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理性的异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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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理性的异化问题

提要：科学理性的异化并非一蹴而就，其出现是在特定的情况下，在历史的演化过程中完成的。在胡塞尔那个科学理性泛滥的时代，异化的主要表现形式是“科学理性的异化”。胡塞尔指出，科学理性的异化使得科学理性异变为不负责任的轻率态度——实证主义对形而上学的摒弃，并试图通过他的超越论现象学来解决异化问题。因此，他将生活世界规定为主观现象的领域，希望通过悬隔客观科学的态度回归生活世界，以便克服科学理性异化带来的丧失人性和生活意义等现代性问题。



关键词：异化；科学理性；生活世界

一、胡塞尔对科学理性异化的界定

“异化（Alteration）”是哲学和法学、社会学等人文学科中的一个概念，它在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内涵，因而又是一个历史范畴。卢梭、黑格尔和马克思都曾关注过“异化”现象，并相应地提出过符合时代特征的“异化”理论。现今大多数学者认为卢梭是使用“异化”概念的先驱。因为他用其来研究世俗社会（政治社会）的演化过程，因而这种异化属于“世俗社会的异化”。黑格尔是至今被公认的将“异化”概念当作专门的概念引进哲学的第一人。在其《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认为“绝对精神”需通过“异化”回归自身，因此属于“绝对精神的异化”。马克思通过“劳动异化”理论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剥削，也使得“异化”现象备受现今中国学术界的热议。



胡塞尔与上述三者理解的“异化”概念有一定相同之处。例如，卢梭在他所处的时代就已经意识到理性发展本身的悖论，这与胡塞尔有不谋而合之处；黑格尔和胡塞尔在对待异化问题上有殊途同归之感，二者都最终达到一种主观性，都将异化的最终解决表现为对“自我”的回归；而在对待异化的必然性上，马克思和胡塞尔有一致态度，认为异化现象未必一定出现。



尽管如此，其差异性还是十分显著的。胡塞尔身处实证主义盛行甚至泛滥的时代，他预见了欧洲科学危机的到来。作为现象学的创始者，他从现象学超验论（主观性、意向性）的角度理解近代欧洲科学或者说欧洲人的精神危机，而这样一种危机正是“科学理性的异化”造成的恶果。胡塞尔在《危机》①中对欧洲文明危机的分析体现了“科学理性的异化”过程，而他对“异化”一词的明确阐述正是解决“异化”问题的基点。



在胡塞尔看来，首先，“变异（Alteration）”②指“其他化”，即“作为对‘他我’之当下化的术语”。因此，是在意识领域中的经验通过感知而形成的一种“对他人的想象”的“样式变化”。[1](P32)其次，“异化（Entfremdung）”③与“陌生感知”有关，主要是指“去陌生化”。这就意味着通过结对的类比而将自己置入到作为陌生者的“他人”之中，同感“他人”，从而在某种意义上将“陌生”转变为“本己”。[1](P125)胡塞尔对“异化”概念的理解实际上是一种通过超验现象学方法，最终消




除异化现象的基础，其动机就是要克服近代以来欧洲科学的危机。因为在那个科学理性泛滥的时代，导致这种危机的具体异化形式就是“科学理性的异化”。



胡塞尔预见了当时欧洲科学危机的到来，并认为这是欧洲人生活的危机，这关系到整个意识领域的欧洲人的精神——理性的理念或哲学精神——要求人自身达到一种普遍与永恒的理想。而这种理性本身具有不明晰性和多义性，从而潜藏着一种“异化”的可能性，即是说容易陷入片面性和过早满足的危险，最终失去生活的根基和人的本性。他明确指出，“科学发生了本质变化，使科学的理念受到实证主义的限制，科学丧失了对于生活的意义，避开了对真正人性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2](P655)而近代以来，这种片面性危险主要表现为朴素性——客观主义——其根源在于“误入歧途的理性主义”。



在近代，异化的形式主要为“科学理性的异化”，它的外在形式为实证主义或物理-心理主义等客观主义思潮。当然，胡塞尔并不否认科学的实证主义发展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力量，使得人们在行为和方法上更有效果。“对于一切客观的科学的方法借以获得其意义和可能性的基本‘内在性’方法的认识，对于自然科学家和每一个客观的科学家，不可能是没有意义的。”[2](P230)但是，胡塞尔同时指出，“单纯注重事实的科学，造就单纯注重事实的人，……，在我们生存的危机时刻，这种科学什么也没有告诉我们。”[2](P16)这就意味着，这是一种“精神疾病”，症结就在于误把“客观经验”看成是“不言而喻”的自明性，科学理性成为了生活世界的“先入之见”。因而，人们在科学理性的诱导下抛弃了人的主观性问题，放弃了对自身的思考。诚如胡塞尔所说，“哲学本身成为问题，首先是以形而上学的可能性的形式成了问题，这涉及到全部理性问题的潜在意义和可能性。”[2](P655)



二、胡塞尔对科学理性异化过程的分析

科学理性的异化并非一蹴而就，其出现是在特定的情况下，在历史的演化过程中完成的。在胡塞尔看来，这一种异化潜藏在对伽利略“自然数学化”思想的未查明的动机中。



（一）科学理性“潜在”的异化：伽利略的“自然数学化”

胡塞尔指出，“由于伽利略将自然数学化，自然本身就在这种新的数学的指导下理念化；用现代的说法，自然本身变成了一种数学的流形。”[2](P33)不可否认，伽利略的科学思想为科学脱离神学的束缚和亚里士多德教条的框架提供了武器，不但激发了近代科学的蓬勃发展，也为以后的科学发现奠定了基础。牛顿是站在伽利略这个巨人的肩膀上才能看的更远的人，而现代的各门科学，包括社会科学也在使用数学。作为数学家的马克思也曾说过：“一门科学只有在成功运用了数学时，才算达到完善的地步。”[5]（P871）



但是，在胡塞尔看来，“伽利略的理念是一种假说，……，尽管有证明，这假说依然是而且永远是假说；这种证明是一个无穷的证明过程。”[2](P56)因而，他认为，伽利略的“自然数学化”与测量技术相结合形成一种“公式化”的普遍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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