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制度经济学视野中的“三教统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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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度经济学视野中的“三教统筹”

［摘要］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三教统筹”虽然在实施初期使博弈各方都取得了一定的收益，但在内部利益格局不变而外部环境改变的情况下，“三教统筹”所带来的收益降低，农村经济和教育也长期被锁定在低水平状态。要改变这种状态就必须通过创设良好的外部环境，并对体制内各方的利益进行适当调整，从而推动“三教统筹”的变迁，实现新的收益，进而使农村经济和教育走出困境。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 三教统筹 普通教育 职业教育 成人教育

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教育制度”是各种个人或利益集团之间经过斗争而形成的教育契约，①而教育政策也属于教育制度的范畴。制度的形成和变迁不仅要受到内部利益格局的制约，同时还要受到诸多外部因素的影响。



一、“三教统筹”的形成与实施

“三教统筹”是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农村教育综合改革的实践中提出的，其目的在于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与农村教育改革结合起来，为当地建设培养迫切需要的初、中级适用人才。



（一）形成时的外部环境

第一，改革开放以后，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内容的农村改革，使农民的生产热情空前高涨；同时，乡镇企业也获得了发展的良好机会。这也就意味着，无论是农村家庭还是乡镇企业都急需大量人才。但是，由于农民文化素质低、农业技术人才短缺，有半数以上的农田、果园等处于中低产水平，而且全国约有70%的农业科技成果得不到推广应用。②



第二，这一时期，农村普通教育限于经费短缺、师资力量薄弱等原因，升学率并不高，而且大量的农村学生要求升学又给国家带来了财力上的压力。同时，普通教育把目标主要放在升学上，导致大批回乡的毕业生虽有一定文化却无实用技术，很难适应生产需要，人才资源优势不能充分发挥。此外，由于乡镇和农民的资金大部分都投在了普通教育上，导致职业和成人教育既缺资金，也缺生源。



第三，这一时期，国家经济刚刚恢复不久，还没有能力为所有学生提供升学




的条件和机会。在“城市中心取向”的影响下，政府将经费主要投入到了城市教育，形成了“城市教育政府办”“农村教育农民办”的局面。而且，强调城市教育以升学为主，农村教育以为农村培养建设人才为主。



（二）形成时的内部利益格局

这一时期，我国教育整体改革所采取的“城市优先发展”实际上是一种“非帕累托改进”，即通过调整经济利益格局而形成新的制度均衡，其中一部分利益集团会受到损害。③在这一时期的教育改革发展中，城市利益集团是既得利益者，而农民则是利益受损者。所以，在这种背景下解决农村经济与教育发展的不协调状况，就只能依赖于提高农村教育自身资源的使用效率。于是，政府开始提倡“三教统筹”，即提倡农村三教都要为农村服务，特别强调农村普通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就业而不是升学，主要采取“普职结合”或“普职渗透”的方式，统筹使用各教资源，“一校多用、一校多能”。④这种改革方式实际上具有“帕累托改进”的性质，即不触动既有利益格局，而是通过改变交易环境使效率提高。⑤从整体上讲，“三教统筹”可以在短期内解决资源紧缺的问题，有利于减少各方对农村教育的投入；同时，可以为农村培养急需的人才，有利于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对于政府和城市集团而言，不仅不需要为这次改革支付成本，而且可以减轻农村学生升学所带来的压力；同时，几乎没有阻力的改革也有利于实现统治者期望社会稳定的偏好。对于农民而言，“三教统筹”可以满足家庭生产和乡镇企业对人才的迫切需求，可以使农民在短期内获得收益。



需要指出的是，“三教统筹”虽是全局性的指导思想，但当时主要是以建立实验点的方式来推行的，而且“三教统筹”在全国的实施多以地方（学校）自发为主。“三教统筹”在实施的前期取得了明显成效。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前元庄实验学校，通过采取“村校合一”，实施“三教统筹”，使当地农民人均收入从1987年的三百二十多元上升到了2002年的两千多元。正因如此，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前元庄实验学校成了山西乃至全国“农村地区教育改革工作”的先进典型，屡屡见诸国内大小传媒。



二、“三教统筹”的现状

虽然“三教统筹”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末期，“三教统筹”不仅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得以推行，反而有衰退的趋势。就前元庄实验学校而言，近些年农民人均收入一直徘徊在两千元左右，作为职教向普教渗透的初中四年学制也已经告结，“三教统筹”陷入困境。这主要因为，在外部环境已经发生变化、但不触动体制内既得利益的情况下，“三教统筹”一直徘徊于效率不高甚至毫无效率的状态。



（一）当前的外部环境






第一，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期，农民来自传统农业的收入陷入了长期的停滞状态。同时，长期的“城市中心取向”导致大量的资金和高级人才流失，使得农村教育和经济发展的后劲乏力。也就是说，在农村教育和农村经济发展都急需大量高级人才的情况下，“三教统筹”所培养的中、低水平的人才已经不合时宜了。



第二，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一直徘徊于低水平状态的“三教统筹”已经不能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首先，由于政府对农村教育的支持力度不够，制约了农村教育整体水平的提高。其次，由于农村普通教育的培养目标过分强调就业，同时职业和成人教育又占用了其部分资源，影响了普通教育的升学率。再次，职业和成人教育由于缺乏独立实体、经费短缺以及技术含量不高等原因，无法培养农村经济发展所需要的高级人才。最后，城市教育越来越重视升学，大搞“应试教育”，这必然对农村教育造成很大的影响。如今，“应试教育”也同样在农村普通教育中“扎扎实实”地进行着，因为升学比就业带来的收益要大得多，因为它不仅意味着身份的改变，而且意味着拥有更多的发展机遇。



第三，随着我国大学的不断扩招，大学生急剧增加。但与此同时，国家并没有为大量的大学生提供相应的岗位，造成了大学生就业形势的急剧恶化。此外，由于国有企业的大量倒闭，大量城市工人下岗，使得城市的就业形势更加严峻。



（二）当前的内部利益格局

面对外部环境的改变和“三教统筹”收益率的降低，农民的利益取向已经转向升学。也就是说，农民已不再支持以就业为核心的“三教统筹”，要求对其进行改革，以获取新的收益。但是，城市集团作为“城市中心取向”下的主要既得利益者，必然反对调整现有的利益格局，而是希望继续通过“三教统筹”让大量的农村学生留在农村，以减轻来自农村学生要求升学所带来的竞争压力和农民对城市就业市场的冲击。对于政府而言，由于“城市中心取向”这一固有偏好还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而且改革意味着要承担较多的成本。所以，政府作为最大的制度供给者并没有满足农民对新制度的需求，而是选择了继续加强现有的“三教统筹”。



这种状况导致“三教统筹”陷入了制度均衡状态，即在现行的制度框架中，各要素资源得到了充分开发和利用，难以继续获取收益。而且，“三教统筹”长期处于制度均衡状态又导致农村教育和农村经济的发展陷入锁定状态，即农村教育和经济长期处于低水平状态，前者不能够为后者提供智力支持；后者无法为前者提供资金支持，形成恶性循环，二者都陷入困境。农村教育和经济发展停滞不前也严重影响着城市以及整个社会的发展，同时，这种状况还导致城乡差距继续扩大，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所以，必须对现行的“三教统筹”进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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