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大全网# 导语】以下是®文档大全网的小编为您整理的《在北大上中国文学史课:先默默读完这19本书吧》,欢迎阅读!
在北大上中国文学史课:先默默读完这19本书吧
不止一次听哈佛大学的王德威、宇文所安教授说起在美国,已经没有文学史课,而在我们这里,文学史课雷打不动几十年,中文系同学一上就是三、四个学期,说起来不可思议。今天是文学史的第一课,我知道它很重要,因为它可能会影响到大家对于整个中国文学史的看法,这么一想,倒有点不知从何说起。还是先讲一讲我自己学习文学史的经历吧。
我是1978年春进北京大学中文系的,也是在二年级开始上中国文学通史课,那是两年的基础课,分时段教学,老师们大多讲自己的教材。参考书方面,一个是北大游国恩、中大王季思、山大萧涤非和教过我们的费振刚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一个是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都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出版,1979年初重印,我们正好赶上。参考书里还有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不是“文革”中间修改过的,是以前的版本。当然,北大中国文学教研室编的《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和朱东润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是必读,还有王力《古代汉语》里面的“古汉语通论”,它们介绍学习古汉语的各种常识,像诗词格律就讲得深入浅出,这部分内容现已单独抽出来变成一本《中国古代文化常识》。因为这个课,当时还摸了不少书,印象比较深的有如游国恩的《先秦文学》、作家出版社编的《楚辞研究论文集》、王伯祥的《史记选》、鲁迅的《古小说钩沉》、社科院文学所编的《唐诗选》、汪辟疆的《唐人小说校录》、钱锺书的《宋诗选注》、龙榆生的《唐宋名家词选》、胡云翼的《宋词选注》、邓广铭的《稼轩词编年笺注》、凌景诞的《董解元西厢记》、王国维的《录鬼簿校注》、张友鹤的《聊斋志异会注会评》等等,一开始都是泛览,囫囵吞枣,以后慢慢发现不但都记住,而且非常有用。
两种1960年代初出版的文学史以及刘大杰的文学史当年公认最好,今天来看,仍有其长处,让我来举例说明。这里暂且只讲科学院文学史,领衔编写这套文学史的是余冠英、钱锺书和范宁。第一个例子是看它怎么样讲孔子。三十多年前,一般人对孔子还没有什么好印象,因为“文革”后期批林批孔,有本由巴金撰文、贺友直绘画的小人书叫《孔老二罪恶的一生》一度流行,那里面把《春秋》说成孔子留下的历史变天账,把《论语》说成孔子的反动言论集。我们那时上中国哲学史课,读到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里面也写着孔子代表的是没落的与新兴封建势力对抗的奴隶主阶级,他的政治理想与当时的社会发展方向背道而驰。那时对孔子基本上是这样的印象。可是,这部文学史有一节讲《论语》,它前面介绍孔子的生平,也还是用了那个年代流行的阶级分析的方法及语言,称孔子鼓吹的“仁”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爱人、博施于民能济众这一套,“都是剥削统治阶级欺骗和麻醉人民的言论”,然而接下来它说孔子聚众讲学、有教无类,是把知识传播到广大社会中去,已经有点褒意了,它又说《论语》里面写出来的孔子,是“一个思想深沉、举止端方的大哲学家、教育家的形象”,这一下子就把孔子的形象扭转过来了。
第二个例子是杜甫。那些年我们都知道毛泽东喜欢“三李”,不喜欢老杜,他说杜甫是个小地主,写的诗都是政治诗而又哭哭啼啼的。郭沫若在1972年出版的《李白与杜甫》,扬李贬杜的倾向就很明显,他认为李白的性格和诗歌都富于平民性,杜甫却“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统治阶级的立场,而为地主阶级、统治阶级服务”,这是揭了杜甫的“老底”。可是,这部文学史讲到杜甫时,虽然确定他是一个“儒家思想的信奉者”,但它指出儒家思想中也有民贵君轻、匡时济世的一面,就是这一面引导着杜甫忧国忧民、感时伤事,只不过由于阶级的、时代的局限,“封建主义的伦理纲常特别是封建帝王仍然是他精神上的最高主宰”,使他不能分辨“忠君”与“爱国”之不同,不能彻底变成自己阶级的贰臣逆子。这一分析可能还有过去意识形态的痕迹,然而指出儒家思想影响下的杜甫是有两面的,讲得非常中肯。它分析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形容这首诗“一气贯注,奔流直下,不仅是从它的每一个形象里奔跳出喜悦的感情,而且它的每一个音节都像春天的旋舞曲似的飞转着轻快的旋律”,既贴切又富有现代感,是相当不错的文学解读,也能让人一下就记住这首诗。
十几年后,我在京都大学对面的旧书店偶然买到一本久保得二的《中国(支那)文学史》,它是1903年出版的早稻田大学教材。起初我并不知道久保得二在日本学界大名鼎鼎,还做过台湾大学中文系的首任教授,我是被他将中国文化置于与欧洲、印度文化的比较当中,又从文化讲到国民性、从国民性讲到文学的思路吸引住的。国民性的说法并不稀奇,1980年代“文化热”时,这是谈得最多的题目,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更是早就耳熟能详的,但是用国民性来推导中国文学的特质,在我们的文学史里还是罕见,这让我颇有点惊讶。久保得二说中国人偏于现实、重视现世,缺乏理想和想象力,有排他的、崇古的习性,中国文学因而为教训的、保守的、拟古的、形式的、虚饰的,这些我以前都不曾读到,我们的文学史往往都是以亲切的口吻称呼“我国文学”如何如何,都是赞颂备至,不可能出现这样的叙述。
这部文学史对孔子和杜甫也没有那么多褒扬。它说孔子是深刻的哲学家、道德楷模、文献学家,政治上却很失败,他不承认文学是独立的,以美与善之和谐为艺术的最高境界,他的诗论妨碍了纯文学的发达,也阻止了后来中国文学的进步。它又说杜甫是一个入世的、讲义气的北方人,旷放而不自检,好高论天下事,唯有每饭不忘君的罕见忠诚,思君忧国,因而也褊狭躁急、愤懑不平,时常在作品里悲时事、哭自己,表现社会的纷乱,故有“诗史”之称号。它对孔子和杜甫不但评价不高,分析得也有些漫不经心。
从久保得二起,我后来读了古城贞吉以下很多日本学者写的中国文学史,从明治到昭和,一点点捋下来,就发现中国人讲中国文学史,开头是跟日本学的。这样去读在中国正式出版的第一本中国人自己写的文学史,也就是1904年林传甲为京师大学堂师范班编的《中国文学史》,就很有意思了。这本文学史,我好多年前专门写文章介绍过它,它完全是一个年轻人“临时抱佛脚”编的急就章教材,所以,第一它宣称“我中国文学为国民教育之根本”,以此说明对文学史的需求很急切;第二它毫不讳言自己参考了日本人的书;第三它交待应公共科和分类科的要求,要讲历代源流义法,还要练习各体文字,于是有“篆籀音义之变迁,经史子集之文体,汉魏唐宋之家法”这样的内容。今天回过头去看,这部文学史实在奇特,好像面面俱到,却又丢三落四,不过是仅仅讲了个文章学,别提小说戏曲,连诗歌也是七零八落。 它也讲到孔子,它说汉唐以来,孔子至圣、为万世师表已成定论,可最近却有些“颇谬于圣人”的议论,《论语》里“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话,也因不明古训而“为外教所排击”,这句话的本意是“孔子殆伤民智之难开,并非若秦政之愚黔首矣”。对孔子的回护溢于言表。它本来不怎么谈诗,但是也称“李杜起而诗律一变”,青莲尽其工、工部大其体,又说到“万方多难,不有以鼓吹之,则民心将不知有国矣”,“韩柳李杜,岂仅自悲其身世哉,所遇者奇,而诗文所流露者亦奇”,对杜甫肯定居多。它最后论及当世,甚至说日本明治维新,一般人以为“黜汉学而罪欧化”,可是如果去读日本战争文学、走卒下士所为诗歌,“或奇崛如李,或雄健如杜”,便会有“中国辞章之士,苟读之而愧奋,中国庶几中兴乎”的感叹。这表明他对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极为倾慕,他写文学史效仿的就是早稻田大学的笹川种郎,可是他也并不是亦步亦趋、照单全收,孔子至圣先师的地位仍不可动摇,李杜仍是文学上的最高典范。
那个时代,讲文学史的人很多都照搬日本汉学家写的中国文学史,如发行很广的曾毅的《中国文学史》,如作为东南大学教材的顾实的《中国文学史大纲》。顾实的书在好些地方,如讲南北文学之差异、讲孔子和李杜,都与久保得二如出一辙,它还说孔子是北方思想的开山,文学上并不值得崇拜,因为孔子不懂文学真正的性质,其主张是诗要有美与善的结合、诗要用来做教育,都是不知文学为何物,偏偏对中国的诗论影响极深。
在这样一个气氛下面,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就起到一个特别关键的作用。胡适立足于国语的、白话的立场,用当时新兴的文学观念,可以说是把中国古代文学来了一个大疏通。他的这个讲义,开始是为一个国语讲习班作的,有人根据现场讲演记录下来,题目叫做《国语文学史大要》,那里面是把《诗经》《楚辞》、杜甫和李白的诗都当成白话作品来讲的。后来据以改编成《国语文学史》,最后以《白话文学史》为名出版,主要保留了汉唐这一大块。这部文学史还有一个特别之处,是它本身就用白话写下来。
《白话文学史》既是从汉代讲起,那么关于孔子,就要去看胡适稍早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有意思的是,《中国哲学史大纲》于“中国哲学发生时代”一节,引了很多《诗经》里的诗,用来说明当时的政治之黑暗、贫富之不均,导致社会上产生忧时的、厌世的、乐天安命的、纵欲自恣等各种各样的思潮,老子、孔子都是思想界革命的种子。它说孔子本来有志于政治改良,因时势不合,遂专心教育,子路称他是“知其不可而为之”,活写出一个孳孳恳恳终身不倦的志士。孔子要改良社会,“仁”是他理想的人道,君子为他心目中人生的模范,礼乐为他用作培养道德的利器,他主张“礼让为国”、国中弦歌不辍,故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他寓文学于美术观念,是一个气象阔大的人。对孔子的这些评价,是不是有点夫子自道的意思?而这是与日本汉学家又或顾实等人看法不同的。《白话文学史》讲到杜甫也很有意思,因为杜甫“晚节渐于诗律细”,一般评价杜诗,都必要说他的律诗成就很高,然而白话诗的提倡恰恰要打破格律,怎么能给杜甫那么大篇幅?《白话文学史》讲杜甫,突出的是两点,一是他的写实,称其为八世纪中叶以后写实文学的创始人,二是他的诙谐,主要表现在那些信手拈来、滑稽风趣的绝句里。说写实容易理解,因写实才能称得上“诗史”,可为什么要强调杜诗的诙谐呢?原来“白话诗从打油诗来”,这就拐到白话诗上了。像“三吏”、“三别”这样的,又可谓故事诗。既写实,又是白话,还在叙事,胡适最看重的三个白话文学要素,杜诗兼而有之。
胡适以后,很多人都学他的方法讲文学史,不再盲从古人对于文学的看法,同时吸收很多新的考订和研究成果,再前前后后把文学史从先秦到清代补足,这样形成了一个文学史的主流,直到1950年代。上面讲到1970年代末我念大学时读的那两套文学史,也是这一潮流里的成果,这两套书现在仍有重印。
最后,我们来看一看宇文所安、孙康宜主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这部文学史的中译本问世后有不少评论,有赞有弹,我自己也有评论发表,大的方面就不去说了,单看它怎样写孔子和杜甫。它称赞孔子为学问、容止、道德俱佳的君子,“是深刻自省之人,是个性谦恭与道德权威的典范”,也不会“为了换取政治影响而对自己的道德原则有所妥协”,而他对后世文学的影响,表现在他的文质平衡论成了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修辞理论,他对《诗经》的编订也使诗歌有了在古代中国文学里的首席地位,他的崇古则发展为中国中古诗歌的一个主题,等等,它在孔子身上用的这些溢美之词,不仅在文学史里前所未有,有的可以说都超出了孔子本人的言行与影响。然而说到杜甫,它却异常克制,只是淡淡地提到杜诗里有些无人可及的细节,恰与重大政治事件交织,这使杜甫赢得了“诗史”之名,但晚期住在成都的杜甫却是与世隔绝,他的诗里有理想主义,也有温和的自嘲。它大概有意将杜甫其人与其诗区分开来,所以说杜甫是用诗歌建构了自己的生活,这些诗最终将一个失意的小诗人,变成了中国文学传统中最有名的诗人和人格。
对孔子、杜甫的描述及评价,在文学史里只占很小很小一部分,以此为例来看整个文学史,自然是以管窥天、以锥刺地,但是就这一小部分也已经显示出这么大的差异,说明文学史始终是变化的,变化的是文学观念、检讨文学史的方法、对作品的解读以及据以批评的立场。但是文学史也有它不变的地方,有一个大致的范围和一些固定的常识,是很久以来形成的,比如它始终要选择《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作为每个时代之主流的作品、文体,它始终也不能缺少孔子、杜甫、关汉卿、曹雪芹等等具有典范意义的人物。也正是由于这些不变的内容,让文学史有了一定稳定性和延续性,无论意识形态、研究风气怎样变化,它都有自己的立足之地,独立的、不变的,这些也是我们文学史课最重要的内容。所以这个课,除了基本资料,你可以选任何一种文学史作为参考。 ■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xz.cn/9425db786c85ec3a87c2c58f.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