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商隐的无题诗

2022-03-29 10:47:23   文档大全网     [ 字体: ] [ 阅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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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商隐,无题诗
论李商隐的无题诗

无题诗到底表达了什么样的真实情感,描写的对象事物又是什么,都似是而非,莫衷一是。

本文也欲围绕李商隐无题诗研究,就以下的问题,谈谈自己的一些观感和浅见。

一、无题诗的范围

依照冯浩《笺注李义山诗集》的分类,“无题诗”计有:五古二、七古一、五律二、七律七、七绝五,共17篇。但是“幽人不倦赏”一首,冯浩《笺注》作“失题”,旧本则都连在“八岁偷照镜”之后,题作《无题二首》;《唐音戊签》分入五古中,亦题作《无题》,所以如依旧说,将“幽人不倦赏”一首划入,共得18篇。但汤翼海先生在其文中指出:

无题诗见于通行之玉生诗集以无题为题者十七首。然纪昀谓“幽人不倦赏”五律乃与无题诗相连失去本题误合为一者。可信无疑。又“白道萦回入暮霞”,一曰《阳城》,既别有题,当非无题矣。故均不为考释。又李义山诗集辑评卷上有“蝶三首”,“长眉画了绣帘开”及“寿阳公主嫁时妆”七律两章均归附于此题之下。纪昀谓此二章乃冶游之词,误入于此。冯浩编为无题二首。此二章诚如纪昀所言,盖冶游之词,非写蝶也。拙见以为此二诗编于“含情春晚”无题诗前后,差近之矣。此类诗谓之失题则可,谓之无题则不可矣。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即“摘首二字为题或以篇内二字为题、题目本身无意义或与诗意了不相涉者”亦为无题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李义山诗集三卷》条下言称:

无题之中,有确有寄托者,“来是空言去绝踪”之类是也;有戏为艳体者,“近知名阿候”之类是也。有实属狎邪者,“昨夜星辰昨夜风”之类是也。有失去本题者,“万里风波一叶舟”之类是也。有与无题相连,误合为一者,“幽人不倦赏”之类是也。其摘首二字为题如《碧城》、《锦瑟》诸篇,亦同此例。一概以美人香草解之,殊乖本旨云云。(纪昀《三家诗评》与此字句近似,而意旨全同。) 纪昀的看法,至少能代表一部分学者的看法。相连误合为一者,汤翼海先生已有所澄清,那么摘首二字或以篇内二字为题呢?我以为这类诗和无题诗还是有区别的。王国维《人间词话》卷上:“诗之三百篇十九首,词之五代北宋,皆无题也。非无题也,诗词中意不能以题尽之也。诗有题而诗亡;词有题而词亡。然中材之士,每能知此而自振拔者矣。”李商隐有意创制无题诗格,自是“诗词之意不能以题尽之”,既然不能找到一个合适的题目来概括诗旨,那就“无题”好了。而以诗中二字为题,则有欲说还休之意,几近一语道破。否则,为何李商隐不作统一处理,将此类诗全部以“无题”命名,或是以诗中二字为题?何必多此一举?当然,这只是我的个人拙见,还请方家批评指正。


纵观李商隐全部诗作,十五篇的数目只在六百多首诗中占0.33%强。但就是这十几篇无题诗,也成为各派学者研究争论的热点问题。 二、无题诗的研究方法

学者张尔田在《李义山诗辨正》中的观点:“‘近知名阿候’一首,必有本事,非戏作艳诗也。至‘万里风波’篇,则确系无题,不得谓本有题而失之。其摘诗中二字为题者,只有寄托、本事二种,细玩全集自见。”尽管张尔田认为无题诗俱有本事、寄托,但终不能面面俱到,自圆其说,他也有找不出寄托所在的时候,其时只得语焉不详。他一方面批评纪昀“纪氏于玉一派本未深考,且其妄下注释矣”,另一方面他自己却不能对寄托或本事自圆其说,难以让人信服。

张尔田长于史学,“其年谱部分,应有而有,弗蔓弗枝,诚不愧谱之正宗。史文每条下钩稽条贯,曲达旁通,唐集人事之讨究,自今已前,无有若是之详尽。”张氏在史学方面才干非凡,确实令人瞩目。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史事史料的搜寻比附,是否能完全深入地剖析作品的内涵,直达作者的本意?

黄宗羲较早注意到诗与史的关系:“今之称杜诗者以为诗史,亦信然矣。然注杜诗者,但见以史证诗,未闻以诗证史之阙。虽曰诗史,史固无藉乎诗也。”(黄宗羲:《南雷文定•前集》卷一)但有意识地将诗文作为史料来研究历史,当推陈寅恪先生为首创。陈寅恪认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陈垣〈敦煌劫余录〉序》)陈寅恪以诗证史或诗史互证的方法主要集中在其所著《元白诗笺证稿》和《柳如是别传》中,其原则是:一是甄别资料,博考而慎取;二是用诗证史,必须辨别“古典”和“今典”;三是诗文证史不仅以诗文为史料,而且诗史互证,方能融会贯通。

卞孝萱先生在《邓之诚与〈清试纪事初编〉》一文中总结了学术上以诗证史的传统,卞先生认为“以诗证史,实有两派:一派为黄宗羲――邓之诚,采用纪事形;一派为钱谦益――陈寅恪,主要采用笺释形式(如《钱注杜诗》、《元白诗笺证稿》、《钱柳因缘诗释证》)。”8 刘师培也提出,“《全唐诗》中所载感时伤世之诗,均可与史书互证。”(《读全唐诗发微》)

我以为以史证诗()和以诗()证史是两种可以互相结合、互通有无的研究法,并不是绝对排斥的,但以诗()证史时,尤其需要注意陈寅恪先生所指出的几点原则。王静安先生亦云:“……三百年来治之者近十家,盖未尝不以论世为逆志之具;然唐自大中以后,史失其官,武宗实录亦亡于五季。故新旧二书于会昌后事,动多疏舛。后世注玉诗者,仅求之于二书,宜其于玉之志,多所格

也。”(《观堂集林》卷23玉生诗年谱序)那么,如果研究者能够避免各位方家指出的片面偏颇之处,研究自然会有心得和成果。当然,亦有学者对“以诗证史”的方法不以为然,认为不足取。9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李商隐研究的方法和视角逐渐多元化,除了已有的研究方法,不少学者尝试使用西方文艺学、美学、心理学、符号学、结构学、语境学等不同方法,对无题诗的构思、结构、意象、境界、艺术风格/特色以及无题诗的成因等进行探讨,一时间热闹非常。这种局面势必在日后的研究中持续下去,促成新的研究成果问世。 三、结语

囿于篇幅,本文只是选取了李商隐无题诗研究中的两个并非热点的问题,简单谈了谈自己的愚见。关于无题诗,其实还是有大量可供研究的问题值得我们去探讨的。

李商隐所作的无题诗虽然数目不算太大,但是李商隐之前基本上没有无题诗,李商隐之后,也没有一位诗人在无题诗上压过他。总而言之,李商隐是无题诗的鼻祖,也是倾注心力创作无题诗的诗人。

无题诗中,大多是哀怨感伤的作品,呈现浓厚的缺月残花的情调,钱谦益在《注李义山诗集序》《有学集》卷十五称: “义山《无题》诸什, 春女读之而哀, 秋士读之而悲。”虽然“无一言经国,无纤意奖善”(李浩《释怪》评义山诗),但是诚如纪昀所谓的“无题诸诗,大抵祖述美人香草之遣,以曲传不遇之感,故情真调苦,足以感人。”(《诗评》评“何处哀筝随急管”一诗后)。香艳而不轻薄,清丽而不浮浅(刘大杰),仍然不失为名家的文学佳作,而孙德谦所说的“义山之诗韬华耀采,促弦锦瑟,自写其玄愁;香烛哀筝,非关于附物。”(序张尔田《会笺》)也不算是言过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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