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币制改革于1937年抗战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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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币制改革于1937年抗战的影响

张君健

1935年币制改革，其主要举措是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颁布的《法币政策实施法》及《兑换法币办法》，并开始在全国实行法币改革。1935年，财政部决定设立专门委员会，办理法币发行收换及保管准备金事宜，国内一切公私收付款项，概以法币为限，禁止白银流通。财政部还规定由中央、中国、交通3家银行无限制购售外汇。此次币制改革办法出台前夕，时任财政部长孔祥熙在上海召集金融界领袖会谈两小时，旋即公布改革方案。当日，上海市面投机活跃，物价狂涨。上海钱业公会特召集紧急执委会议论补救办法，决定所有现金银缴存中央银行，并发行纸币。

而1937年抗战，其实是1937年统一了民族抗日战线,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一个是经济制度的改革，一个是政治上的合作，两者看似没有任何关系，实际有着深远的影响。

一、法币改革成功地使物价回升，为抗战做了较充分的物质准备

1935年法制改革以前，中国实行银本位制度，这项制度使中国经济经常受世界市场银价涨落的影响，从而造成频繁的波动。1929-2933年，世界资本主义遭到了空前的危机，为了对付空前的经济危机，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南方银矿主的压力下实行了“白银政策”。

白银大量外流使内地白银加速流向上海,造成内地金融市场恐慌,银行、钱庄纷纷倒闭。以南京为例, 1931 年钱庄最多时达到68家,以后不断破产倒闭,到1934年仅剩下29 家了,并且已达到了“有亏无盈,往来款项更少”的悲惨地步。1935 年,全国银行倒闭20 家,其中上海12家。这就引发了全国性的金融危机,严重地阻碍了对外贸易的发展。法币实施后,废除银本位制,将全国5亿盎司白银全部收归国有,既不准买卖,也不许流通,使法币完全与现银脱钩,法币改革割断了中国货币与白银的直接联系。从此,中国货币制度得以稳定,不再受世界银价涨落的影响。如美国于1935年12月停止在伦敦收购白银,仅一周银价就下降了10%i。但因为中国币制改革后的法币与世界银价完全脱钩,没有引起金融市场的波动,而国民政府又将5亿盎司白银分批卖给美国,共换回两亿五千多万美元,加上出售白银所得,使中国的通货储备于1937年中期达到相当于三亿七千九百万美元的巨数ii 。据1936年1月发行准备委员会检查中央、中国、交通三行发行准备情况得出结论:三行均有十足准备,其中现金准备占收发总额的比例均超过60%iii 。充足的准备金稳定了人心,稳住了起伏不定的金融市场,解除了金融恐慌。

中国虽然实行银本位制度，但是中国不是世界主要产银国家，银矿资源贫乏，白银产量有限，大量的白银外流必然造成通货紧缩，其在经济方面的直接恶果就是生产成本加大，工厂亏本，纷纷停工减产，甚至关闭破产。据美国《花旗银行月报>>1935年1月号报道：19讲年，减产的行业如下：纺织工业25％，制帽业30％，丝厂80％，染料业40％，印刷、电气用具业45％，铁、玻璃业50％，橡胶业35％。1934年，上海倒闭、破产工厂70家，被改组的291家；1935年上半年倒闭、破产工厂35家，改


组的i13家。工厂倒闭，停工减产造成大批工人失业，阶级矛盾激化，社会危机加深。法币改革的成功增加了货币流通量，促使物价逐渐回升。1935年11月初，中央、中国、交通和中国农民四所银行共发行钞票仅为459 308 123万元，到1937年6月底，发行数增加到1 407 202 334万元，后者比前者增加了2．1倍iv。“因为货币流通量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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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全国各地的物价，从1935年11月份开始回升”。如上海1936年物价回升了12．6％，天津回升了15．8％，广州回升了24．6％1。物价的适度回升，缓和了国内通货紧缩的现象，使商业和生产变得有利可图，因而刺激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商业的繁荣，“出现了以购买力迅速增加为标志的内地的复兴”现象。1936年秋冬两季，商品销售有了很大的增加，全国农工生产得到明显的恢复和发展。据刘大钧《国民所得》一书估计：中国国民生产值，1934年为213亿元，1935年为237亿元，而币制改革后1936年为259亿元，明显超过前两年vi。。法币改革的成功实施，促使了中国国内农业、工业、商业的发展，直接为抗战做好了物质准备。

二、法币改革的成功鼓励了国内储蓄的增加，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并使侨汇、外资回流，增强了抗战前期的国力，支持了大后方的战时财政，为长期抗战起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法币政策的实施确定了法币的对外汇率，方便了国内资本参与国际市场的流动与竞争，有利于国际收支的平衡。法币稳定的对外汇率避免了银本位制下以白银偿还外债时，由于世界银价的波动所带来的损失；而法币稳定的对外汇率也吸引了海外侨汇的增长，增加了国家的外汇收入。同时，法币稳定的对外汇率还避免了过去由于银元币值不稳而带来的贸易风险，刺激了对外贸易进一步发展。vii

法币改革的成功，使法币币值和外汇汇率得以稳定，这也有利于鼓励国内储蓄的增加。如1936年存款总数从币制改革前的27亿元增加到35亿元vi。如如浙江实业银行，战前1936年的定、活期存款分别为11 600 134元和26 026 701元，1938年该两项存款数额分别上升到12 538 303元和32 505 630元viii。银行存款的增加，有利于增加对企业的投资和放款，支持了国民政府战时财政军费的开支，这对抗战的支持作用是不能抹杀的。

币制改革使国民政府可以通过强制推行法币这一手段总揽货币的发行与回笼，从而可以使国家能在抗战中最大幅度地掌握和调度资金，最大可能地掌握现金和集中白银等贵重金属，以作为在国际市场上购买军火物资的经费之用。由于币制改革后实行的是法币集中发行和管理，由中央、中国、交通和中国农民四大银行发行。法币政策实施后，由于这四大银行都是国家银行，国家掌握了其全部或大部分资本，其对经济的垄断实际上是代表国家对经济的垄断，是国民政府通过这四大银行将国家资本渗透到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和领域，从而加强了国民政府对经济的统制能力，有利于中国国民政府经济由和平型经济向战时经济的调整和转变．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经济基础。vii

三、、法币改革的成功打破了日本侵略者的经济侵略计划，在金融方面给予了日本略者以沉重打击


操纵中国的金融市场是日本经济侵华的一个重要表现。1932年，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吞并了东三省官银号等四大金融机构及热河兴业银行，成为伪满中央银行，发行满币。1935年后，日本帝国主义又实行满元与日元等值，把满币纳入“日圆集团”。在币制改革前，日本帝国主义是千方百计地阻止国民政府币制改革的实行，想搞垮中国经济，因为“一个虚弱的中国”对日本是有利的，同时又通过官方、非官方的渠道向国民政府表示即使要改革，也必须是在日本领导下进行，与满币一起加入“日圆集团”。为了干扰和破坏中国的币制改革，日本方面用尽各种手段，不断地制造麻烦。他们一方面继续大规模走私白银，鼓动日商在华银行带头拒绝兑换白银。另一方面阻挠华北地区中外银行的存银南运，阴谋策动华北地区的“币制独立”运动。1935年11月的币制改革是在英国政府的帮助下，在没有与日本政府发生货币联系的基础上突然宣布实施的，这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政策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日本外务省立即表示“中国实行币改殊蔑视日本之立场，故亦不能承诺ix”，“日本为了维持东亚‘和平’，将断然排击之，虽诉诸武力，亦必阻止其实现”ix。1938年7月12日，日本五相会议在关于所谓对中国的谋略中指出：“设法造成法币的崩溃，取得中国的在外国资金，由此在财政上使中国现中央政府自行消灭。x”妄图破坏国民政府的币制改革。由此可见，法币对日本经济侵略起到了较好的抵制作用。vii

由此观之，1935年币制改革，不仅是中国经济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还间接地导致了1937年国共抗日联合统一战线的形成，故无1935年币改，则无1937年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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