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排放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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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放

碳排放是关于温室气体排放的一个总称或简称。温室气体中最主要的气体是二氧化碳，因此用碳（Carbon）一词作为代表。虽然并不准确，但作为让民众最快了解的方法就是简单地将“碳排放”理解为“二氧化碳排放”。多数科学家和政府承认温室气体已经并将继续为地球和人类带来灾难，所以“（控制)碳排放”、“碳中和”这样的术语就成为容易被大多数人所理解、接受、并采取行动的文化基础。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被认为是冷战结束后最重要的国际公约之一。针对全球气候变暖的挑战，国际社会在1992年制定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并于1997年12月在日本京都召开的《公约》第三次缔约方大会上达成了<京都议定书> （以下简称《议定书》）。《议定书》要求30多个附件一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在2008至2012年间，把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平均比1990年削减>5.2%。在得到占发达国家1990年CO2排放总量的55%以上的缔约发达国家批准后，《议定书》于2005年2月16日正式生效。这标志着国际社会进入了一个实质性减排温室气体的阶段，人类发展史上首次具有了一个国际法律框架，用以限制人类活动对地球系统的碳循环和气候变化的干扰。减少碳排放成为缔约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和生产经营活动的重要目标之一。 《议定书》设计的清洁发展机制（CDM）为温室气体减排提供了一个双赢的长期行动框架。是《议定书》设计的三个灵活机制之一，其初衷是为了各国可以采用最小成本且有效的方式来削减排放，各国可以运用这些机制相互协作以履行减排的承诺。该机制允许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开展减排项目来获取减排信用，并从2000年开始到第一个承诺期（2008-2012）执行。它既可以使发达国家降低减排的成本，同时又使发展中国家通过项目合作，获得相应的资金和技术支持。中国可以通过积极参与项目获得巨大的经济收益，据估计中国可以提供全球CDM所需项目的一半以上。此外，碳交易市场也有望成为世界最大的市场之一。

《议定书》生效是各国在政治、经济、能源、环境等方面利益相互妥协的结果。由于各国在温室气体减排方面具有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加上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在履行减排义务时付出的代价不同，所以在减排的国际谈判中不得不考虑各自的国家利益，使得谈判过程成为一个各个国家或利益集团在政治、经济、资源、环境等方面博弈的复杂过程。

由于占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约40%的美国和澳大利亚没有批准《议定书》，并且《议定书》最终文本是在谈判过程中对一些国家的减排义务作了较大让步的情况下才达成的妥协方案，所以《议定书》执行的意义和效果并不显著。

减排计算

根据专家统计:每节约1度(千瓦时)电，就相应节约了0.4千克标准煤，同时减少污染排放0.272千克碳粉尘、0.997千克二氧化碳、0.03千克二氧化硫、0.015千克氮氧化物。


为此可推算出以下公式：

节约1度电=减排0.997千克“二氧化碳”； 节约1千克标准煤=减排2.493千克“二氧化碳”。

(说明:以上电的折标煤按等价值，即系数为1度电=0.4千克标准煤，而1千克原煤=0.7143千克标准煤。)

在日常生活中，每个人也能以自身的行为方式，为节能减排出一份力。以下是“碳足迹”的基本计算公式：

家居用电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千克)=耗电度数×0.785； 开车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千克)=油耗公升数×0.785；

短途飞机旅行(200公里以内)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公里数×0.275；

中途飞机旅行(200公里到1000公里)的二氧化碳排放量=55＋0.105×(公里数－200)； 长途飞机旅行(1000公里以上)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公里数×0.139。

碳交易

在欧洲，企业可以通过买卖二氧化碳排放量信用配额来实现排放达标的目标。碳排放已经成为一种市场化的交易。在伦敦金融城，除了股票、证券和期货交易所外，还有不少专门从事碳排放交易的公司。

早在2002年，英国就自发建立了碳交易体系。

碳排放价格一直处于波动状态，2006年交割的碳排放价格约为每吨16.50欧元（约合人民币165元），而2007年交割的碳排放价格则为17欧元。除英国外，欧洲各国目前都有活跃的碳排放交易市场。2002年，荷兰和世界银行首先开始碳交易时，碳排放的价格为每吨5欧元左右，此后开始上扬。2004年达到6欧元，到2006年4月上旬，每吨价格超过了31欧元。2006年，世界二氧化碳排放权交易总额达280亿美元，为2005年的2.5倍，交易的二氧化碳量达到了13亿吨。

英国、美国已经是全球碳排放交易的两大中心——担纲的分别是伦敦金融城和芝加哥气候交易所。

碳排放交易是用经济手段推动环保的国际通行办法，是清洁发展机制，简称CDM的核心内容。碳排放形成“大宗商品交易”的国际市场。

技术应对


与其他污染物不同，CO2的减排存在很大的技术难度。截止2011年，主要有3种技术方向和选择。

一是采取化石能源的替代技术，主要包括清洁能源替代技术、可再生能源技术、新能源技术(核能目前已经被排除在联合履约和CDM机制之外)； 二是提高能效，进而通过减少能耗实现削减CO2排放；

三是碳埋存及生物碳汇技术。此外，税收等财政金融政策可以起到加速技术改造进程，优化资源配置，降低全社会减排成本的作用。 减排目标

中国：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 ； 美国：202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在2005年基础上减少17%。

韩国：为了削减碳排放，将在未来10年执行正在考虑的三个计划中最严格的一个，使2020年的碳排放量比正常水平降低30%。

各国态度

2011年联合国年度气候会议南非城市德班召开。有迹象显示，在应当如何遏制碳排放问题上，各国存在深层次分歧。

不受减排约束的发展中国家坚称，签字遵守《京都议定书》第一阶段要求的富国，必须作出新的减排承诺。

只有欧盟和少数其它工业化国家表示愿意考虑<京都议定书>的第二阶段。而且即便是这些国家也表示，除非所有国家（包括中国）都同意考虑在未来某时履行某种形式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减排义务，否则它们不会考虑《京都议定书》的第二阶段。 美国签署但从未批准《京都议定书》。

占全球排放约80%的国家正式同意作出自愿承诺，要在2020年之前削减碳排放。

碳排放交易 ：如何进入中国市场

略有讽刺意味的环保事件就发生在本报记者访问英国期间。3月29日，英国政府公布的统计报告显示，2006年来源于发电厂、机动车和居民住宅排放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达5．606亿吨，比2005年高出640万吨，增长了1．15％；比1997年则增长了3％。这是“自工党执政十多年以来的历史最高点”，与其一直鼓吹的减排政策背道而驰。

三天后，严肃但令人尴尬的环保事件在美国发生。以马萨诸塞为代表的十二个州、三个城市、十三个环保团体到联邦最高法院状告美国环境署，认为后者依据其职责应制定规


则限制二氧化碳的排放，却“无充分理由地放弃了法定职责”。4月2日，大法官们以5比4的表决结果认定了布什政府在全球气候变暖问题上的此种行政不作为。

在全球变暖的“大气候”下，温室气体减排已经成为全球焦点，人们期待英、美等发达国家在此问题上起榜样效应，这样的事件就多少有些令人遗憾。但事件并没有改变这样的事实：英国、美国已经是全球碳排放交易的两大中心——担纲的分别是伦敦金融城（Ｃｉｔｙ ｏｆ Ｌｏｎｄｏｎ）和芝加哥气候交易所（Ｃｈｉｃａｇｏ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现在，参与碳排放交易的政治家和商人都将目光投向了亚洲，投向了中国。 碳排放交易

碳排放交易是用经济手段推动环保的国际通行办法，是清洁发展机制（Ｃｌｅａ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简称ＣＤＭ）的核心内容。1997年开始接受签署的《京都议定书》（Ｋｙｏｔｏ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重要议定书）是碳排放全球交易的政策驱动力。

根据《京都议定书》的约定，“已发展国家”（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Ｃｏｕｎｔｒｙ）有已经核准的2008—2012年间温室气体排放量上限；同时，至2012年，温室气体平均排放量必须比1990年的水平低5．2％。

为减少“全球蔓延”的温室气体，《京都议定书》同时规定，协议国家（现有169个国家）承诺在一定时期内实现一定的碳排放减排目标，各国可将自己的减排目标分配给国内不同的企业。当某国不能按期实现减排目标时，可以从拥有超额配额（或排放许可证，英文简称ＣＥＲ）的国家（主要是发展中国家）购买一定数量的配额（或排放许可证）以完成自己的减排目标。同样的，在一国内部，不能按期实现减排目标的企业也可以从拥有超额配额（或排放许可证）的企业那里购买一定数量的配额（或排放许可证）以完成自己的减排目标，ＣＤＭ便因此形成，碳排放形成“大宗商品交易”的国际市场。

受《京都议定书》的政策牵引，英国早在2002年即启动自愿排放贸易计划（ＵＫＥＴＳ），31个团体根据1998－2000年基线自愿性设定排放减量目标，包括了6种温室气体。2005年，欧盟温室气体排放交易体系（ＥＵＥＴＳ）启动，该体系覆盖欧盟25个成员国，包括近12000个燃烧过程排放二氧化碳的工业实体，遂使欧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交易市场。

伦敦金融城则是欧洲碳排放交易市场的中心。2006年，其碳排放交易额超过200亿欧元，历年来呈翻番增长趋势。“走在环保问题的前列，已经为金融城带来了切实利益。”伦敦金融城当局（Ｃｉｔｙ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政策与资源委员会主席迈克尔·斯奈德（Ｍｉｃｈａｅｌ Ｓｎｙｄｅｒ）如此评价金融城的碳排放交易。

美国目前尚未加入签署《京都议定书》，其制定了“10年内减少20％的汽油用量”的发展减排计划。2003年建立的芝加哥气候交易所是全球首个以温室气体减排为目标和贸易内


容的专业市场平台，其包括了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氢氟碳化物、全氧化物、六氟化硫等6种温室气体的排放交易，会员200余个，这足以使其成为碳排放交易的美洲中心。 中国市场的愿景

在《京都议定书》的框架下，“发展中国家”（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ｙ）当前主要通过ＣＤＭ机制参与国际碳排放交易。中国政府于2002年8月正式核准《京都议定书》后以合法身份进入ＣＤＭ机制。

“中国市场令人着迷”，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带来旺盛的能源生产和消费，以能源消费为例，1980年－2000年中国能源消费翻了一番；2000年－2006年能源消费增长几近翻番。同时，中国能源利用率低，温室气体排放量大，减排技术落后于发达国家，具有巨大的、潜在的减排空间。

ＣＤＭ有助于中国碳排放的减排，因为“多出的排放权可交易变现，不足的排放权要用钱买，生产型企业的负责人便会在现在配额下努力减少碳排放，同时也有（政策）动力投资较高科技的设备，减少碳排放。”中国社会科学院环境经济学研究专家潘家华研究员如是强调。

中国国家发改委的最新消息称，到目前为止，中国已开展了279个清洁发展机制ＣＤＭ项目，“如果这些项目全部实施，相当于全球ＣＤＭ减排量的５０％。”其中，获得京都议定书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ＥＢ）认可的项目有３７个。项目涉及电力、垃圾填埋、林业、材料等多个领域，其中以电力项目最多。ＣＤＭ项目增长速度之快使得国际财经人士作出如是分析：中国正在形成碳排放交易的亚洲中心。

“我们的金融创新可以为中国碳排放交易市场提供可持续的金融产品。”３月２９日，伦敦金融城当局政策与资源委员会主席迈克尔·斯奈德告诉本报记者，伦敦金融城当局当日启动了《伦敦协定》（Ｌｏｎｄｏｎ Ａｃｃｏｒｄ）。这项耗资数百万英镑的研究项目，旨在确定对投资者有吸引力的气候变化技术。高等院校和投资银行将联手对各种技术进行调查，并推荐让这些技术具备可规模生产和可投资性所需的战略。研究项目的目的地自然包括中国。“《伦敦协定》将使伦敦的人才成为为新兴气候变化行业服务的金融创新者。”迈克尔·斯奈德需要为意欲投入环保的金融资本提供这样的创新动力。据悉，伦敦金融城已向中国香港交易所提出了就碳排放交易进行合作的意向。

中国逐渐形成的碳排放交易巨大市场和国际投资者的视野正在不断接触、碰撞。但是，对于在中国建立需要持续的创新力量推动的碳排放交易市场，隐忧当前。

国内对ＣＤＭ机制的通俗理解是，发达国家通过提供资金和技术的方式与发展中国家合作，在发展中国家实施具有温室气体减排效果的项目，项目所产生的温室气体减排量用于发达国家履行《京都议定书》的承诺。简言之，就是用“资金＋技术”换取更多的温室气体排放权。这种理解导致的结果之一就是，中国企业将自身拥有的碳排放配额（或排放许


可证）简单理解为一种商品，“而不是经济资源或战略资源”（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副院长邹骥语），交易变现的资金并没有专项使用于企业的减排技术改造，因此也就无法承担自身的温室气体减排国际责任。同时，这种思维简化的交易行为无法促成中国形成一个规则完善、合理的碳排放交易国内市场。

“制定一个全国性的政策，而不是由（金融机构和企业）领导人诉诸法院和州政府，将消除资产管理和公司治理方面不必要的风险，有助于使日益复杂的监管环境中有序化。”３月２０日，美国“投资者和商人为美国气候行动”（Ｉｎｖｅｓ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ｆｏｒ ＵＳ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Ａｃｔｉｏｎ）游说团向美国国会递交的立法报告中如是表示。在美国以及英国的碳排放交易市场上，价格波动之大远甚于

股票市场。２００６年４月中旬，欧洲气候交易所创下了每吨二氧化碳３０欧元的纪录，但在５月中旬又跌破了１０欧元，２００７年的期货价格则已降到了４欧元。中国碳排放交易政策是否具有确定性、可持续性则是国际投资者的顾虑所在。

以中国ＣＤＭ发展迅速的电力项目为例，如果正在投资一家可持续３０年的发电厂，投资者最希望确定下来的不是持续不断的政府财政支持，而是最初的承诺在此期间不会改变。同时，碳排放交易将涉及到源源不断的新技术。这需要经过大量的原型试验，并测试这些技术在其整个生命周期内（比如１０年或１５年）是否具有可行性、可持续性。 越来越多的个人和机构投资者在寻找投资机会，利用的是人们对可再生能源和其他可打上环境可持续标签的产品的需求。但是，这些投资者常常难以辨明可以进行长期投资的机会，不能确定政府是否会改变政策限度。在以政策引导为主的中国现有ＣＤＭ市场上，投资者这样的矛盾心态期待一个突破。 资料

碳排放与温室效应

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是人类在近一个世纪以来大量使用矿物燃料（如煤、石油等），排放出大量的ＣＯ２等多种温室气体。由于这些温室气体对来自太阳辐射的可见光具有高度的透过性，而对地球反射出来的长波辐射具有高度的吸收性，也就是常说的“温室效应”，导致全球气候变暖。全球变暖的后果，会使全球降水量重新分配，冰川和冻土消融，海平面上升等，既危害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更威胁人类的食物供应和居住环境。 碳排放交易的经济原理

根据经济学家提出的理论，对碳排放征收排放税，并且将碳排放量配额作为一种可交易的商品，很明显这是一个理想的解决办法，原因很简单：排放到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对地球上的每个人来说都是有害的。对于那些造成危害的人们，就应该征收与其所造成的损失等值的税金，以作为补偿和惩罚。采取这种办法，对于那些只顾排放而不顾其危害的人们来说，他们排放多少，就要交多少税金。而对于那些关注排放所带来的危害的人们来说，


他们将会减少排放量，以减少所要支付的税金。这样，只要采取了这样一种税收措施，排放者为了保证其收益，就会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其所带来的危害也会随之减少。碳配额交易就是一些低碳排放量者向碳排放量配额不足者出售自己的配额，以降低高碳排放量者的减排成本。

中国碳排放交易蓄势待发

截至２００６年６月的统计，中国ＣＤＭ项目官方受理申请，已由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准的项目已达５１个，已由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小组办公室出具不反对意见函的项目９个；项目涉及电力、垃圾填埋、林业、材料等多个领域，其中以电力项目最多。截至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１０日，已在ＥＢ注册的ＣＤＭ项目有３４９个。虽然中国的项目少，只有２０个，但年减排量却占高达４１％的比例。２００６年底，短短两个月中，中国又有１１个项目在ＥＢ注册。可见，中国项目数量不多，但发展速度十分惊人。

碳交易或将促控排企业上马碳管理进入倒计时

对控排企业而言，参与碳交易意味着碳排放将如同劳动力、原材料一样成为其日常经营活动中需要加以考虑的一个生产要素，这将推动企业建立控制碳排放和管理碳交易的内部工作机制，碳管理也将成为企业整体经营和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和考量。控排企业需要在内部建立二氧化碳排放统计和报告体系，并围绕参与碳交易的关键时间节点开展相应工作，如定期向主管部门报告经独立第三方核查的碳排放数据，定期向主管部门提交不少于上年度碳排放量的配额等。企业需明确获取配额的时间、来源、方式和成本，同时对未来碳排放有一个充分的预估，并在此基础上确定参与碳交易的基本策略，决定是否通过技术改造等手段自己减排还是到市场上购买配额，购买配额的种类、价格、买进卖出的方式与时间点等等。

更为重要的是，控排企业的上述基本需求，将催生一个更具影响力的碳交易市场及围绕企业需求的碳交易服务市场（包括专业服务和金融服务等），由此撬动更多社会资源投入碳减排活动，推动整个社会形成低碳发展的氛围。

未来深圳碳交易市场将会有多大的交易规模？这将取决于制度设计是否合理、体系运转是否顺畅、配额稀缺程度、碳交易价格、中介机构参与交易活跃程度等众多复杂因素。受控企业整体排放总量及主管部门为其设定的配额总量，是考量碳市场规模的一个重要基础数据。目前纳入深圳碳交易试点的635家受控工业企业2010年的排放总量是3173吨，占深圳全市碳排放量的38%，这些企业在2013至2015年间的配额总量大约是1亿多吨，平均每年3000多万吨。




慈溪风电场通过英国碳交易所进行碳排放权交易赚300万

小学语文书中有篇《小狐狸卖空气》课文，讲的是一只山间小狐狸，看到城里人因为吸入被污染的空气而得了过敏症，于是灵机一动，将山里的新鲜空气装在葫芦里，卖给了城里人。

这则童话，在日益注重环保的今天，却成了现实。

近日，慈溪风电场通过英国碳交易所进行了首次碳排放权交易，交易额约300万元人民币。据了解，这也是浙江省绿色能源领域的首宗碳排放权交易。 碳减排指标每年可赚600万

昨天下午，天空下起了雨，杭州湾滩涂的风力有7-8级。位于水云浦至徐家浦的慈溪风电场内，33台风力发电机沿着海岸线一线排开，在风力的驱动下，风机正在不停地转动。 “清洁的风不仅给我们带来了电，还给我们带来了大把的外币。”慈溪长江风力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新苗兴奋地告诉记者。

慈溪风电场由慈溪长江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慈溪风力发电有限公司合资开发，是浙江省首个风力发电场，也是目前浙江最大的风电场之一。

张新苗告诉记者，去年9月，首期33台风能发电机组全部并网发电，总装机容量4.95万千瓦，年发电量约1亿千瓦时，理想状况下可供2万至3万户居民家庭用电。 据张新苗介绍，凭着风电无污染、无温室气体排放的优势，慈溪风电场一年能“腾”出9万吨二氧化碳减排指标。

按目前国际市场上每吨二氧化碳减排指标约10美元来计算，慈溪风电场每年的碳减排指标可以换来90多万美元，约600多万元人民币。 “他们出钱，我们减排”

二氧化碳减排指标能卖钱，这项制度来自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 为了平衡各国利益，鼓励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005年生效的《京都议定书》为世界提供了一个“减排机制”：给每个发达国家确定一个“排放额度”，允许那些额度不够用的国家，向额度富裕或者没有限制的国家购买“排放指标”，以此来推动环境保护。

“这就相当于‘他们出钱，我们减排’。”宁波市发改委能源与环境资源处副处长沈良龙对此进行了通俗的解读：“通过这样的交易，卖方控制了排放，企业有钱购买发电设备、技术，而买方获得了排放额度，双方都能从中获益。”


根据《京都议定书》协定，欧美等发达国家从2008年到2012年的二氧化碳减排指标分别是：与1990年相比，欧盟要减排8%、美国7%、日本6%、加拿大6%、东欧各国是5%—8%。而中印等发展中国家则没有限制。

“欧美减排一吨二氧化碳，所需要付出的人力和技术成本很高，这个成本在中国可能相对要低很多。”沈良龙说，正因为如此，中国的碳排放权也自然成为西方公司追逐的目标。 “和买卖股票差不多”

这种交易是如何进行的呢？沈良龙告诉记者，相关企业先将二氧化碳减排指标上报，国家发改委对其指标进行审核后，到联合国注册，联合国再委托专门的机构进行交易，“就和人们在交易所买卖股票差不多。”

据悉，此次慈溪风电场碳排放权交易是通过英国碳交易所进行，以后将每季度交易一次，首次交易额约300万元人民币。

当被问到买方是谁时，慈溪长江风力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新苗表示，这属于商业机密，不方便透露。 碳排放权交易将日益红火

“目前慈溪风电场二期工程正在筹建中，到时总装机容量将达到9.9万千瓦。而总装机容量越大，二氧化碳减排指标也将越高，这意味着我们可以用指标换取更多的收益。”张新苗告诉记者，慈溪风电场投资成本很大，总投资达6.43亿元，而且投资回收期较长，二氧化碳排放权交易让他们稍微松了口气。

另外，记者从宁波市发改委获悉，目前宁波有两个天然气电场，分别是镇海电场和余姚电场；另外还有两个燃煤发电场，即北仑电场和国华宁海电场，在今后都有可能进行二氧化碳排放权交易。

“在减排手段上，联合国除了鼓励各国使用新技术以外，经济杠杆也成为控制排放的重要手段，不够用的只能花钱买指标。”沈良龙表示，正因为如此，碳排放权的交易市场将日益红火。

“宁波企业利用这种环保交易的淘金之路才刚刚开始。”沈良龙说。 -链接 CDM机制


去年12月1日～12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14次会议(COP14)在波兰波茨南召开，全世界187个国家派出代表团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围绕“温室气体排放量”这一中心点，对“清洁发展机制”(简称CDM)的重要议题引发了激烈讨论。 CDM机制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制定的《京都议定书》中一项最具代表性的条款。简单说，CDM机制允许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投资减排项目，把减排指标算到自己头上。

CDM是一个很典型的商业机制，大多数项目都由投资公司来完成，成功后再把该项目产生的减排换算为“经过核实的减排量”(CER)，寻机卖给完不成任务的发达国家。因为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水平低，要想达到同样的减排量，在发展中国家做比在发达国家做要便宜得多。

从本质上讲，CDM就是把二氧化碳私有化，变成了一种可买卖的商品。发达国家不再可以免费获得二氧化碳的排放权，他们要么自己投资减排，要么花钱从市场上购买最便宜的二氧化碳。

有专家认为，CDM机制让发达国家可以花钱购买排放额度，这就为他们逃避本国的减排任务开了一个后门。CDM占发达国家总减排量的比例很可能高达50%之多，也就是说，发达国家一半的减排任务是由发展中国家(通过CDM项目)帮他们完成的。 在此次会议中，中国代表提议：在下一轮谈判中考虑对CDM进行改革，不允许发达国家用它来顶替本国的减排指标。中国不惜牺牲自己的利益，换取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可惜，大会最终没能通过一份关于CDM改革的文件。 -专家看法 “并不是我国减排 做得非常好”

昨天，浙江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副教授张清宇告诉记者，目前我国对二氧化碳总体排放量还没有进行过统计，而美国一机构曾经根据我国的GDP总值，而对我国二氧化碳总体排放量有过估计。

对于慈溪风电场交易碳排放权一事，张教授认为，这是一种个体行为，根据相关规定，企业拥有一定的自主权，来分配“腾”出的二氧化碳减排指标。但张教授认为，政府在这方面应该出台一系列的具体政策，从“度”上加以宏观把握。

“不能一有节余，就全部出售出去，毕竟我们自己还有好些方面需要做好节能和排污工作。”张教授举了个例子，比如杭州，自2004年至今，机动车数量增加了一倍，这就意味


着二氧化碳的排放量随之增加了一倍。我们自己的二氧化碳排放并不是做得非常好，提高燃油使用率，减少油耗，降低能源使用量，很多工作需要我们踏踏实实去做，以切切实实将二氧化碳排放量降下来。 -相关新闻

杭州也将推行排放权交易

昨天，记者从杭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环境处了解到，碳排放权交易是个复杂的过程，交易必须通过相关部门的审批，并通过指定的具备资质的中介部门来完成，目前杭州的碳排放权交易还不是很多。

记者了解到，杭州市产权交易所是杭州市政府批准的有行政特权的排污交易平台。 记者随后从杭州市产权交易所获悉，下个月二氧化硫等的排放权交易将通过交易平台正式启动，这是杭州首次正式通过杭州市产权交易所进行排放权交易。

另外，记者获悉，杭州市日前出台细则，正式推行排放权交易，以期切实改善环境质量，尤其是水环境的质量。

根据规定，目前暂定对杭州市行政区域内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实施排放权交易。杭州市主要污染物排放权交易平台设在杭州市产权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

今后，排污单位等市场主体可将经市环保局确认拥有的主要污染物排放可交易配额，以及经环保部门审批同意的建设项目(包括新建、改建、扩建项目)需要获取向环境排放的排污配额，通过杭州市主要污染物排放权交易平台实行有偿交易。

我国首笔碳中和交易案例解析

2009年11月17日，上海济丰包装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济丰”）委托天津排放权交易所以上海济丰名义在自愿碳标准（VCS）APX登记处注销一笔6266自愿碳指标（VCU），抵销上海济丰2008年1月1日至2009年6月30日产生的碳排放量。上海济丰为此通过天津排放权交易所向厦门赫仕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支付相应交易对价。 2009年9月18日，上海济丰、天津排放权交易所和通标标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SGS-CSTC”）签订《碳中和综合服务协议》。协议约定，由天津排放权交易所为上海济丰提供碳中和综合服务，包括组织战略合作伙伴提供碳盘查和碳中和标识授予服务、通过会员及合作网络撮合高品质的自愿减排指标交易、设计交易流程、提供交易结算服务等。根据协议约定， SGS-CSTC按照ISO14064-1：2006规定，为上海济丰进行碳盘查，并于2009年10月9日出具温室气体盘查报告，确认上海济丰于2008年1月1日至2009年6月30日产生的碳排放量为6266吨，涉及 CO2、CH4、N2O、HFCs、PFCs、


SF6等六种温室气体，主要来自锅炉、用电、自用车辆、污水处理厂、厌氧槽、电焊、消防、差旅飞行和废料处理等。2009年11月13日，上海济丰、天津排放权交易所和厦门赫仕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碳中和交易合同》，SGS-CSTC和福建省顺昌洋口水电有限责任公司分别作为见证方和业主方在合同上签章。

上海济丰是国际济丰集团旗下的纸包装服务及制造公司。上海济丰碳中和项目负责人表示，“通过支付对价，在APX登记平台完成自愿碳指标注销，是获得企业碳中和标识的基础，是上海济丰实现企业碳中和的关键步骤。我们希望籍此成为中国首家通过自愿交易实现碳中和的包装企业，率先在推广绿色包装、环保包装方面迈出里程碑式的一步，与上下游客户一起打造低碳经济时代的绿色供应链。”厦门赫仕总经理黄玉彬说，“这笔碳中和交易对推动中国碳交易市场发展意义重大。感谢上海济丰这样一些具有高度环保社会责任感的中国企业用实际行动为改善环境做贡献，感谢天津排放权交易所打造碳中和综合服务平台，为各方提供便利”。

天津排放权交易所董事长戴宪生指出，这是中国第一笔由交易所组织的基于碳足迹盘查的碳中和交易。

今年六月份以来，国家大力倡导发展低碳经济，鼓励在特定区域或行业内探索性开展碳排放交易。作为全国唯一一家按照国务院批复要求设立的环境权益交易所，天津排放权交易所正在相关部门的指导下，与各方通力合作，积极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碳排放交易模式，为国家相关部门制定政策提供试点经验和政策建议。

碳交易机制及其典型案例分析

摘要：当今社会，科技和经济的发展大家有目共睹，但是，越来越多的环境危机已经警告了我们，不要无休止的破坏，于是，“低碳”越来越频繁的出现在大家的视野中，如何与环境友好相处，真正做到可持续发展成了每一个国家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碳交易正是人类作出的选择之一。

碳交易机制就是规范国际碳交易市场的一种制度。碳资产，原本并非商品，也没有显著的开发价值。然而，1997年《京都议定书》的签订改变了这一切。

按照《京都议定书》规定，到2010年，所有发达国家排放的包括二氧化碳、甲烷等在内的6种温室气体的数量，要比1990年减少5.2％。但由于发达国家的能源利用效率高，能源结构优化，新的能源技术被大量采用，因此本国进一步减排的成本高，难度较大。而发展中国家能源效率低，减排空间大，成本也低。这导致了同一减排量在不同国家之间存在着不同的成本，形成了价格差。发达国家有需求，发展中国家有供应能力，碳交易市场由此产生[1]。

清洁发展机制(CDM)、排放贸易(ET)和联合履约(JI)是《京都议定书》规定的3种碳交易机制。除此之外，全球的碳交易市场还有另外一个强制性的减排市场，也就是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ETS)。这是帮助欧盟各国实现《京都议定书》所承诺减排目标的关键措施，并将在中长期持续发挥作用。


在这两个强制性的减排市场之外，还有一个自愿减排市场。与强制减排不同的是，自愿减排更多是出于一种责任。这主要是一些比较大的公司、机构，处于自己企业形象和社会责任宣传的考虑，购买一些自愿减排指标(VER)来抵消日常经营和活动中的碳排放。这个市场的参与方，主要是一些美国的大公司，也有一些个人会购买一些自愿减排指标。

清洁发展机制（Clean DevelopmentMechanism,CDM）：《京都议定书》第十二条规范的“清洁发展机制”针对附件一国家（开发中国家）与非附件一国家之间在清洁发展机制登记处（CDMRegistry）的减排单位转让。旨为使非附件一国家在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进行减排,并从中获益;同时协助附件一国家透过清洁发展机制项目活动获得“排放减量权证”（Certified EmmissionsReduction,CERs,专用于清洁发展机制）,以降低履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承诺的成本。清洁发展机制详细规定于第17/Cp.7号决定“执行《京都议定书》第十二条确定的清洁发展机制的方式和程序”。

联合履行（JointImplementation,JI）：《京都议定书》第六条规范的“联合履行”,系附件一国家之间在“监督委员会”（SupervisoryCommittee）监督下,进行减排单位核证与转让或获得,所使用的减排单位为“排放减量单位”（Emission

ReductionUnit,ERU）。联合履行详细规定于第16/Cp.7号决定“执行《京都议定书》第六条的指南”。

排放交易（EmissionsTrade,ET）：《京都议定书》第十七条规范的“排放交易”,则是在附件一国家的国家登记处(NationalRegistry)之间,进行包括“排放减量单位”、“排放减量权证”、“分配数量单位”（Assigned AmountUnit,AAUs）、“清除单位”

（RemovalUnit,RMUs）等减排单位核证的转让或获得。“排放交易”详细规定于第18/Cp.7号决定“《京都议定书》第十七条的排放量贸易的方式、规则和指南”。

清洁能源机制最通俗的解释就是：别人掏钱，你来减排。1992年，在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150多个国家制定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要求发达国家限制温室气体的排放，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1997年12月，第3次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在日本京都通过的《京都议定书》规定，从2008年到2012年期间，主要工业发达国家要将二氧化碳等6种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的基础上平均减少5.2%，而发展中国家在2012年以前不需要承担减排义务。同时，根据《京都议定书》建立的清洁发展机制（CDM），发达国家如果完不成减排任务，可以在发展中国家实施减排项目或购买温室气体排放量，获取“经证明的减少排放量”作为自己的减排量。如《京都议定书》规定，到2012年欧盟的排放量要削减8%，如果完成不了这个指标，欧盟可以掏钱从发展中国家购买减排项目，这个购买来的项目减少的排放量就视为欧盟的减排量。

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温室气体的减排成本在100美元/吨碳以上，而在中国等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进行CDM活动，减排成本可降至20美元/吨碳。这种巨大的减排成本差异，促使发达国家积极进入发展中国家寻找合作项目，为碳交易开辟了绿色通道。

那么，如何在碳市场交易CDM呢？ 交易要分三步走[2]。

根据2001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七次缔约方会议达成的《马拉喀什协定》，一个典型的CDM项目从开始准备到实施直到最终产生有效减排量，需要经历项目识别、项目设计、参与国批准、项目审定、项目注册、项目实施、监测预报高、减排量的核查与核证、经核实的减排额度签发等主要步骤。

怎么开发，根据《京都议定书》，CDM项目开发具有“单边模式”、“双边模式”和“多边模式”三种模式。后两者是指在项目开发之初就寻找到了买家，买家可以在项目开发过程中给项目以资金和技术等方面的支持。单边模式则是企业独立完成了整个项目之后再寻找买家，例如我国可再生能源领域第一个获得签发的CDM项目———福建漳浦六鳌


30.6MW风电CDM项目就是一个单边项目。

典型案例及其分析

2009年12月，上海润烨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购买福建屏南县亭头港水电站项目所产生的自愿减排量24046吨，以实现企业自身的碳中和，这是目前成交的国内单笔最大碳中和交易。目前，二氧化碳排放权正成为新的环保价值关注点。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是最大的减排市场提供者之一。[3]

国内的碳交易成功案例让我们看到了希望，这是国内企业更自觉参与环保的表现，同时也是我国在国际碳交易市场的有利补充,在哥本哈根会议后国际碳交易将愈来愈不容易的情势下，这给予了人们必要的信心和鼓舞。在发展低碳经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碳交易吸引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有人对它完全陌生，有人已经是该市场的先行者。

从这起中国最大的最大碳中和交易案例中，我们得到很多启示 减排大势已定，碳交易市场潜力巨大

碳交易即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是减少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采用的市场机制。碳排放交易是清洁发展机制的核心内容，是用经济手段推动环保的国际通行办法。2012年全球碳交易市场预计将达到1500亿美元，有望超过石油市场成为世界第一大市场。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08年，全球碳交易额达到300亿美元。据世界银行测算，全球二氧化碳交易需求量预计为每年7亿至13亿吨，由此形成一个年交易额高达140亿至650亿美元的国际温室气体贸易市场。

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是最大的减排市场提供者之一，未来5年每年碳交易量超过2亿吨。有专家指出：“我国碳交易的商机已经来临。发达国家在2012年要完成50亿吨温室气体的减排目标，我国市场出售的年减排额已达到全球的70%，这意味着未来至少有30亿吨来自于购买我国的减排指标。”以往我国主要参与国际市场的碳交易，随着我国国内的碳减排目标的公布，国内的碳交易市场逐渐活跃，使我国的碳交易由国际 “卖碳”单行线走向国际国内同步交易的双行线。

应对碳交易，中国需要变被动为主动[4]。

哥本哈根大会前后，无论是联合国掌管碳交易清洁发展机制(CDM)项目审批权的执行理事会(EB) 拒绝相对数量的中国风电项目，还是欧盟决定在2012年到2020年之间，将大幅削减在排放交易体系内所使用的CDM额度，这都将对全球碳交易市场受到冲击，中国作为碳交易的重要参与者和碳信用额提供者的来说更是面临重重压力。中国如何摆脱被动，在这一新的国际市场上争取到主动权？

我国碳交易市场潜力巨大，但仍然以场外交易为主，市场亟待完善，碳交易市场仍需破解多道难题。我国是目前最大的减排市场提供者，但碳交易定价权并不掌握在我国企业手中，这是我国在碳交易市场上最大的发展瓶颈，很多时候，我国的碳交易参与者只能充当“卖炭翁”的角色，这种市场地位与我国掌握的碳排放资源是严重脱节。首先，在碳交易中，买卖双方不能互通有无。目前碳排放交易相当一部分是境外买家，国内企业与国际买家谈判时，最终的成交价格与国际市场价格相去甚远。据悉，国际市场上碳排放交易价格一般在每吨17欧元左右，而国内的交易价格在普遍在10欧元以下。事实上，我国碳排放交易跟西方的碳交易市场有很大差距，信息的透明度欠缺，使得我国企业在谈判中处于弱势地位。另一方面碳排放协议及其谈判的过程复杂漫长，减排量价格、付款范围和条件、核实成本和收益成本、适用的法律等，这些都是国内企业不太了解的领域。由于我国缺乏定价中心，企业在出售二氧化碳减排量的价格时，价格差只是当时国际市场交易价的1/2。再次，目前我国污染排放与温室气体排放交易都分散在各个城市和各个行业。这种状况也导致我国企业在谈判中处于弱势地位，最终的成交价格与国际市场价格相差甚远。

因此，国际碳交易市场目前还是买方市场，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本来就没有定价权，议


价能力较弱，信息与能力的不对称，使我国处于被动与不利地位。那么，如何利用好碳排放的规则，是我国能源企业面临一个长期的问题，这需要国内参与碳交易的业界认识共同研究市场规律和新的特点，做出有利于我国的碳交易制度，整合国内资源，提升在国际碳市场的话语权。在国内市场，也要建立竞争机制，使国内的碳交易有序，平稳进行，是碳排放资源效益最大化。

国家级碳交易市场亟待建立

中国碳交易，核心问题是标准的话语权缺失。CDM机制交易过程中的核心法律文件大量使用欧洲法律概念，参与他们的交易，必须遵循他们的游戏规则，毕竟他们是标准制定者。 由于碳交易的市场和标准都在国外，整个碳交易产业链上，我国处于最低端。我国为全球碳市场创造的巨大减排量，被发达国家以低价购买后，包装、开发成价格更高的金融产品在国外进行交易。对此，我国需要建立一个包括碳排放在内的排放权交易市场，整合各种资源与信息，通过市场发现价格，用市场化的方法去规范各个企业，改变以往企业单兵作战的模式。碳交易所的成立能够为买卖双方提供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对话机制；交易的模式也非常简洁，即通过引入竞价机制充分发现价格，从而避免暗箱操作。同时，专业的交易市场还是一个更有利参与国际市场的途径[5]。

面对庞大的碳交易市场，北京环境交易所、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天津排放权交易所、重庆排污权交易所和山西吕梁节能减排项目交易中心等交易机构竞相成立，这有利于降低买卖双方的项目搜寻成本和交易成本。然而，这些碳交易市场主要基于项目交易，不是标准化的交易合约。与欧美国家的碳交易市场相比，我国碳交易市场分散而隔离，在规模上和功能上都有很大差距，因此，组建国家级的碳交易市场迫在眉睫。我国政府承诺到2020年时单位GDP碳排放将比2005年减少40%到45%。对此，有专家指出，这个承诺为我国碳交易市场提供了新的契机，明年启动国内碳交易市场的可能性将非常大。

总之一句话，我们必须尽快完善国内的碳交易体系，让碳交易市场充分活跃起来，这将无疑对于我国自身还是对于全球都是巨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 中国质量新闻网《碳交易机制催生节能减排市场》2008-09-23 [2]《中国经济报告》2010-03-24 [3]《中国环保资讯》 2010-01-04

[4] 吴芳兰《世博或撬动国内碳交易市场2009-09-25

[5] 中国经济网《中国碳交易：没有定价权 沦为卖“碳”翁》2009-12-09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xz.cn/9767dbdf9d3143323968011ca300a6c30c22f1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