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木构架建筑与家具同构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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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古代木构架建筑与家具的同构与变通

正如中国古代诗人遣词造句、字斟句酌地推敲，创造出彪炳千秋的唐诗宋词来一样，

中国古代建筑与家具匠师皆取木为材，根据木材的木性，把各种木材作为主要的造型和装饰词汇，遣木造物，运斤施艺，创造出宫殿坛庙、歌馆楼台、轩亭水榭和桌椅案几、床榻屏风、橱柜箱笼来，其优秀者，是我们至今无法超越的典范。

中国古代建筑与家具皆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之本，皆为木构架体系，二者有着密切的

渊源联系，在结构、造型、装饰乃至于零部件等方面具有明显的同构性，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时又根据各自的不同需要进行了“有定法，而无定式”的灵活变通，促进了各自的发展，创造出异彩纷呈的中国古代建筑与家具文化。 1、一柱擎天与一木连作

中国古代木构架建筑以木架为骨干，采用梁柱式的框架结构。立柱是支撑中国木建筑独立于地表的重要干体，是木构架建筑中纵向直立起承重作用的主要构件，如女娲补天之擎天立柱。柱，亦称楹，《说文》释为：“柱，楹也。从木，主声。”清段玉裁注曰：“柱之言主也，屋之主也。”可见立柱在建筑中的作用和重要性，因此人们也常把家庭和国家中起支撑作用的重要人物称为“顶梁柱”和“中流砥柱”。“梁”横架于两根立柱之间，是木构架建筑中横向联结结构的主要支撑构件，宋称为袱。与西方建筑砖石结构中的墙具有围合和承重双重作用不同，在中国木构架建筑体系中，只靠木构架承重，而墙壁仅为围合之用，以隔障内外，无负重之功，因此有“墙倒屋不塌”之说。

中国木构架建筑这种科学的结构方式从宋代以来开始为同以木材为主的家具制作提供了营养。宋代家具受建筑的梁、柱及替木结构的影响，箱形的壹门结构逐渐被淘汰，以立木做支柱、横木作联结材的梁柱式的框架结构逐渐成为了家具结构的主流。建筑与家具遂趋于同构，不仅梁柱结构，榫卯结构以及家具中的有些名词术语也源于建筑，可见二者之间的渊源之深。踢代家具的结构承继了宋代，经过几代设计师和工匠的处理，借鉴了建筑的科学构造原理·并创造性地加以灵活的变通，改善了宋代家具之不足，使明式的家具合理巧妙，臻至化境，构成了中国乃至世界家具史上最有华彩的一章。 明式家具具有历几百年而稳固如初的优点，首先应归功于其采用了一木连作的结构，这明显是吸收了木构架建筑一柱擎天的科学结构。所谓一木连作，就是两个或更多的构件由一块木料造成。这点明显体现在明式家具椅子的结构上。明式家具的椅子采用梁柱框架结构，以椅盘为横向联结，以四条腿足为纵向立柱。与清式家具椅盘上下的腿足分开来 [摘要]中国古人展开的一系列造物活动中，最主要的莫过于建筑和家具。不论是建筑还是家具，中国古人都是取木为材，以木架为骨干，竭尽木材、木性之能事，运斤施艺，或构木为巢，或造木制器，虽异曲却同工，创造了中国古代建筑与家具文化，也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安居乐业”是自古以来中国人对生活满意状态的一种描述，可见“居”在中国人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围绕“居”，中国古人展开了一系列的造物活动，其中最主要的莫过于建筑和家具的创造。正是由于中国古人对于安“居”的孜孜以求和匠心独运，使得中国古代建筑和家具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载体和杰出代表之一，赢得了世人的瞩目和赞誉。

值得注意的是，不论是建筑还是家具，中国古人都是取木为材，以木架为骨干，竭尽木材、木性之能事，运斤施艺，创造了中国古代建筑与家具文化，展现了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二者之间的共通性、联系与影响颇值得我们研究探讨。

二、中国古代木构架建筑体系的初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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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构架建筑体系是中国古代建筑的主体，这一体系之渊源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构木为巢的原始活动，其动机应为古人为生存而模仿自然界中的鸟巢而来。《韩非子·五蠹》载：“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庄子·盗跖》亦曰：“古者禽兽多而人民少，于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昼拾橡粟，暮栖木上，故命之日有巢氏之民”。按《说文》解：“巢，鸟在木上日巢„„从木，象形。”这些文献都明确地指出了中国木构架建筑体系的初始来源。 在夏商周时期，木构架建筑已具雏形。据《考工记》载“攻木之工七”，分别为“轮、舆、弓、庐、匠、车、梓”，其中“匠”主营宫室、城郭、沟渠，可见周代木工的分工已经很细。《考工记》还专门指出“夏后氏上(即尚)匠”，即夏朝崇尚宫室、城郭建筑。但此时木构架建筑仍处于“茅茨土阶”和“瓦屋土阶”的初级阶段。到了春秋战国时代，由于诸侯列国兴建“高宫室，大苑囿”为风，并“竞相高以奢丽”，由此推动了木构架建筑的发展。到东汉时期，木构架建筑体系已基本形成，并成为中国古代建筑的主体。从此，中国古代建筑的匠师们逐渐“在技术上突破了木结构不足以构成重大建筑物要求的局限”，在设计上使木构架建筑的结构形式成为“最合理和最完善的形式”。到唐代，现存的大明宫含元殿、麟德殿等各殿遗址和敦煌壁画中的建筑，都充分显示出唐代大型建筑的雄浑、宏丽，一如唐诗那笼统、浑厚而阔大的“诗境”，表现了中国封建社会鼎盛时期规模宏大、气魄雄浑的建筑风格。大唐盛世的繁华也把中国木构架建筑体系推向了成熟。

到了宋代，虽然宋朝国势上不及汉唐，下不逮蒙元，但其文化之建树却超轶前朝，亦为后世之典范。故陈寅恪先生有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就是在这样一个继唐之后，华夏文明高度发展的时代里，中国古代的木构架建筑亦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从农村房舍到城市瓦肆、桥梁，各种建筑物林立，描绘了北方城市建筑鳞次栉比的状况；著名词人柳永的《望海潮·东南形胜》则描述了南方城市杭州“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的繁华盛景。据罗大经《鹤林玉露》载，金主完颜亮正是听此曲后，“遂起投鞭渡江之志”。一首描绘城市建筑之美的绝妙好词，竟引出了一场惊天动地、金戈铁马的战争来，可见宋朝都市大邑建筑的繁富壮丽和宋代木构架的建筑艺术日臻完善。北宋后期《营造法式》颁行，是对中国古代建筑实践的理论总结和规范，对中国古代建筑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明清时期，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的涌现，官式建筑、公共建筑和民居建筑急剧增多，建筑开始走向规范化、程式化和定型化。到了清朝，清政府于雍正时期颁布了《工部工程做法则例》。与《营造法式》在规范中又强调设计“有定法，而无定式”、“随宜加减”。的灵活变通不同，《工部工程做法则例》严格统一了官式建筑构件的模数和用料标准，使官式建筑高度定型化。这一方面便于估算工料，加快施工进程，保证建筑的质量和艺术水平，标志着我国古代木构架建筑体系的高度成熟；但另一方面，限制了官式建筑匠师们的创造性发挥，使我国古代木构架建筑体系不可避免地趋向刻板僵化。

从构木为巢开始，经过唐宋的成熟发展，一直到明清时期，几千年中，虽历经辽、金、元、清少数民族入主统治，中国木构架建筑体系始终未曾中断，并一直处于建筑的主体地位，显示了很强的传承性和持续性。“木构架建筑体系这种超长期的持续发展，使它成为世界古老建筑体系中罕见的、不间断地走完古代全过程的建筑体系。这样的超长期持续发展，自然带来了木构架体系后期发展的迟缓性和高度成熟性”，逐渐失去创造性和个性的活力。梁思成先生曾一再慨叹，“自宋而后，中国建筑的结构，盛极而衰，颓侈的现象已发现了”，且中国建筑的美德“至清代已丧失殆尽了”。

应当指出的是，当我们重新追溯历史文化，进行纵横双向的梳理和凝望时，我们发现，当中国木构架建筑体系逐渐成熟，尤其是开始盛极而衰时，其设计的精髓和合理内核却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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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进行了横向的移植，被中国古代家具所吸收，创造了木构架体系的另一朵奇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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