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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性贫困理论的嵌入对教育扶贫制度的影响
作者：王雪梅
来源：《西部论丛》2018年第06期
摘 要：党的十八大高度重视扶贫开发工作，并将“教育扶贫”确立为五大精准扶贫工程的重要途径之一。本文以结构性贫困理论为基点，发现结构性贫困理论的嵌入会对教育扶贫制度的设计、配置方案、经费使用等一系列问题产生重大影响。 关键词：结构性贫困；教育扶贫；制度设计；配置方案；经费 1结构性贫困理论概述
“结构一般是指组成一个整体的各个因素之间稳定的相互联系。”1哲学上的结构主义认为：“结构是一个由种种转换规律组成的体系，具有整体性、转换性和自身调整性等特征”2。在教育扶贫制度的研究中，绝大多数的学者均将因结构性因素导致的贫困称为结构性贫困。这里的结构性因素有家庭内部的，也有家庭以外的，因贫困户整体上处于社会结构的底层，故贫困家庭的孩子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已经缺失了经济、社会、机会、教育、技能等多方面的平等的初始竞争条件，因此在参与竞争之前就已经陷入了贫困的结构性陷阱。进入竞争环节之后，包括软硬件设施在内的竞争环境相当与否、竞争规则公平与否则是影响竞争过程和结果的又一重要因素。基于对结构性贫困理论的认识的不断加深，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曾将学校教育视为阶级和文化再生产的工具，他指出，在学校中，教育资源的不合理配置，教学模式和教育内容的不合理设置不利于贫困学生的成长。3中国社科院助理研究员孟照海认为，从社会结构的视角来看，不管穷人能力如何，社会制度和结构的不完备、不合理总是阻碍他们获得成功的负面因素。4
2结构性贫困理论对受教者的限制
在结构性贫困理论视阈下，贫困地区的受教者会受到以下限制：
2.1家庭内的结构性因素。在农村，贫困户大多从事的是低水平的农业生产或劳动密集型的打工经济，是一种维持而并非发展的状态，因此大部分贫困户基本处于温饱有余而剩余不足的境地，这便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他们无法为子女提供较好的教育支持。其次，贫困户自身文化水平较低，且需要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生计，因此很难对子女的学习进行足够的指导，尤其是在孩子由爷爷奶奶照看的状况下，这种处境更加使得贫困孩童，尤其是留守儿童在学习的过程中出现自我效能感不足的问题。最后，由于受家庭经济状况的影响，大部分贫困家庭的子女都有通过打工来为家庭减负的想法，这也有可能导致他们无法专注于学习的精细化发展和综合能力的提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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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家庭外的结构性因素。该种因素主要指教育资源的配置结构、教学模式、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对受教育者的限制。就教育资源的配置而言，贫困学生就读的学校通常面临教育经费不足、软硬件设施不完备、师资力量薄弱、学校管理落后等问题。就教育模式而言，贫困学生所在的学校很少有充分利用互联网+背景下的优质教学资源来弥补贫困学生的短板和提升贫困学生综合素质的典范。就教学内容而言，贫困学生所在的学校只注重一些基础学科的普及，对于语文、数学、英语等纳入教育部考核范围内的课程，会有相应的老师重点讲授，对于音乐、体育、美术、信技、舞蹈、综合实践等利于提升贫困学生整体能力的课程，他们一般都比较轻视。就教学方法而言，许多老师乐忠于采用重复式的机械训练方式来开展教学活动，其结果只能加剧贫困学生的不利处境。
3结构性贫困理论的嵌入对教育扶贫制度的影响
基于结构性贫困理论和结构性贫困视阈下贫困地区的受教育者的受教育受限情况的启示，笔者认为结构性理论的嵌入将会对教育扶贫制度产生如下影响：
3.1在教育扶贫制度的设计上，国家、政府或教育主管部门不能局限于仅为学生提供“好的学校”、“好的项目”，不能局限于仅为贫困农民提供好的就业指导和培训，而是要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制度的合理设置和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使他们能够同其他社会主体具有同样的资源获取机会和能力。对于已然存在的初始结构性贫困因素，国家、政府或教育主管部门要通过一系列的倾斜性资助和发展、创新政策予以弥补。对于不同地区、不同学校的教学模式、教学理念、教学内容、教学方式的确定，教育部可以在宏观上制定总体的指导方针，各省、各市人民政府主管部门可以在教育部规定的原则范围内根据本辖区的具体情况制定中观指导意见和方案，各县、各区人民政府可以在宏观指导文件和中观指导文件的指导下，根据本地区的具体情况制定微观的、具体的执行、监督、保障措施。
3.2在教育扶贫制度配套方案的设置中，国家、政府或教育主管部门必须充分考虑贫困学生家庭内部的结构性贫困因素和其家庭面临的人力资本投资风险因素对于贫困学生和贫困农民在学校教育、人力资本投资等方面的影响，要通过建立对贫困学生家庭的补偿机制、完善对贫困学生的资助体系和对贫困家庭子女的就业倾斜保护政策及促进农民增收的产业扶贫、旅游工程扶贫、电商扶贫、光伏扶贫、资产收益扶贫、农村小水电扶贫以及针对农民的职业技能培训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从而有机配合和推进教育扶贫工程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在教育扶贫经费的使用上，国家、政府或教育主管部门不能固守“专款专用”的信条，应该注重学校、企业、社会，产业的整体变革，允许部分学校将扶贫经费运用于促进教师专业水平的提高、校内软硬件教学设施的配置、教学规模的重整、教学结构的优化上。在教育扶贫资金的监管上，国家、政府或教育主管部门就不能恪守以前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粗放式监管方式，而应通过标本兼治的整体布局，构建长远的监管机制。 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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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李鹏程：《当代西方文化研究新词典》，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53～154页。 2瑞士皮亚杰：《结构主义》倪连生，王琳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3页。 3邢成举：“结构性贫困对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及其破解—基于豫西元村的研究”载《中州学刊》，2017年第7期。
4孟照海：“教育扶贫政策的理论依据及实现条件——国际经验与本土思考”，载《教育研究》，2016年第11期.总第442期第3页。
作者简介：王雪梅（1992- ），女，甘肃天水人，甘肃政法学院民商经济法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民商法学。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xz.cn/9990845c250c844769eae009581b6bd97e19bcd4.html
2023-05-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