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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中西方悲剧的差异
——以电影《人工智能》《活着》为例
中西方民族悲剧意识具有极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并不是简单的表面上的,而是有着深层次的原因。由此,中西方悲剧表现出来的差异性有:主人公的性格特征、表现方式;悲剧冲突;悲剧结局及悲剧精神等方面。
一、 中西方悲剧差异产生的原因
中国文明是延续传承两千多年的农耕文明,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它的政治思想是稳定,它的哲学思想是中和,它不是一种进取性,而是一种保存型的文化”①中国传统文化始终以和谐为理想,儒家思想、封建礼教、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古人强调人与自然的协调融合,重视对立矛盾之间的相互渗透、弥补、转化和自行调节以保持整个机体、结构的动态的平衡、稳定。后来由以孔子发展为“中庸”,并作为最高的理想范式推及社会、政治、伦理、美学各个领域。因此,中国人得思想倾向于圆满、融合,讲求中庸之道。这种思想理念表现在悲剧中就是追求一种不偏不倚的中庸哲学和艺术境界中的“中和之美”。电影《活着》以解放战争前至文革这一段时间为背景,时间跨度较长,正是改革进行的如火如荼的年代。在这其中,艰难生活着的人们所表现出来的观念,反映了世世代代的农民所受到的农耕文明的影响;后来福贵态度观念发生的转变,是他要活下去的韧性的必然要求。这也恰恰表现出了中国悲剧更强调主客体之间的对立消弭、和解、直至交融。
而西方文明“从古希腊开始就有海洋文化和商业文化的特征,崇尚个性和自由,富于冒险和开拓,讲求力量和技术;具有批判精神、怀疑态度和否定勇气”②。西方社会是一个以个体为本位的社会,奉行个人本位,以自我为中心,注重个人的人格尊严,强调向外扩张,他们能够依据各自的独立判断力作出毫不妥协的选择,呈现出片面的、尖锐的、现实的、开拓的精神取向。由此所带来的就是主客体的分离及两者之间的尖锐对立。在西方人看来,和谐不是产生于不同事物或因素间的协调同一,而是相反,产生于对立面的斗争,通过斗争达到的和谐才是真正的和谐。在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的认识上,他们都强调以斗争求和谐。电影《人工智能》讲述大卫个人为了“爱”而不断争取,到最后拥有了短暂的一天的“爱”,尽管是虚幻的,但这是主人公通过自身的不断斗争而达到的“和谐”。这样的悲剧意识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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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法.中西美学与文化精神[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②
张法.中国文化与悲剧意识[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符合西方的悲剧审美标准。
中西方民族的悲剧意识产生于不同的民族文化背景之下,由此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悲剧审美意识,即中国的“中庸”之美与西方的“壮美”,这种差异是本质的而不是表象的,具有其深远的历史传承性。
二、 中西方悲剧差异的主要表现
以悲为美的悲剧观是中西方美学界的共识之一,中西方学者都肯定了悲剧能赋予人美感。但由于上述的多方面原因,中西方悲剧在绝大多数要素上都有很大的差异。
首先是中西方悲剧主人公性格特征的差异。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悲剧人物必须善良,以引起受众的怜悯和恐惧。在西方悲剧中我们看到的大多是具有鲜明个性的人物顽强地坚持自己的个性,不屈不挠的进行抗争。如《人工智能》中的大卫,在家庭中遭遇冷遇而后被放逐,由此开始了他漫长的流浪生涯,最后自沉海底沉睡两千年。虽然他是一个机器人,但是他有爱,并且是自始至终、永恒不渝的爱,他与环境的格格不入造成了他的必然命运,不能为人类社会所接受。大卫的经历在刺痛人心灵的同时也唤起人们的同情和怜悯。由此所展示出来的是其本体意义上的悲剧感,是对个人本位、注重表现个人的阐释。而《活着》中,福贵属于弱势群体,自己却无力掌控自己的命运,只能在社会浪潮中随波逐流,传达出个人在社会变革面前的渺小这样一种信息。更是以点带面的表现了以福贵为典型代表的一群人的悲剧,继而引发对整个社会、对民族精神的思考。
其次是中西方悲剧冲突的差异。悲剧冲突是构成传统悲剧文学的核心要素,不同的悲剧冲突传达出截然不同的悲剧意识。中国式悲剧往往着重于情节的描述,是带有伦理性质的善恶冲突和冲突的淡化与模式化,着重于表现苦难意识;而西方悲剧所揭示的是人与无法制服的异己力量的抗争与冲突,比如环境巨变、高科技带来的恶果等等。《活着》的时代背景是动荡与变革的年代,在这其中的悲剧冲突更易引起受众的共鸣,福贵赌博因祸得福而免遭祸患、下乡挣钱却被国军抓走、迎来解放开始新的生活、人民公社化、文革等强烈的时代变革与个人的命运变化息息相关,电影不同程度的反映了人们的愚昧落后、于苦难生活中的坚韧。《人工智能》的悲剧冲突完美的诠释了西方悲剧的含义。大卫是被人类制造出来却又被人类所抛弃,他的一连串的个人经历正是同异己力量对抗、希望能融入人类社会得到爱的过程。同《活着》相比,《人工智能》的矛盾冲突更为强烈及直接。
再次是中西悲剧结局的差异。有人曾这样总结中西悲剧的不同结局,古希腊悲剧像亚里士多德界定的那样,情节必须“由顺境转逆境”,基本模式为:喜→悲→大悲,而中国文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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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模式为:喜→悲→喜→悲→大悲→小喜,这大悲之后的“小喜”是中国古典文学独具的“团圆之趣”①。朱光潜说:“随便翻开一个剧本,不管主要人物处于多么悲惨的境地,你尽管可以放心,结尾一定是皆大欢喜,有趣的只是他们怎样转危为安。”一语道出了中国悲剧的结局模式。“活着,把一种悲惨的生存之道描述成惯性运动,把一个活生生的角色的‘痛楚神经’连
②根抽去,这对于清醒的、思索的、断然与过去反叛的人来说,”正是一种巨大的人生悲剧。《活
着》中,导演把福贵一生的苦难展示出来给人看,虽然其一生都在苦难中度过,亲人一个一个相继离去。但这部影片的主人公是福贵,他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悲欢离合后依然坚韧的活着。对于福贵来说,生命本来就是一个接受苦难的过程,能够克服苦难并且一直活下去就是胜利。这也是中国式悲剧结局在影片中的体现。《人工智能》的最后,地球上已经没有了生命的存在,外星人来到地球并且把大卫从冰封中解救出来,留给观众的是在虚幻想象结局中的思索,意味不可谓不深刻。
最后是中西悲剧精神的差异。中国悲剧人物的内心常常被一些封建教条所占据,只有一些片面的忠、孝、义等。这些人物不敢向传统观念挑战,他们的外在行为不能和西方悲剧人物一样大刀阔斧。小人物充当悲剧主角也是中国人对不合理现象容忍的结果,因为这些善良弱小的小人物像路边的小草任人践踏,没有意识到积极地创造幸福,但又不甘心受苦到底。因此中国悲剧只好依赖外在力量实现结尾的大团圆,即中国人所说的“恶有恶报,善有善报”。 中国悲剧这样的特征是由其保存性的文化所决定的。《活着》中传达出的悲剧精神就是这样一种。悲剧精神是西方文化思想的集中表现,其根源在于西方文明崇尚个性和自由,富于冒险和开拓;具有批判精神、怀疑态度和否定勇气的传统,圣经中亚当和夏娃偷吃知识树上的禁果便是西方人敢于怀疑,敢于探索的象征。所以,西方悲剧产生的直接原因是他们的怀疑与判断能力。《人工智能》所持有的一种批判精神和否定的勇气很好诠释了西方悲剧的精神。
悲剧尽管在中西方文化中存在较大差异,但作为美学的重要载体是世界文化中不可或缺的。正所谓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悲剧只有东西方存在争鸣。才能不断地发展延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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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子仁.莎士比亚悲剧与中国古典悲剧的结局比较[J].浙江师大学报(社科版),1992.
林若红.余华小说《活着》的孤独意识[J].福州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2, 22 (1): 2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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