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对错”而不辨“真假”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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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对错”而不辨“真假”的中国人

“对错”与“真假”难道还有什么不同吗？是的，“对”的，不一定就是“真”的，“错”的，不一定就是“假”的。文化的魔鬼都在细节里。分辨这两者不同，是很有必要的。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最频繁使用的词汇之一就是“对错”，大凡我们赞同一个东西的时候，我们就说“对”，大凡反对一个东西的时候，我们就喜欢说“错”。其实，对与错的本义就是“符合”与“不符合”的意思。而符合，也是有来源的。古代战争时，将令与兵权的征信，都要靠那个符，如果合，则表明将令为真或者兵权为真，不符合，则说明是假传将令或者兵权为假。但是，究竟“符合”什么，却是大有讲究的。中国的传统是官本位，权力价值取向，当我们说对或者错的时候，不是说你说的是真的或者假的，而是是不是符合上级的意思。如果你说的意见与上级的一致，那么就是“对”的，如果，不符合，那么就是“错”的，“错”就是不符合上意，就是与上级的意见错位的意思。 中国文化中自古没有什么客观真理的概念，我们在哲学思想上未曾有过主观印象与客观世界相符合这样的主客二分的认识方式，没有这样的本体论。这一点从中国画的特征也可以得到一些验证。中国画里，从来没有人的地位，只见山水、竹梅、牡丹、虫鸟、鱼石之类的物，而不见人。即使偶尔画到人的时候，也就是那样千篇一律地漆黑笼统的一小团，簇拥在山水背景之下。中国人的认知方式在传统上确有不同于西方的地方。至于为什么会这样，恐怕还是与源头文化发轫之初的条件相关吧。这一点恐怕只有人类考古意义上才能够说得清。

发展下来的中国传统文化，确实被一种围绕着权力大小的意见表达方式所困扰。比如，中国自古就不乏“指鹿为马”、“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历史典故。指鹿为什么可以为马？这就是论对错，而不管真假的典型例子。本来，那只鹿是不是马，这是一个人可见而知之的事情，而且极容易验证，是一个真假判断问题，但是，在权力面前，即使是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也会成为大问题。因为，如果权力掌握者就是要指那只鹿为一匹马，那么，你的意见要对上他的意见，也只能够与他保持一致，这个时候，对的意见就是认鹿为马，错的意见就是认鹿为鹿，认马为马。在中国，以皇权为核心的价值理念，是不可能有分辨真假的空间的。在这里既不会产生毕哥拉斯的以数统御宇宙万物的客观概念，也不会产生亚里斯多德的《物理学》与《工具论》，因为这些都是要相对独立于权力，用理性、直觉与实验去对万事万物作出独立判断的。在判断事物客观性方面，在尊重真理的独立性方面，孔子的选择是在君主面前大气不敢出，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君主说什么就是什么，没有商讨的余地。与此类推，学生在老师面前也是这样。否则孔子对于那些胆敢挑战与质疑老师的人，要来一个“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但是，在亚里斯多德这里，他发出的声音却是“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各自不同的文化中蕴含的学术研究路径是大不相同的。 中国人只论“对错”，却不问“是非”，更不问“真假”。不问是非，使得中国的文化经典中始终出不了亚里斯多德的《尼格马科伦理学》与《政治学》这样的系统追问正义与公正的政治正义和社会伦理学说，只有一些关于社会伦理的格言警句，而且就是这些格言警句，也多是用类比的方式得出的。比如中国伦理就是“三


纲五常六纪”，“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之类。天有十日，这本身就只是一个远古的传说而已，不是一个可以看得到的客观现象，也不是一个可以验证的常识，只是凭空想像出来的。但是，就是这样凭空想像出来的东西竟然成了中国伦理学说的最重要的一块基石，就此得出“人有十等”这样的学说。且不说这样把人分成十等是不是人道的，就是在作为一个学说来说，在逻辑上就是明显不过关的。粗糙无比的类比，竟然成为中国官本位等级社会与皇权统吃的内在根据。这种权力主宰一切的文化，自然也不可能是追问真假的文化，那么，自然在学说上则出不了亚里斯多德的《工具论》与《物理学》。中国曾经有过追问真假的学说，那就是墨子的学说，但是可惜，让位于官本位等级制的孔儒学说。中国在文化的源头上作出这样的路径选择与路径依赖是非常不幸的。

一种文化如果要追问真假，那么，他至少必须具备几个方面的要件：第一就是形式逻辑要具备。因为逻辑就是人思维的工具，这也就是亚里斯多德为什么在写了百科全书之后一定要写《工具论》，在这里列出逻辑推理的三段论要件，以此说明思维过程与推理过程的清晰步骤。从此奠定了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那就是每一个时代学术研究的发展必定是伴随着思维工具的改进而来的。每一个哲人的每一个学说的发展，都必然伴随着他们思维方式的改变，也就是思维工具的改变而来的。这就是后来培根的《新工具》、洛克的《人类理解研究》、休谟的《人类理智论》等等的来源。中国文化有术而无学的最关键的因素就在这里。一种思想理论要构建成一种能够延续下去的学说，一定要有逻辑推演与概念分析。否则，鸡同鸭讲，弄了半天，你所说的与我所说的根本就不是一个对象，也不是一回事，学术积累就成为空话一句。

第二要有假设与实验和调查及方法。真假的问题有时也离不开想像，但是，检验假设与做实验是辨真假的必经之路。因为要认识世界究竟是怎样的，不能够靠主观意志，要到实际中去调查、观察与体验得出。在自然科学中还在建立实验室做实验，用实验结果与数据说话。这个过程可不能够混淆于刘谦的近景魔术。中国人一旦说到真假问题的时候，常常是非常粗枝大叶的，用一句“眼见为实”就判定是不是真实的。要知道刘谦的近景魔术，一般人也是可以“眼见为实”的，但是，那不是真的。这里除了逻辑推理外，还要学会用科学的求真精神，精确的数据与认真的观察，这样才不会被一种假像所蒙骗。但是，中国人在这方面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八十年代在东北的吉林曾经出现过“水变成油”的所谓的中国第五大发明的闹剧。这个闹剧在十亿神州诈骗了十三年，从地方一直骗到中央，席卷了三十多亿纳税人的血汗钱。这个事情刚结束，又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闹出特异功能。如果按照当时的标准，“眼见为实”，那全世界刘谦的近景魔术就是最有特异功能的。当时那些非常拙劣的近景魔术表演，骗过了多少中国人的眼睛。这就是一个没有求真传统的文化所带来的悲剧。

第三，真假问题还要有尊重常识与常理，尊重直觉，真诚地对待自己的认识的传统。真诚与真相和真理虽然是密切相关的，但是，还不是一回事。真诚只是代表我们对待一个客观世界的态度。真诚的人不一定能够掌握真理，也不一定能够揭示真相，但是，真诚的人会把自己即使是大家不认同的认识结果如实呈现。自己认识到了什么，就说什么，不会见风驶舵，不会跟风投机。这样做就是没有人可以把自己扮演成圣人，绝对正确。谁都是可错的，试错是追求真理的必要阶段。这一点常常要取决于一种文化中有没有真诚的信仰为依托。只论对错的中国传统文化，对于指鹿为马这样的严重颠倒是非黑白的事情也会熟视无睹。在权力一手遮天之下，再荒唐的事情，也会被接受，甚至会被热烈地歌颂。人们并不会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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