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贾元春颁赐端午节礼的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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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贾元春颁赐端午节礼的用意

作者：李锋军

来源：《名作欣赏·下旬刊》 2017年第5期



摘 要：贾元春端午节颁赐节礼，被许多红学家认定是为宝玉、宝钗指婚。我们认为，“指婚说”既不合封建宗法制度、贾府实际，也不符元春性情和其待人接物的处世风格。应是元春借节礼之名，对恃才傲物的林黛玉一次含蓄的训诫。

关键词：贾元春 端午节 节礼 指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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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节元春颁赐节礼，宝钗与宝玉相同，黛玉则和其他姊妹一样，明显低了一个档次。这令宝玉很吃惊，直怀疑“别是传错了罢”{1}。也让黛玉很受伤，对节礼表现得异常冷淡。

清人姚燮指出，“宝玉、宝钗，一样礼物，颁自椒房，只算敕赐为夫妇”{2}。姚燮的“指婚说”得到了后来许多红学家的认同。作家、知名红学家刘心武也认为，黛玉是姑表妹，宝钗是姨表妹，如无特殊前提，“贾元春那样给宝玉、宝钗颁赐节礼，明显有指婚的意思”{3}。与姚燮相比，虽然刘心武语气委婉，留有余地，但其赞同“指婚说”的态度还是很明确的。

我们认为，这样解读贾元春端午节颁赐节礼的用意，未免有些牵强附会、主观臆断，没有很强的说服力，缺乏必要的依据。

关于“指婚说”，我们应该从两方面来考虑。一方面，元春有没有指婚的资格，她的指婚具不具备合法性、权威性？答案是肯定的。元春身为皇妃，地位尊贵，代表着皇家至高无上的权威，她不仅可以指婚，而且由她指婚，无疑让贾府更体面，是对宝玉、宝钗二人的恩宠。实际上，刘心武们之所以认定贾元春指婚，大抵也是冲着元春的皇家背景立论的。因为只有做了皇妃的元春才有资格做到，将宝玉、宝钗“敕赐为夫妇”。

另一方面，元春虽有指婚的权力不假，但并不意味着她就会运用这个权力。本质上，这是两个问题，不能把它们合二为一，混为一谈，想当然地认定，元春既然有指婚的权力，那么她颁赐节礼的目的就一定是指婚。

按照封建宗法制度，贵族青年的婚姻理应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制约。在子女的婚姻问题上，父母掌握着更多的话语权、决定权，这是当时社会的普遍共识。贾府虽是一个行将没落的大家族，尽管子孙不肖，荒唐事不断，经济崩溃，“内囊却也尽上来了”，但从书中看，不管是拜年贺节，还是庆寿理丧，对宗法制度、封建礼仪大体还是维护的。

以迎春为例，尽管所嫁非人，因是其父贾赦择为东床娇婿，贾政、王夫人多次劝阻，却无济于事，不能改变婚约。贾母心中亦不大愿意，“但想儿女之事，自有天意，况且他亲父主张，何必出头多事，因此只说‘知道了’三字，余不多及”{4}。作为贾赦的母亲、贾府实际的掌权者，贾母有权、也有资格过问孙女迎春的婚事。她不愿“出头多事”，当然是因为她与贾赦母子关系冷淡，更重要的是，“他亲父主张”，她不能违背社会习俗、封建宗法制度，剥夺儿子行使父亲的权力，所以她虽然不满意这桩婚事，却也不好多言，只能听之任之。

就元春而言，她虽为皇妃，口含天宪，毕竟是贾母的孙女、贾政夫妇的女儿，在祖母健在、父母双全的情况下，不经长辈允可，径自为弟弟宝玉指婚，她置自己的父母于何地？置自己的祖母于何地？


从元春的性情、待人接物的风格看，她会做出这种有违礼仪、无视长辈的事体来吗？

元春省亲，是《红楼梦》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是元春的正面亮相，也是她性格特征的一次集中展现。

她内敛低调，不喜张扬。虽然贾府以她为荣，将她的省亲视为“泼天大的喜事”{5}。为迎接她的到来，花钱似水、极尽奢靡。但元春本人对此并不以为然。她丝毫没有衣锦还乡的骄矜之色，更没有高高在上的颐指气使。因为对皇宫，她有着清醒的认识，那是“不得见人的去处”。她把省亲看作是暂离牢笼、与家人一次难得的相聚。“好容易今日回家娘儿们一会，不说说笑笑，反倒哭起来。一会子我去了，又不知多早晚才来！”{6}

她敬重长辈，谨守礼仪。尽管“皇家规矩，违错不得的”，但一至贾母正室，便“欲行家礼”。当贾政以臣子身份觐见，她虽然不免真情流露，“田舍之家，虽齑盐布帛，终能聚天伦之乐；今虽富贵已极，骨肉各方，然终无意趣”{7}，但恪于礼仪、规矩，她仍然能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劝勉父亲“以国事为重”。

她虑事周详，善解人意，不轻慢冷落家中的任何亲戚。省亲时，她特意请客居其家的薛姨妈、宝钗黛玉相见“各叙阔别”。

她宽厚仁慈，体恤下人。当主事的贾蔷命龄官演《游园》《惊梦》两出戏时，龄官执意不从，定要做《相约》《相骂》二出，贾蔷拗不过，只得依了。元春不以为忤，命：“莫难为了这女孩子。”

以元春的明达事理，循规蹈矩，思虑周全，言行得体，我们很难想象，她会倚权仗势，自作主张，自行其是。

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指婚说”既不合封建宗法制度、贾府实际，也不符元春性情和其待人接物的处世风格。

元春当然可以指婚，但其指婚应该是有前提的：要么是贾府出面，请她指婚，以显门楣、以示荣耀；要么她认可宝玉、宝钗的“金玉良缘”，有心玉成两人的婚事，在征询过父母的意见，特别是爱宝玉如珍宝的贾府老祖宗贾母的意见后，为他们指婚。可从文中看，并没有这方面的描述。甚至连熟悉创作过程的脂砚斋对此都没有只言片语。这从另一个侧面证明，“指婚说”不过是无稽之谈。

虽然我们确定元春颁赐节礼不是为了指婚，但是，我们有必要解释清楚，元春颁赐给宝钗、黛玉的节礼为什么大不相同，她的真实用意究竟是什么？弄清了这一点，对于我们否定“指婚说”具有正面的意义。

我们知道，元春与宝钗、黛玉虽是表姊妹，元春深居宫中，钗黛寄身贾府，贾元春并没有机会和自己家中的这两位表妹相见。只是到了元春省亲时，才与两位表妹有了短暂的接触。宝钗、黛玉“鲜艳妩媚”“袅娜风流”，都长相不俗，她们的诗学才华尤令元春赞叹不已。省亲时元春处处将两位表妹相提并论，并没有显露出她对宝钗特别的偏爱与眷顾。但在省亲后不久，她借颁赐节礼之名，明确表达了自己“扬薛抑林”的倾向。

她为什么要这样做？其实，要弄清这个问题，我们完全可以从文本中去寻找答案。具体而言，应该从元春省亲，宝钗、黛玉各自的表现来分析。

不同的个性决定了不同的人际关系和不同的生存环境。宝钗安分守己，为人处世八面玲珑，在贾府颇得人缘。黛玉孤芳自赏目无下尘，常令他人产生清高孤傲的感觉。即使在元春省亲时，


黛玉这种张扬的个性也没有丝毫收敛。游历大观园时，元春为了“以志今日之盛”，要宝玉与众姊妹赋诗，“黛玉安心今夜大展奇才，将众人压倒”{8}，但由于元春只命一匾一咏，所以“胡乱做了一首五言律应命便罢了”。

“将众人压倒”，生动细致地反映了黛玉恃才傲物、要强好胜的心理。在这种心理支配下，她张扬的个性、孤傲的态度自然会有所表露。“胡乱”二字颇有深意，不是说黛玉敷衍塞责随意应付、诗做得不好，实际上黛玉与宝钗所做诗歌都颇显文采，深得元春的赞赏。因此“胡乱”二字应是写她作诗时的态度随意轻慢，表现出的那种满不在乎的做派。这自然很难获得内敛低调的元春的好感。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元春省亲为了考查宝玉的才学，让宝玉对怡红院等四处景观各赋五言律一首，“使我当面试过，方不负我自幼教授之苦心”{9}。宝钗深谙元春心理，提醒宝玉把诗中“红香绿玉”的“玉”字改为“蜡”字，既投元春之好又适时地帮了宝玉。而黛玉则不避嫌疑干脆捉刀代笔，直接替宝玉做了“杏帘在望”一首。后此诗被元春指为四首之冠。以元春的文学修为，虽不善作诗，却具有较高的诗歌鉴赏能力，她自然会明白“杏帘在望”一首与其他三首断非出自一人之手，当是黛玉所为。元春虽然宽厚，但黛玉的这种做法确实触碰了她的底线，引起她的不满。她不允许别人影响到她爱弟的学业、前程，辜负自己“教授之苦心”。即使这个“别人”是寄居她家的孤苦无依的姑表妹。为了不影响省亲的良好氛围，不扫贾母的兴致，也顾忌黛玉的脸面，她隐忍不发。回宫后，利用颁赐端午节礼的名义，有意“扬薛抑林”，打压林黛玉，对这个恃才傲物的小表妹给予含蓄的训诫，以使其自省，这当是贾元春颁赐端午节礼的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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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清）曹雪芹：《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339页。

② 朱一玄：《红楼梦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652页。

{3} 刘心武：《刘心武揭秘红楼梦》，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16页。

{4}{5}{6}{7}{8}{9} （清）曹雪芹：《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038页，第179页，第206页，第207页，第210页，第2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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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李锋军，青海师范大学民族师范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明清小说。

编 辑：水 涓 E-mail:shuijuan3936@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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