宁在道德上有一个先驱，那就是涅恰耶夫。涅恰耶夫是俄国的一个特殊的，一个道德的，一个楷模。长期反抗沙皇专制在彼得堡的要塞里面，他是最桀骜不驯的一个犯人。他写了一本小册子叫《革命者手册》。他的一生，他的理念，他的主张成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写魔鬼的题材。他是完全实行恐怖政策，连巴库林的恐怖分子都怕他，所有人在他面前发抖，他的名言就是：革命者没有个人财产，没有个人感情，甚至没有个人的性命。他们和这个世界上的一切的联系法律、道德、文化、艺术统统没有，对这个世界上的一切的所有的科学他们都没

有兴趣，他们只懂一种科学，那就是破坏。谁对这个世界如果还留恋，还对任何事务还有好感，他就不是革命者，必须制造仇恨，必须制造暴力，制造各种各样的骚动，然后来制造一个无所不摧的，强大的革命力量。甚至要跟警察在一起，要跟强盗在一起，他们才是真正的革命者。列宁多次重复过涅恰耶夫的话，就是一切道德都不能阻挡革命，为了革命，可以使用一切手段。



实行战时共产主义，列宁认为这是在实现马克思的梦想，只有这样布尔什维克政权才能赢得战争，并带领俄国继续迈向共产主义社会，可是面对农民们的哀号，和罢工者被枪毙的尸体，布尔什维克们是不是也曾经有过一丝犹豫呢？

王康：陀思妥耶夫斯基他预料到，他说二十世纪俄国的这些刽子手们，他们也许杀完人之后心情很轻松，两个眼睛还是清亮的，还可以很轻松地喝酒。后来索尔仁尼琴曾经说过，二十世纪俄国那些刽子手们，那些杀人犯们，他们完全可以越过尸体之后他们双手一点不颤抖，双手沾满鲜血不颤抖。因为他们有一种，先进的意识形态，

主持人刘爽：先进的意识形态？

王 康：先进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这种叫历史决定论，就决定了，这个为了历史的前进的合法性，总得要牺牲一部分人。

主持人刘爽：为了历史前进的合法性，五百万人死于饥荒。那么列宁……

王 康：不光五百万人，更多的人死掉。

主持人刘爽：列宁越过这些历史的障碍的时候，也没有任何心理上的自我谴责？

王康：刚才我提到，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专门有一章谈到这个问题。他们杀掉他们很多同胞之后他们心里边没有忏悔感，为什么？因为他们有一种新的，先进的，来自西方的意识形态。

主持人刘爽：新的，先进的来自西方的意识形态，使他们超越这些尸体？

陈平：我不认为是新的，先进的西方意识形态。反映到今天，就是恐怖主义。作为政治人物，很多行为到一定程度身不由己的。但是我对这个俄国十月革命后能走到那么一个残酷的状态，能够和这个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前，他们是占据了这个非常高的一个道德的，一个高地。这个问题我可以实话实说，他一批一批的革命者呢？他们所要推翻的和所要去战斗的对象，他们所批判的武器，一般都是说这些统治者的残暴，残暴，无耻等等。如果把这些革命者没有上台之前革命者的行为和被革命者的行为比较起来，那确确实实革命者是高尚的。那个被革命者呢？也确实是，显得是没有他们道德高尚。但是历史一次又一次地演绎着，这些革命者，一旦成为执政者，统治者，他们比他们当初的革命对象有过之而无不及。



主持人刘爽：把道德的感召力就放下了？

陈 平：不不，有过之无不及就是这个历史现象。我不是指哪，不是我十月革命，不是哪一个，就整个这个历史现象。



沙皇尼古拉二世一家的悲剧

1918年7月17日，沙皇尼古拉二世及其家人十一口，在叶卡捷琳堡的一间囚室内被苏维埃队员枪决。他们的遗骸被隐藏在叶卡捷琳堡的郊外一处沼泽地里，直到1991年才被世人发现。对于将俄国引向一战又在二月革命时和平退位的沙皇，这样的结局是一种宿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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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刘爽：尼古拉二世这一家全部被杀掉了，这个我实在是难以理解。因为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而言，这是失分的，不是得分的。列宁怎么会不理解这种事情呢？

王康：这个事情后来那个俄国人，为时已晚的，八十年之后，对尼古拉二世表达了一种迟来的一种哀悼。1998年，在那个乌拉尔州的叶卡捷琳堡，当年杀害尼古拉二世全家那个地方，修了一座教堂，叫耶稣基督鲜血大教堂，耶稣基督鲜血大教堂。1998年7月16号的第二天，7月17号，在彼得堡，彼得保罗大教堂，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弥撒会，专门来安葬尼古拉二世的全家。他，他的夫人，四个女儿，最小的一个儿子，阿列克谢，还有他的一个家庭医生，叫御医，一个男仆人，一个女仆人，还有一个厨子等等，11个人全部被枪杀了。

这11个人过了八十年，终于从叶卡捷琳堡，那个枯井里面，把他们的残骸挖出来，然后运到圣彼得堡。当时的俄罗斯，第一任总统叶利钦，他们夫妇，双双在那儿鞠躬，在世界媒体的注目下，可能咱们中国没有直播，鞠躬，而且叶利钦发表了一个简短的谈话。他说，我们今天是为俄国的历史上，这个毫无必要的，无耻的血腥的暴行忏悔，这是我们共同犯下的罪过。他说二十世纪，俄国是失去和谐的世纪；是血流成河的世纪；暴力和极权充满了这个世纪；这是我们共同忏悔的需要，是俄罗斯获得新生的道德上的需要。我们必须把历史真相，告诉年轻的一代，俄国必须通过宗教和政治的宽容和谅解，然后呢，找到一种新的道路。年轻的一代，才能在这个基础上，重新建立一个新的，一个幸福的，一个神圣的俄罗斯。当时在1918年的7月16号，枪杀这个尼古拉二世，当然也有一些紧迫的现实理由。当时那个乌拉尔州的苏维埃认为这个尼古拉全家在叶卡捷琳堡，作为整个乌尔州的这个反抗白匪的这种斗争。

陈 平：高尔察克。

王康：高尔察克，是不利的。他始终是他们的精神上的一个强大的象征。然后他打电报给莫斯科，给彼得堡。列宁当时是苏维埃人民委员会的主席，以这个职务身份，还有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斯维尔德洛夫，他们两个人签名，同意立即处死尼古拉二世全家。

主持人刘爽：全家，包括那些孩子？ 王 康：对对对。

主持人刘爽：那沙皇本人如果是个象征的话，就对那个白匪高尔察克。他那些孩子呢，那孩子能对历史进程起什么样的作用呢？最小的孩子是多大？

王 康：最小孩子14岁，完全没必要…… 主持人刘爽：完全没必要。

王康：尼古拉已经在二月革命就逊位了，和平逊位，交出所有的权力，而且放弃他沙皇的一切特权。本来苏联政府和英国政府达成协议，英国政府给苏联政府一笔钱，倒过来给他们一笔钱，然后而且还可能把马克思、恩格斯的一部分著作，原著，在大英博物馆里，马克思那些原著，那些是非常珍贵的，对共产党来说，无偿地交给苏联政府换取尼古拉二世，到英国永远地避难。结果没有实现，结果在1918年7月16号全家给处决了。后来英格丽•褒曼不是拍了一个电影吗？



主持人刘爽：大家有传说，这种传说可能更多的是美好的想往。

王 康：还有一个小公主……

主持人刘爽：说那小公主流落出去了，没有死。 王 康：总之是很血腥的，这个……

主持人刘爽：这个故事有可能成立吗？那个电影？ 王 康：我不知道。 主持人刘爽：不知道？ 王 康：但愿她…… 主持人刘爽：无法……

王 康：但愿有一个幸存者。

越来越多的科学证据在证明安娜公主的幸存，只是人们美好的一厢情愿。革命离不开暴力可就算暴力，站在公理和正义的旗 帜下，它也并不是无远弗届的。

王康：这种斩草除根的虐杀，后来直接地也被运用在布尔什维克领袖们自己的身上了。留京的两个儿子，托洛斯基的两个儿子，一个在俄国，一个在巴黎，先后被刺杀。加米涅夫的儿子，季诺维耶夫的两个儿子，还有谁的儿子？都被杀掉。这种东方的，这种专制主义，我特别要强调，它是一种普遍奴隶制。这种暴行一旦实施的话，它要殃及到很多的无辜者。中国也一样，连坐法。全家处斩，西方没有这个概念。



陈平：我还是说这个不明白，为什么在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面，是最具理想主义色彩的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面，而一次又一次地发生，这个真的是难以理解的残忍。我也没法理解那时候人为什么变得，对生命本身，他失去敬畏了。

王康：康德说，任何时候都不能把人作为工具，任何时候都必须把人作为目的。启蒙运动最伟大的这种成就，就是生命至高无上。但是这个东西，是西方的资产阶级的文明，无产阶级革命不要这些劳什子。

陈 平：不不不。

王 康：无产阶级革命声称自己是更高的一场革命。是拯救全人类。

陈 平：不。

王 康：他们不是伪君子。

陈 平：不，不对不对不对，那无产阶级革命，那可是强调更加强调这个。人的解放，人的尊严，人的生命的可贵，那两回事。

主持人刘爽：好像从目的上，就最终那个乌托邦的那个理想，终极那一点上，是要这样的，但是这个过程，是要那样的。

陈平：我啊，我也接触了很多中国的老革命。我从小就接触了很多。到目前为止，还经常在我脑海里面，一直在想的问题。我接触很多老革命，真的，每一个作为个人，你跟他接触起来，真的是，身上有很多美德。但是，一旦说这个被说是敌人，那种心狠手辣，真奇怪。这是为什么？

王 康：也许我受资产阶级人性论影响太深了，

陈 平：别别别，你别老挂一个什么名字，你别搞一个什么……

王 康：你就让我挂，你就让我挂下去。 陈 平：不，什么叫资产阶级人性论？

王 康：你就让我挂下去，也许我受资产阶级人性论（影响）太深了。

陈 平：你什么时候受到资产阶级影响了？

王康：如果当初列宁和斯维尔德洛夫在命令里面说，把尼古拉和他的夫人处死掉，他们对俄国人民犯有重大的罪过，把他们的孩子给保留下来，那么，这还勉强是可以理解的，这在历史上是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辩护，哪怕他是逊位了，但是他客观上他可能成为旗帜，成为一种威胁。但没有，把沙皇全家处死，在道德上面是绝对站不住的，在历史上同样也站不住的。（本集结束）



《苏维埃的兴亡》第五集《战时的苏维埃》

嘉宾：王康

喀琅施塔得水兵起义

喀琅施塔得水兵，曾是十月革命的重要力量，在两万六千水兵中有十分之一是布尔什维克党员。可是当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俄国推行到高峰时，这支由农民子弟组成的军队却发生了暴动。他们高喊着：“建立没有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苏维埃政权遭到了从内部发起的攻击。



主持人刘爽：有一些历史事实我们也要阐述到，比如说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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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兄弟，镇压起义。

王康：1921年的3月2号，这场起义后来被镇压持续将近二十天。这个时候这个过程当中刚好是联共在召开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还没有结束，几千代表当中就有两百多人直接赶往芬兰湾去参与镇压，托洛茨基是总指挥，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后来的，与斯大林职守的所谓的红色拿破仑战略军事家直接指挥军队，带了六万军队去苏联政府，给水兵们的答复是你们立即投降，水兵们拒绝投降,然后就，水兵又还逮捕了几个反抗起义的苏维埃的代表，和一些共产党员，这样就开始镇压，军事围剿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所有的两万六千名水兵，全部被镇压。一种说法是有几千名跑掉了，跑到芬兰那边去了，剩下来的全被打死。要么被俘虏，或者也被处死。喀琅施塔得水兵的爆发，强烈地震撼了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的新生政权。因为这些都是……



主持人刘爽：从内部发生的。

王康：内部发生的。虽然列宁说的是小资产阶级的，自发性小资产阶级的，西方的，那种煽动下所煽动的一场叛乱，但他心里很明白，这个是直接的是因为这种所谓的余粮征集制所造成的，那种农民对苏维埃政权不光是不满了，一下推翻了，要建立一个没有共产党人的苏维埃政权了。

主持人刘爽：我对你刚才说的，他心里很明白这句话。我很好奇，他心里很明白但是他还要这么做。

王康：后来列宁曾经说过他的《论粮食税》这篇文章里面曾经谈到，我说我们现在面临的情况比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那些匪帮们给我们带来的危机还要深重得多，而这个深重的原因，是我们的这种余粮征集制度。俄罗斯新生政权，面临着西方武装干涉的那种局面下，战时共产主义不得不实行。同时他也是列宁为首的新生政权的一种恶性的政策的施行的一个结果。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让整个俄国处于非常状态。这一政策保证了内战的胜利。然而战争结束后，这一非常政策不但没有结束，反而受到推崇。那些全情投入俄国革命的知识分子们，此时发出了不同的声音。曾预言过红色政权必胜的别尔嘉耶夫，因为不满文化极权主义，对俄罗斯传统文化的摧残，1922年被驱逐出境，从此再也没有返回过自己的祖国。



别尔嘉耶夫——只有一个地方不知道我，那就是我的祖国

主持人刘爽：知识分子在苏俄时期，在列宁的这几年的政治生涯当中，几乎成为这个苏维埃的对立面。不知道怎么形成这种局面？那就举个例子，就是别尔嘉耶夫。

王康：别尔嘉耶夫，布尔加科夫，梅列日科夫斯基，洛茨基，弗洛连斯基，弗兰克，我说的这些名字，都是俄国十九世纪伟大的文化精神复兴的一些代表人物。而且其中很多人都是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信奉马克思主义。他们后来在1922年9月被驱逐出苏联国境。那是一个很悲惨的，很有象征性的事件。《真理报》发表一篇文章叫做《第一次警告》。应该说算很有人性了。就是说俄国的社会里边，总有那些知识分子，他们不归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他们不服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不愿意在对这个新的这种权威新的一种真理的象征脱帽致敬。那么我们对他们，我们就要把他赶出去。赶出去之后，他们如果再回到俄罗斯土地上面来，又没有忏悔，没有认错的话，就地正法。别尔嘉耶夫是一个贵族出身的，他的祖辈曾经为捍卫俄国，曾经跟着亚历山大一世远征法国。所以是有功劳这么一个人。别尔嘉耶夫自己在基辅大学学自然科学，他实际上是欢迎十月革命的。他说十月革命在历史上，在社会上，在政治上，是一种进步的革命，他很早就预言了，它会来。但是，因为他是个哲学家，他觉得人最大的得救是人的自由和精神。而这个自由和精神，永远是个体的，绝不是集体化的，集体化的政治和历史运动只能服从于个体的自由和精神的这种解放。

主持人刘爽：这个别尔嘉耶夫有这么一句话，他说政治革命，要为精神革命和文化革命服务，而不是倒转过来。

王 康：对，他坚信这个。所以他认为这个在政治上和社会上是正确的，进步的这个十月革命，但在文化上和精神上是反动的。



主持人刘爽：这别尔嘉耶夫早先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后来他转变了他的这个角色，成为一个宗教人士，宗教学者。

王康：别尔嘉耶夫，就直接告诉捷尔任斯基说，我这个人是绝不会信仰马克思主义那些，我不会退回去了，我也不会在精神上服从你们。直接就告诉他，我不会后退。因为他本来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发现马克思主义对俄国来说是一个巨大的灾难。是一个摧毁性的力量。

陈 平：为什么？ 王 康：他不肯接受。 陈 平：他怎么……

王康：马克思主义是，希望的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时代。刚才说了嘛，他认为真正的个人的得救，是个体生命的精神和自由的解放。而任何一个群体，尤其包括无产阶级的，这种政治和社会，历史运动。肯定是反对个人的精神和自由的解放。

陈 平：马克思，在马克思原著里面说，这个人类的解放，是以每个人的解放为前提的。

王康：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是自由人的自愿联合体，是每个人自由的前提下怎么样，但是马克思同时也说了，只承认阶级斗争，不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阶级斗争肯定要采取一种暴力的行为来进行。

陈 平：为什么马克思会在他自己的思想体系当中产生这么大的矛盾。而这个……

王 康：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不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嘛，那是个分水岭。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是这样的。

陈 平：很多后面的悲剧，起源于，其中不能说全部，是源于马克思思想体系当中的不可调和的矛盾。

主持人刘爽：内在的悖论……

陈 平：对，根源可能是，所以很多马克思主义者都成了这个天使。

主持人刘爽：就是一面是天使，一面是魔鬼。

陈平：最后形成的还是悲剧。你说它是个宗教也好，它内在具有极大的矛盾。这个内在极大的矛盾两面性，也导致了共产主义运动的衰落。

主持人刘爽：就是说知识分子的话，还有一个人是不得不提及的，就是高尔基。高尔基有一个论著，

王 康：叫《不合时宜的思想》。

主持人刘爽：高尔基自己本身的命运也有过一波三折。

高尔基——绝不是御用文人

我们熟知高尔基，是因为《海燕》《母亲》《童年》。可我们很少知道高尔基只是个笔名。这个单词在俄语里的意思是“痛苦”。革命前高尔基用作品抨击了沙皇制度的黑暗，革命后他又用《不合时宜的思想》这本文集表达了他关于革命与文化的思考。他的命运就如同海燕一样，一会儿箭一般地直冲向乌云，一会儿翅膀碰着波浪。

王康：作为工人阶级的一个代表性的作家，他跟列宁，跟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们个人关系非常之深远。在价值上，在情感上，他是欢呼和拥护这场十月革命的。毫无疑问的。但是作为一个俄国的知识分子的高尔基，同样他的另外一种价值，和他的取向上，他又绝不赞成十月革命的暴力倾向。他10月28号就发表了那篇文章《不能沉默》。那个时候他就反对十月革命了。他和普列汉诺夫差不多。然后之后他在他的《新生活报》连篇累牍发表了几十篇文章，后来合成了《不合时宜的思想》。他完全是跟布尔什维克进行辩驳和进行抗争，进行批判。如果是换了另外一个作家和知识分子，那脑袋早就没了。那幸好他是高尔基。尽管这样如此，他1922年到1933年还在意大利待了十年呢。

主持人刘爽：就你不走，我们把你送走。

王康：而且列宁一直劝他走，列宁说，怎么老兄，你还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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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啊？当时确实是列宁再三地催他走，他就走了。他就待不下去了。列宁死后他才回到俄国来，他是1936年的6月18号去世的，他死在医院里面。

主持人刘爽：死得也很蹊跷。

王康：高尔基的死，列宁的死，托姆斯乔姆斯基的死，很多人的死，包括克鲁普斯卡娅的死，都有一层厚厚的阴云，一重迷障，他不会死这么巧。而且那刚好是在莫斯科审判前夕。如果他还在，老头子肯定是不会那么就沉默了。那斯大林就面临一个很强大的一个人物，一个障碍。除掉他是合乎斯大林的逻辑的。基洛夫死去之后，到高尔基死，这两年左右时间，实际上高尔基已经和斯大林没法共处了。斯大林给他莫大的名誉，专门给他，国家给他的别墅，给他服务的有三十几个仆人。他享有的这种权利是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享受不到的。但是尽管如此，高尔基还是不领情。在这点上我觉得高尔基在他那个时代，绝对不能说高尔基是个御用文人。高尔基也许有迷误的时候，也许有错判的时候，从高尔基的一生来看，十月革命前，他从底层走来，他觉得这个社会制度完全不能应该这样下去了，他的作品还是很了不起。高尔基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俄国几百年的底层这种民众。他们对真理，对正义，对未来的这种期盼和要求。这个还是而且十月革命之后，他这么高的地位，从列宁到斯大林对他尊敬有加，但是高尔基不领情，高尔基完全可以领情嘛。他可以获得所有俄国知识分子不可能想象的那种地位和尊荣啊！这点可以看高尔基这位高老兄个子也高，还是一只海燕。



工业革命后，人从迷茫到革命的转变

主持人刘爽：陈平，我刚才听你一句话，你说他（高尔基）也是参与者和推动者。

陈平：在相当一段路程上是同路者，所以，这股洪流也包含了他的贡献。这里面我为什么要提这问题，我不是说要去批判高尔基，这布尔什维克的革命也好，夺权也好，为什么会成功？

主持人刘爽：为什么会成功？

陈平：成功了以后，他为什么又能站得住脚？而站住脚的过程当中，他又做了那么多的不仁不义之事。他为什么站了七十多年？这为什么？我认为，这人类的文化发展，他在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当时十七、十八世纪，十八世纪的欧洲，当时从精神状态各方面是处在一个最好的状态。否则就不会有我们现在所能够看到的那么多好的艺术作品。包括你看到那么多好的交响乐，那么好的，包括圆舞曲等，都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就那个时候人们的心理的一个状态，是处在一个最和谐，什么叫和谐？外面表现于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环境的和谐，包括这里面表现他这种宽容，忍让，仁爱，这是一个时期。而这个时期都和这个时期的一个文化状态，文化状态和又和人们心理的状态又相联系的。那么到了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后半期以后，实际上面这个工业革命尤其是在工业化和这种市场化，它破坏掉了很多过去的平衡，破坏掉很多过去那种安宁，一种宁静，一种生活的状态。就像人那时候得了精神病一样的，那时候整个社会的文化，得了精神病。这些东西，除了文化形态，它就最后表现成为一个，一种社会，社会应该遵从的模式。我们现在给当时冠予了很多的名词，什么法国巴黎大革命，巴黎公社大革命，什么后来这个十月革命，这都是一些意识形态的描述。什么资产阶级式，那就归于资产阶级，对吧？但是，那时候就产生了那么一种尖锐的意识形态的对立。意识形态本身，宗教就是意识形态。信仰两个单词，都是从宗教里面出来的。那么在这么一种非常激烈的冲突和矛盾，这个就不仅是表现为好像所谓的阶级和阶级，所谓的这个实际上表现为人的内心。和他所处的这么一种生存状态，和文化产生了剧烈的冲突。这个表现为外在人就在一段时间走上了迷茫，这个迷茫演化成了，这种所谓一次又一次，极其残酷的革命运动。这个过程是人类重新寻找他的，新的平衡的一个时代。



意识形态之于社会，是一种恒常的存在，大多数人身处其

中，少数人玩弄于掌股之上。占有优势地位的意识形态常以“中立”的姿态呈现，而所有与其标准不同的意识形态，则被视为“极端”。柏拉图称其为“高贵谎言”，它的真容扑朔迷离。

陈平：我不赞成把这些灾难，这些罪过归结于某一个政党，某几个领袖身上。我说应该我们全民反思，如何用宗教的语言，使全民重新从心灵上，寻求一种新的救赎。今天我们在告别过去那个时代，它的那个时代人类到底怎么了？那是一个人类有史以来这一百五十年，人类战争的死亡人数，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多，非战争状态下面的，和平年代的，以所谓合法名义进行杀戮，进行最残忍的杀戮，最多的这一百五十年。

主持人刘爽：陈平，这里边有两个概念，老康，我想听听你的意见。一个是他花了四十八年，去寻找到的一个答案。老康，我相信你几十年也是在寻找答案。那么这是一个概念，就是你对他的朦胧的答案，你是怎么评价？还有一个概念，就是他说到全民忏悔，全民救赎。



王康：我现在不正面评价那个陈平的关于全民忏悔全民救赎的观点。我还是联系到俄国来说，就是我们这些灾难也好，教训也好，悲剧也好，有一定程度，是我们中国人自己负责。我认为结合我们二十世纪的各种教训经验，我觉得走俄国人路肯定走不下去，俄国人自己都垮掉了。俄国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那完全是毫无意义的话了。还是走人类共同的道路。俄国人的教训就是，他太自负地，太狂妄地把自己等同于人类。把自己的观念，自己的斗争，当成人类解放的斗争，没有人授权他呀？他自作多情啊。

陈 平：马克思也自作多情，是马克思提出来，要解放全人类。

王康：我们每个人的经验都是有限的，我们都是在相对真理的小河边待着，那个汪洋大海的绝对真理，我们只是其中的一个小支流而已。那种谦卑感，这种对自己的真正认识，才是人类高尚阶层所在；才是人类的希望所在。不是没有，你说如果列宁、斯大林从认识论上他们最大的谬误，就是把自己当成上帝。这种狂妄是各种因素滋养起来的，但是再多的因素它都叫狂妄。他给自己提出来一个永远达不到的目标。他把自己当成了那个无所不能的，十全十美的，绝对正确的，那个至高无上的存在。这是最大的认识论上面的谬误。

陈 平：那希特勒也是这样子。

王康：希特勒还有点区别，希特勒在最后，离开他这个城市时候，他这个灾难深重的德国的时候。曾经说过一些话，如果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不存在了，德国也没有必要在地球上存在。列宁、斯大林不这样，他们坚信人类绝对要走向他们所希望的那种共产主义，那种人间天堂。反正二十世纪的极权主义，不管是德国的，还是俄国的，这种领袖崇拜，这种滥施暴力，这种穷兵黩武，归根结底，如果我们排除人性，排除其它来说，他就是把自己当成了上帝。如果说有罪的话，这是最大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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