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沈从文 解读《边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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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沈从文 解读《边城》

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苗族作家，湖南凤凰县人，原名沈兵焕，笔名懋琳、上官碧、小兵、甲辰等。1902年出生，祖父为军籍，曾任云南昭通镇守使和云贵总督。祖母为苗族，母亲是贡生的女儿。这位血管里流淌着苗族血液的苗家后裔，从小就在这名门望族的特殊环境下生活。6岁开始进入私塾习文。他习性于亲近社会和大自然，从社会这本大书里吸收营养，从大自然中吸取灵气，培育他幼小心灵的物象灵感。然而沈从文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社会重大变革的时期：八国联军的疯狂入侵、辛亥革命的惨遭失败、清王朝的土崩瓦解、消烟四起的军阀奋战、中国各势力利益的重新分配等等，都给原本就动荡不定的沈家予沉重的打击，迫使14岁的沈从文离家从戎，开始了长达6年之久的流浪土兵生活。其间踏遍了湘、鄂、渝、黔及沅水流域的广大地区，广泛接触生活在社会最低层的不同角色，为后来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故此，沈从文的孙女沈红在《湿湿的想念》一文中这样写道：“七十年前爷爷沿着一条沅江水走出山外，走进那所无法毕业的人生学校，读那本未必都能看懂的大书。后来因为肚子的困窘和头脑的困惑，他也写了许多本未必都能看得懂的小书大书，里面有许多很美的文字和用文字作的很美的画卷，这些文字与画托举的永远是一个沅水边形成的理想或梦想。”1922年，“五·四”运动的余波传进了湘西，他有幸读到进步书刊。沈从文从现实的景况中审视，把目光投向湘西大山外的世界，于是北上来到北平。他边学习边写作，1924年开始发表作品。尔后又辗转于中国公学、武汉大学、西南联大、北京大学等校任教，曾编过《大公报》、《益世报》、《平明日报》、《红与黑》等报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先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从事丝绸、古代服饰和物质文明研究。1978年转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

沈从文是一位多产作家，先后出版过70多本小说散文集子，他还创作出数量可观的诗作和文艺评论，总计在几百万字以上。从总体来看，他的创作可分为三个时期：1924～1927年是沈从文创作的启蒙时期。这一时期主要是以下层的农民、水手、士兵为创作对象，基本上是生活的原版复制。表现在人物的性格不尽特殊，个体印象不浓，情节的安排及故事的处理有欠妥之处。但毕竟为多少年来文坛上以都市为主要题材的刊物增添新鲜的内容，多见于《船上岸上》、《哨兵》、《猎野猪的人》、《连长》等作品之中。这是沈从文创作思想的形成。1928～1930年是沈从文的创作进一步走向成熟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创作已经脱胎于原始物象的平铺描素，布局谋篇及语言材料的运用技能均有较大的提高，从人物的描述到人物性格的塑造，都趋于成熟和丰满。如《萧萧》、《龙朱》、《阿金》等都较为深刻地刻划人物不同时态下的内心世界，在读者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1931～1949年是沈从文创作的成熟时期。在这一时期里，作者的思想已经成熟，用多种不同的视角和赋予哲理性的慧眼观察人世间的事物，并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在剖析社会，探索人生，展示民族生活习俗方面都显示自己独到的艺术魅力。一些颇有份量的作品都是这一时期产生的。如《边城》、《长河》、《过岭者》等都是脍炙人口的佳作。

沈从文在创作思想上，主要是注重湘西地域性的古朴民风、淡淡的乡情，突出一种原始典雅的人性美。他极力探索下民的风雨人生，揭示人生规律。他的着笔点在渡口、码头、石板街、店铺、石拱桥、山间人家、水上船民。这一切都是在他逃学与从军的特殊学习方式中习得的。

读沈从文的作品既有山风扑面、爽心润肺之感，又觉有水性柔美、滴水穿石的钢强之情。春季山风可是他的风度，水的品格与性情是他的处世之道；看得出温柔中的倔强与倔强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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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柔紧密地结合。当一个多灾多难的国家深受残蚀的时候，他用一种自然美去点化它，以唤起千百万民众为美好生活而奋斗。他同样用这一手法，呼唤一个愚昧民族心灵上的觉醒。在他那一串串的字符中，看不到刀光剑影，更嗅不到战火消烟，然而在平静的水面下涌动着浊流，在盛开的玫瑰花中带有尖尖的刺角。读者可感热情洋溢之中的忧虑，幽默后面的隐痛，微笑之间的悲凉。正如金介甫说：“沈从文的乡愁就像辰河一样静静地流在中国的大地，流动在他和他的民族记忆中的是一条染红的河流，是一腔斩不断的乡愁，是一种古老情绪的振颤，”是民族使命感与责任感的体现。

湘西的山还是那山，湘西的水还是那水，昔日沈从文笔下的人物风画，已经被独特的吊脚楼和人物新传所取代，秀美的山川河流装载着一个伟大民族的历史从远古走来，向着希望的明天奔去。

《边城》是中外读者交口称赞的精美的艺术品之一，是沈从文小说的代表作。作品主要是以30年代湘西的社会为背景，以湘、渝、黔边交界的茶洞渡口为描述对象，以老船公和外孙女的生活经历为载体，把湘西朴实的民风及独特环境中那种人性美表现得淋漓尽致。在一条清澈见底的茶洞河畔的渡口中，住着一个年过花甲的老船公和他的外孙女。他们任风吹雨打，长年累月摆渡，护送日月星辰，过着山里人宁静的生活。随着岁月的流逝，外孙女翠翠慢慢长大了。奔波于湘、黔、渝做生意的船总顺顺的两个儿子大佬天保和二佬傩送，在翠翠爷孙俩护渡中，兄弟俩不约而同地爱上了翠翠，而翠翠的心里只有傩送。爷爷不知外孙女的心思，二佬的双亲也猜不透年轻人的心，按照苗家人的礼节，把翠翠“放话”给大佬天保，为二佬傩送也物色一个富家的千金，并有碾房作陪嫁。但傩送宁愿要渡船也不要碾房。在河边游水长大的天保怀着重重心思竟然在一次乘船外出中溺水身亡，傩送悲痛不已，外出未归。老船公在一次山洪中谢世，在乡亲们的帮助下埋葬了老船公。翠翠依然在渡口的船中静静地等待着傩送的归来。

《边城》中人物的塑造是以湘西30年代那真挚、朴实的山民为原形而设计出来的。作品的主人翁翠翠是一位美丽、聪明、大方的苗家姑娘。她能歌善舞，过着无忧无虑的清平生活，只有当爱情的潮水凶涌而来时，自己才觉得彷徨不安，这恰恰构成一幅苗家姑娘从少年走向成熟的人生画卷。老船夫是一个为人厚道善良、勤劳朴实、待人诚实、勤勤恳恳、乐于助人又富于敬业精神的苗家阿公。他以苗家老人特有心境来关心下一辈。在翠翠的终身大事上虽然操心，但还是由“翠翠自己做主”，塑造了一个开明、自主的老人形象，说明苗家人千百年来婚姻的自由。至于后来发生的一切都是爱情生活中荡起的涟漪，更能增添故事的曲折性和趣味性。天保、傩送兄弟俩的勇敢、剽悍、诚恳，富有进取精神，撑船下海，肩挑背驮，样样在行，那典型的苗家后生形象浮现在眼前。当地有权有势的富户船总顺顺，出船下海也是一马当先，与伙计也如亲戚朋友之一般。就连奸诈的商人屠户，当老船夫站在摊前时，也要有意给他多砍点或赠送一刀肉。沈从文笔下完完全全是一副老少无欺、理想化的人间天堂。这种山美、水美、人性美融为一炉的写作手法不是该篇独创，在他不少作品中亦有。从而证实他自己说的：“用一枝笔来好好保留最后一个浪漫派在20世纪生命取予的形式”，达到自己理想化的艺术境界。

小说是用情节来推动故事发展的。《边城》中的故事情节具有独到之处，人物的命运完全是依照苗乡的生活规律而铺张安排，尽量捕捉自然界与社会中永远留在记忆中的生活物象，像绘制珍珠图景那样拼凑粘合起来，一层层地深入，一层层地向纵深发展，以小见大，以虚见实。在处理人物命运时玩了高档手法。如人物春风得意时，却尽情掩盖那种喜悦心情，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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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大起大落的分寸与尺度，不让其达到癫狂的程度，可谓喜中不尽喜；而命运操在险滩激流中时，作者尽量避开悲剧的正面冲突，借用次要人物的闲谈而道出来，减少悲剧的凄凉程度，可谓悲中不见悲，减缓人们心里承受的坡度，达到一种特殊的艺术效果。

浓郁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是《边城》的亮点。作者把人物揉进一个浓厚的风俗环境中，利用风俗来铺摆故事情节，活灵活现地展示湘西原始古朴的民族风俗。如清澈见底随手可摸的小河，千百年来挂在河边的苗家吊脚楼，穿着节日盛装，男女老少立于河边，人山人海观看一年一度端午龙舟赛，河边水车、碾房、渡口，悠悠的月夜中传来男女青年夜伴歌声……令人神往，引起无限遐思。另一方面，《边城》的成功与语言的巧妙运用是分不开的。其基本语言是湘西方言。作品中尽量选用湘西精炼、朴实的语言，避开那些苦涩难懂、深奥费神的次方言土语，采用俗语和接近生活的口语，就是比喻也是山民们经常看得见摸得着的事物，深入浅出，浅显易懂。在语言的表达方面，做到新奇、状物、传神，让读者感到犹如一阵山风，清凉宜人。因此凌宇先生在编《沈从文小说选》第二集中这样评述：“所以这一切，作者企望用下层民众中保留的健康、纯朴、充满活力的道德原素来救治虚伪、怯懦、自私的民族老化症。……他看到了历史演变的无情规律，眷念着乡村社会朴素的人情美，但总是不断地遭受现代‘文明’的洗刷和吞蚀。”从而达到他自己所说的“我的过去痛苦的挣扎，受压抑无可安排的乡下人对于爱情的憧憬，在这个故事上，方得到排泄与弥补。”

作者极力地渲染人物的人性美，失去了阶级性及人原本的丑恶的一面，这只不过是作者的一厢情愿罢了。但这丝毫不减作品的艺术魅力，它不愧是苗族现代文学史上的一部优秀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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