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转向与地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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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转向与地理学

唐晓峰

近几十年来，在西方（主要是英语国家）人文社会科学中出现了对文化研究的热潮，被称为“文化转向”，有评论说，这一发展可看作“二战”以来的一次极为深刻的社会观与政治观的变化。多种社会学科均将“文化”置于研究的焦点，在有关社会正义、归属、认同、价值等问题的研究中，创出一派新局面。在文化转向的社会科学潮流中，人文地理学者亦十分活跃，而文化地理学更因时而动，成为最具时代精神的地理学分支之一。

英国地理学家约翰斯顿，在其有名的当代地理学评述著作《地理学与地理学家》第五版中，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人文地理学发展正名为“文化转向”，明确列为一章。新近出版的由西方文化地理学骁将邓肯等人主编的《文化地理学读本》（A Companion to Cultural Geography，2004）中，拿出两章，专门研讨“文化转向”。西方人文地理学中的文化转向以西方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后现代思潮为理论基础，以所谓“新文化地理学”的崛起为主要代表。一般认为，英国地理学家杰克逊（Jackson）与考斯格罗夫（Cosgrove）首发新文化地理学的先声，提出要注重文化的内部运作、符号生产与价值内涵，进而基于这些内容来考察空间构成、空间秩序、空间竞争。“文化转向”令本来就相当人文化的西方地理学，向社会人文渊薮中又深入了一层。

由于社会人文的繁盛滋生，社会问题日益多于自然环境的问题，人类社会自身的危机凸现在思想家与学者面前。早在十八世纪，马尔萨斯便指出社会问题可能比自然问题更为紧迫。一八七一年德国的统一，使地理学家拉采尔十分振奋，他将注意力从学院式研究转到德国的人文现实，研究德国人如何生活。拉采尔并到世界各地考察。十一年后，他出版了《人类地理学》第一卷，又过九年出版《人类地理学》第二卷。尽管拉采尔将“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用于人类社会，有许多负面影响，但拉采尔的研究毕竟开西方人文地理之先河，百多年来，西方人文地理研究一直在强劲发展。

二十世纪的前半，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人类学研究影响很大，地理学家索尔（Carl Sauer）受其影响，将人类学、社会学的视角引入人文地理研究。以致在用词上，索尔也喜用area这个人类学家常用的词，而当时地理学家用得多的是region。索尔后来执教于加州伯克利大学地理系多年，在他的带领下，逐渐形成了极具文化特色、历史特色的“伯克利学派”。一般说，西方成熟的文化地理学，就是从美国伯克利学派开始的（而二十世纪后期的“新文化地理学”也是以挑战伯克利学派而产生的）。地理学与其他社会科学携手，拓展视野，更新视角，吸收相关理论，不断丰富自身的内容，这是西方人文地理学持续深入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只要翻看一下约翰斯顿编辑的《人文地理学辞典》（柴彦威等译，商务印书馆二○○四年版），就能发现西方人文地理学的概念阵容相当宽，许多重要的社会科学的基础概念、前沿概念，在人文地理研究中都有所借鉴。

伯克利学派采用的文化概念，是在否定环境决定论的背景下（索尔批判的对象是自己的老师森普尔女士与当红学者亨廷顿的观点），借鉴了人类学家的“超机体（superorganic）”文化概念，将文化（而不是自然环境）看作制控人类行为的重要力量，而且是一种稳定的力量。在文化、环境、人三者的关系上，文化是动力，人是行动者，环境是改造对象。文化的存在先于行动的人，这是伯克利学派研究的前提。这种文化概念，其实也是传统的对文化的理解方式。英文culture（文化）一词，其拉丁原义是“栽培”、“养育”的意思，人有了culture，就是受到了培育、教养。所以早期人类学者表述的文化概念常有“超机体”的味道，如：“文化有它自己的生命，受着它本身的原则以及它自己的法则所支配。几世纪以来，它怀抱每一代刚出生的成员并将他们塑造成人，提供他们信仰、行为模式、情感与态度。”（怀特）在这类文化概念中，有很强的文化决定论色彩。

以一种既定的文化为参照，或以抽取文化特征为第一步基础工作，然后考察人——按照文化原则行动的人——如何改变了自然景观，而创造出相应的文化景观，是伯克利文化地理学派主要的研究套路。因受早期人类学的影响，索尔本人的文化地理研究对象主要是非欧洲文化区，且重农村轻城市。索尔的学生逐渐重视“美国文化”，对美国本土文化景观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其综合成果以《美国文化地理》一书为代表。此书作者泽林斯基（Wilbur Zelinsky，索尔的学生）明确表示，他采用的是“超机体”文化概念，并刻画了“美国文化”这个超机体的特征：一、强烈的、几乎是无政府的个人主义；二、视动态与变化为最高价值；三、机器主义的世界观；四、尽善尽美主义兼救世主。泽林斯基从这几个方面着眼，分析了美国文化景观的特色。

二十世纪二十至五十年代，是美国文化地理伯克利学派的兴盛期，影响很大。索尔本人也曾当选美国地理学家协会主席。对伯克利学派（英文地理学文献中也用索尔名字的变体Sauerian指称这个学派），在回顾西方近代地理学发展的著述中，总有大段评论。二十世纪初的地理学界，对学科性质的理解依然含混不清，而索尔倡导以文化景观为研究对象，很清楚明白地确立了地理学的一个人文方向。

不过，对于中国地理学界来说，索尔的名字似乎是近一二十年才开始为人们熟知。在二十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尽管中国学者奋力引进西方现代地理学理论，但对索尔的学派似乎未多留意。在近代编写的众多中文地理文献中，鲜见索尔的名字。此种情况或许由于两项原因。二十世纪初，国家贫弱，中国地理学家一来救国心切，二来以科学精神为尚，故多看重救国救民的“人生地理学”（经济地理）与科学描述山川大地的自然地理学。索尔的文化研究远不及环境决定论具有更多的“科学”震撼性。另一项原因，现今文化地理学的发展高潮，提升了索尔学派的历史地位。在二十至四十年代，索尔学派尽管在美国国内享有声名，但在世界地理学界，或未及今天想像的那般显赫。






伯克利学派使用的“超机体”文化概念，乃是预设了社会上存在一个主导性的覆盖整个社会的文化力量，这一文化力量是给定的、统一的、稳定的。而对于这个文化，即主流文化，学者们是可以准确无误地再现陈述（representation）的。“超机体”文化概念不是索尔的创造，而只是传统的延用。这一传统文化概念在二十世纪中后期开始遭到激烈批判。在话语、文本、解构等新潮理论的背景下，超越人自身而存在的“超机体”文化概念当然被抛弃。进而，对文化景观的理解也出现新的视角，景观不再是客观的自在情景，而是要凭主观“阅读”的“文本”，一切符号意义、文本误读、再创作等问题随之而来。新文化地理学最初给人的印象，多是就这些问题进行阐发。

随着文化转向的深入，新文化地理学的关注范围开始加大，其主要表现在对“社会空间（social space）”的非正义性进行批判。对文化概念的新理解是文化地理研究范围拓展的理论基础。关于文化的概念，新派学者们放弃了“生活方式”这类散漫描述，而直指文化内涵的焦点——价值观以及相关联的符号意义。地理学家考斯格罗夫说：“目前人文地理学中的文化转向，引入了新的隐喻和类比，它们更符合对意义而不是功能的强调。”学者们进而指出，社会中的价值观是多样的，相互冲突的，可以演变的。对于长期被忽略的“他者（others）”的文化价值，应给予关注、同情，并为其所受的来自“主流”文化的歧视、压抑伸张正义。

各类后现代思潮推动了对“常规”观念的挑战，而所谓常规观念正大量流行于西方社会。如果说，洪堡、李特尔是考察非西方世界而开近代地理学之先河，那么后现代地理学则是以研究西方社会自身而兴起。西方社会的弊病，尤其是美国社会的弊病，成为激进学者们群起而攻之的对象。在对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不公正性进行挖掘时，价值观的潜在影响，价值观的压抑、冲突，几乎到处被发现，在西方社会园囿中，原来也是荆棘丛生。

在以西方（美国）为代表的现代化社会中，在社会空间的分布格局上，显现着或隐现着许多歧视、压抑、排斥、不公正的情景（如女性空间、同性恋空间、无家可归者空间等等），这些正是新文化地理学在“文化转向”中关注的主题。以社会空间取代自然空间（甚至完全放弃自然空间），是新文化地理学研究主题的一大特征。随着文化概念的变化，文化地理学研究的不仅是文化人的地理，而是具有种种价值属性的各类社会群体的社会空间。正因为此，令文化地理学与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的许多研究相交错。因以“价值”为核心的新文化概念的普遍应用，诸学科均将各类社会群体的价值表述纳入研究视野，“文化转向”遂成风气。

社会存在、社会关系的空间形态，与其时间形态一样，属基本形态。而具体的空间形态总与特定价值、符号、意义相对应，于是文化地理学以特有的空间思维，揭示价值的空间形态，讨论符号意义的空间再现。在人文社会研究中，地理学的地位再次受到尊重。而在“文化转向”的同时，社会学、政治学等亦出现“空间转向”，社会空间问题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

所谓“社会空间”，不是指一个客观、抽象的几何空间，可以在里面“填充”各类社会内容。社会空间总是具体的，是具体的社会事物的存在形式。对社会空间的任何“填充”其实都是“侵入”和“争夺”。社会空间不可能是一种静止的存在，社会的任何发展震荡，都将导致社会空间的变异、空间话语的更新。

后工业社会的发展，导致一系列社会变化。面临这个时代，英国文化学者戴维?钱尼说：“文化以及一系列相关概念，不但是位于核心的话题，同时也是最有效的学术资源，可以促使我们重新理解当代社会生活。”“如何理解现代、现代性以及由此带来的后现代，这成为文化转向的触因以及文化转向中一再遇到的问题。”对现代社会中社会空间的文化诠释，自然成为新文化地理学者踊跃而先的领域。

女性主义在西方社会科学中的膨胀，在文化地理中也有反映，甚至有人以为女性主义地理学家（不必都是女性）是新文化地理学的重要推动群体。社会空间中的女性空间与男性空间的“争夺”，被充分讨论。大社会是男性空间的天下，“家”则是男性空间压迫女性空间的场所。住宅是给“标准”家庭设计的，而女性、残疾人都不是主要考虑的对象。女性在家是unpaid worker（无偿工作者），而男性在家是享乐者。家对男人、女人意义不同。城里的雕像是男性英雄，象征男人成就。而商场却是以诱惑女性消费为主题的。所谓“公共空间”其实是男性空间，而完全不考虑女性的安全感，天黑之后则更是青年男子的世界。

家，可以是与外部大社会对抗的基地，是家庭暴力的巢穴，是男人失意时的避难所。但“家”又是“无家可归者（homeless）”无法企及的一种空间。在美国社会“无家可归者”是一个显著的社会群体，他们在街角、公园渐渐创造自己的空间。伯克利大学校园外面不远处，有一块草地，其间驻满“无家可归者”的营帐，是一个有名的“另类”空间。

唐人街是移民空间的代表，尽管华裔社会学家提醒人们“中国不是一个只会开饭馆的国度”，但中式餐馆仍是唐人街的象征。无论几代下来，在唐人街生活的华裔仍摆脱不了“移民”、“另类”的社会定位。是这个“社会空间”令华人永远翻不了身。想进入美国“主流社会”的华人，则必须离开这个空间、这个场所。然而，他又必须在新的、十足美国社会（所谓美国主流社会）的空间中，“挤”出一块“上等华人”、“美式华人”的空间，这又谈何容易。鉴于他的身份，他的文化空间永远是一个问题。在归属与选择之间，充满痛苦。

美国黑人群体、女性群体，甚至同性恋群体、流浪群体都在力求显示自己的文化，争得自己的社会空间，而一部分华人则要掩饰自己的文化，化解自己的社会空间。这种不同的趋向反映了不同的历史经验，也反映了不同的价值观，一些华人以为“丢人”、“低人”的东西，黑人、同性恋者并不以为然。








文化学者们注意到，在今日社会（不只是西方社会），有一类迅速壮大起来的文化形态，正在空间中迅猛扩展，它就是大众流行文化。流行文化的迅速扩展，使原有文化秩序混乱，精英文化不再是社会文化的主宰者，流行文化开始主宰社会。边缘文化、底层文化（如街舞、土话小品）汇入流行文化而抢占空间，在景观中凸显。进入了这样的气氛中，知识分子虽然更加自由，却失掉了对社会的影响力。大量文化形式转化为产业，成为消费资源。我们新拥有的不仅是“知识经济”，也是“文化经济”。

一些学术知识是流行文化的重要资源。地理知识从来贴近大众，如今更卷入流行文化、时尚文化，在市场中畅行。美国的《美国国家地理》（National Geographic），加拿大的《加拿大地理》（Canadian Geographic）和英国的《地理杂志》（Geographical）都有很好的市场效益。中国的《中国国家地理》、《华夏人文地理》也是同样。史学、考古学的一部分知识内容也转入流行文化，但它们的话语权却根本不在历史学家或考古学家手里。

流行文化具有抢占社会空间的天性，在流行文化占据的辽阔空间中，很难再找到精英文化的符号象征。城市空间、媒体空间是广告话语的世界，而广告话语依托的正是流行文化。承认一个场所等于接受一个意义框架。在影视、报刊、广告充斥的空间场所中，受众（无论他的真实身份怎样）一律被定位为“消费者”，因为流行文化的消费性大于审美性。在这样的社会空间中，文化精英们首先感到了文化危机。

文化精英，其实不只是文化精英，在流行文化获得空间霸权的时下，必须进行空间的重建或改组，以证明自身的价值，住宅装修即是最基本的空间重建与符号设计。在流行文化的压力下，各类社会群体都在建构不同类型的空间场所，以展示这个群体的重要价值与关系结构。社会空间的改组动力不仅仅是金钱，更有文化。能动者善于组合环境中的资源，而消极者在社会动荡中只是环境的奴隶。从文化地理的角度说，如何与流行文化分庭抗礼，确保自己的社会空间，并张扬自身的价值，是社会空间重新分配的重要课题。郊区向来是精英们看不起的地方，但现在可能是一种文化保留地。“郊区是一种出于道德考虑的居住形式，就这一点说，是一个相当现代的场所。”（钱尼）。

社会贵族（出身的、精神的、政治的）对大众流行文化的反抗办法，是打造自己的空间场所，尤其要区别于“大众”，抢占社会空间的“头等舱”。而为社会贵族刻意打造头等舱的做法，正是大众文化流行框架下的产物。文化框架不仅提供意义，也提供词汇，今天的“贵族”已经丧失自己的词汇，所以，社会贵族空间已不复存在。旅游文化是十足的大众流行文化，也是典型的大众地理文化，它将各类神圣文化、高雅文化的空间场所（皇宫、贵族庭院、教堂庙宇、高等学府）与地方特色空间（古村落、古城邑、自然绝景）统统改造为大众旅游文化空间。

文化在社会中的变化与震荡，深深地影响着今日的生活。文化转向的确以文化危机为诱因。“空间就是金钱”，然而与金钱并行的还有“空间就是文化”。社会地理学家哈维说今日的社会空间正在被压缩，高密度的社会空间令人窒息。私人空间、群体空间、公共空间、功能空间（包括环境空间）之间的竞争正在改变社会空间的整体格局。我们不得不面对这场文化的空间转向，如果不愿做空间环境的奴隶，就必须要清醒和敢为，这就是新文化地理学正在提醒我们的。

——原刊《读书》200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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