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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柳永与北宋前期词风的演变
试论柳永词的艺术特色及其对词发展的贡献。
正如宋诗直到欧阳修等人登上诗坛才显示出独特的面目一样,宋词到柳永手中才发生重大的变化。
1、体式变
柳永对宋词发展的贡献首先体现在慢词的发展与词调的丰富方面:柳永大力创作慢词,扩大了词的篇幅体制,扩充了词的内容涵量,也提高了词的表现能力。从根本上改变了唐五代以来词坛上小令一统天下的格局,使慢词与小令两种体式平分秋色,齐头并进。在两宋词坛上,柳永是创用词调最多的词人。词至柳永,体制始备。形式体制的完备,为宋词的发展和后继者在内容上的开拓提供了前提条件。
2、题材变
其次,在创作方向上,①柳永的词是市民情调的表现:柳永不仅从音乐体制上改变和发展了词的声腔体式,而且从创作方向上改变了词的审美内涵和审美趣味,即变“雅”为“俗”,着意运用通俗化的语言表现世俗化的市民生活情调。他一改文人词的创作路数,而迎合、满足市民大众的审美需求,用他们容易理解的语言、易于接受的表现方式,着力表现他们所熟悉的人物、所关注的情事。首先是表现了世俗女性大胆而泼辣的爱情意识。柳永词中的世俗女子,大胆而主动地追求爱情,无所顾忌地坦陈心中对平等自由的爱情的渴望,如《定风波》(自春来惨绿愁红)。其次是表现了被遗弃的或失恋的平民女子的痛苦心声。如《满江红》(万恨千愁),以女主人公自叙的口吻,诉说失恋的痛苦和难以割舍的思念。再次是表现下层妓女的不幸和她们从良的愿望。作为当时一个特殊社会群体的歌妓,与市民的生活内容、消费方式密不可分,因而,柳永词真切地表现她们的命运,也非常贴近市民大众的日常生活和欣赏趣味。②柳永词还多方面展现了北宋繁华富裕的都市生活和丰富多彩的市井风情。如《望海潮》(东南形胜),从自然形胜和经济繁华两个角度真实地交错描绘出杭州的美景和民众的乐事。③柳永的词作还体现出羁旅行役之感与抒情的自我化:柳永不仅创造和发展了词调、词法,在词的审美趣味方面朝着通俗化的方向变化,并且在题材取向上也朝着自我化的方向发展。如《鹤冲天》(黄金榜上),尽情地抒发了他早年进士考试落榜后的愤懑不平,也展现了他的叛逆反抗精神和狂放不羁的个性。《乐章集》中六十多首羁旅行役词,比较全面地展现出柳永一生中的追求、挫折、矛盾、苦闷、辛酸、失意等复杂心态。 3、手法变
铺叙与白描手法的运用也是柳永词作的重要特点:词的体式和内容的变化,要求表现方法也要作相应的变革。柳永为适应慢词长调体式的需要和市民大众欣赏趣味的需求,创造性地运用了铺叙和白描的手法。慢词可以尽情地铺叙衍展,故柳永将“敷陈其事而直言之”的赋法移植于词,或直接层层刻画抒情主人公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如上举《定风波》、《满江红》词;或铺陈描绘情事发生、发展的场面和过程,以展现不同时空场景中人物情感心态的变化,如《雨霖铃》(寒蝉凄切)。同时,他善于巧妙利用时空的转换来叙事、布景、言情,而自创出独特的结构方式。在时间结构方式上,词的一般结构方式,是由过去和现在或加上将来的二重或三重时空构成的单线结构;柳永则扩展为从现在回想过去而念及现在,又设想将来再回到现在,即体现为回环往复式的多重时间结构,如《浪淘沙慢》(梦觉)。在空间结构方式上,柳永也将一般的人我双方互写的双重结构发展为从自我思念对方又设想对方思念自我的多重空间结构,如“想佳人、妆楼颙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八声甘州》)。与铺叙相配合,柳永还大量使用白描手法,写景状物,不用假借替代;言情叙事,不需烘托渲染,而直抒胸臆。如《忆帝京》(薄衾小枕天气),不加任何藻饰,却生动地刻画出主人公曲折的心理过程。
柳永对于词发展的贡献还体现在俚俗语言的运用上:柳永在词的语言表达方式上,也
进行了大胆的革新。他充分运用现实生活中的日常口语和俚语。用富有表现力的口语入词,不仅生动活泼,而且像是直接与人对话、诉说,使读者和听众既感到亲切有味,又易于理解接受。
作为第一位对宋词进行全面革新的大词人,柳永对后来词人影响甚大。北宋中后期,苏轼和周邦彦各开一派,而追根溯源,都是从柳词分化而出,犹如一水中分,分流并进。 (李美超建议你如果答题时还有时间就最好把我以下精心整理的补充内容答出来)
柳永发展慢词的四种方式(摘自程千帆《两宋文学史》)
慢词并非始于柳永。唐代中叶以来兴起的曲子词,短小的令词和长调慢词是早已有之而且并存的。但晚唐以迄宋初,在词坛占优势的仍然是小令。直到柳永为了在内容上能反映城市生活和复杂的思想感情,他才以全力写作慢词,促进了词体的发展,在词史上做出了新贡献,他发展慢词主要有四种方式:
1、首先是利用民间原有的词调。
敦煌曲子词调名见于《乐章集》者共十六阙,其中《倾杯乐》全同,《凤归云》《内家娇》部分相同,此外如《斗百花》《凤衔杯》等调也有直接或间接的继承关系。
2、第二是旧曲新翻
李清照《词论》指出柳永词调的特点是“变旧声作新声”。(吴熊和《唐宋词通论》) 柳永根据仍旧流行于市井间的唐代宫廷和教坊旧曲翻新为词调。如从大曲、法曲、曲破中翻为慢曲新腔者有《雨霖铃》《法曲献仙音》《法曲第二》等。
3、第三是小令拓展为慢词,从短章铺衍为长篇。 如《定风波》《玉蝴蝶》《婆罗门》《长相思》等,在敦煌曲子词中是小令,到柳词已经演变为慢词。又如《女冠子》在《花间集》中是小令,前段五句,后段四句,共四十一字,而到柳永手里,却发展为前段十句、后段十一句共一百十一字的长调,不仅字数大增,而且韵律和音节也起了变化,成了与小令完全不同的婉转曲折的新腔。
4、自创新调
唐五代词或不分片,或只有前后两叠。柳永从内容出发进行了开拓。除了重新创制二叠的慢词如《笛家弄》等以外,还创造性地把二叠发展成三叠如《曲玉管》《夜半乐》等。特别是他自己独创的三叠词《戚氏》长达212字。
柳永深明音律,熟悉唐代的旧曲,又遍习宋代的新声,因此他能发挥创造性,制新调,填新词,为其后的词奠定了繁荣昌盛的基础。
柳永词的结构模式(谢桃坊《唐宋词概说》)
长调的体制比小令宏大复杂,而词的每一调又独具音律与表现的特点,因此在创作时的谋篇布局和整体构思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柳永词的艺术结构方法具有富于变化、层次清楚、和谐完整的特点,基本型式有以下几种:
1、上片写景,下片抒情,如《八声甘州》
词的上片描写深秋的凄凉景象,下片触景生情,表达词人对故乡的思念。
2、上片由写景到抒情,下片追忆到现实情境,结构方法较为复杂。如《曲玉管》词写别后的相思之情。首以暮雨制造悲秋气氛,以倚楼凝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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