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结构的角度分析我国犯罪的社会原因

2022-05-06 05:23:30 文档大全网 [ 字体：小中大 ] [ 阅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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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影响犯罪的宏观社会因素，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社会结构。社会结构的本质是社会利益分配格局。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与社会系统复杂性密切关联的社会利益的分化引起了社会结构性系列矛盾，加剧了社会系统内部的资源竞争，以致社会冲突的频度与程度不断升级，这构成了当代我国犯罪的社会基础。鉴于当代流行犯罪学理论中普遍存在的忽视社会分化的持久和显著作用的倾向，必须认真审视当代我国犯罪，尤其是犯罪的社会结构意义，并从社会稳定的角度确定犯罪控制策略。

首先，我国的社会阶层的分化。鉴于我国的特殊国情，即劳动力过剩(仅农村剩余劳动力为2亿，城镇失业率实际可达10%)和人口过多，使我国的劳动力供给市场长期处于买方市场，即是所谓的供大于求。这对社会低阶层通过工作来改变自身贫困情况的可能减小。尤其是像我国这种已经进入了发展中国家在经历了高速的经济增长之后的发展瓶颈期，富余劳动力特别是非技术型劳动力即体力劳动者的就业难问题则更加突出，预计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技术与知识在工作中的重要性的日益增强，处于社会底层的社会成员由于缺乏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主动权”，致使其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作，进而导致其贫困的生活局面无法改善，最终使其为了改变穷苦的生活而采取各种各样的犯罪活动。

其次，我国日益明显的城乡二元化的社会结构是造成我国城市外来民工犯罪活动十分重要的原因。首先，我国的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由于对于农民工的身份存在着歧视性的规定，所以在形式上决定着“农民工”和“农民工犯罪”现象的存在。其次，农民工和城市居民在二元化的社会结构中的身份地位的不对等、经济收入的极大反差和各自的社会保障机制的不同对待等因素，都会引发农民工的情绪不满与心态的失衡，并造成他们为了改变这一局面而进行犯罪活动的后果。更为重要的是，我国农民工的合法权益经常被非法的城市居民所侵犯更是促成外来农民工犯罪活动的直接诱因，比如拖欠农民工工资、不给报销农民工工伤费等。

第三，文化结构的冲突。在快速的社会变迁中社会文化结构的冲突与犯罪的关系十分密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文化结构产生了极大的变化，形成了社会文化冲突的现象。从改革开放前的开始犯罪率很低，到改革开放后的犯罪率逐年上升，跟整个社会的文化机构缺失有着极大的关系；社会新兴的消费膨胀和原有的勤俭节约理念是极为矛盾的，过去我们的理念是主张勤俭节约的生活，但是现在我国社会消费系数的不断膨胀对于传统的勤俭节约生活方式是很有影响的；然后就是贫富差距的拉大，突然暴富对于传统的利他主义的挑战是非常明显的；政府官员的腐败活动猖獗和传统的廉洁自律也是一种挑战。这种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产生的社会文化的冲突对当代中国人传承文化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同时也是目前我国犯罪率逐年上升的原因。

第四，价值观结构的混乱。价值观的混乱，道德感的低迷是我国在社会转型期犯罪多发的内在诱因。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转型过程中复杂多变的思想文化，尤其是负面的不健康的思想文化导致了整个社会价值观的混乱，社会上普遍形成了“自我主义”的不健康的价值观，如极端的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彻底解放、读书无用论等偏重于社会负面影响的价值观，导致社会上最起码的社会责任感逐渐消失，社会上个人的自我欲望极度的膨胀。当不正常的物质消费欲望和精神欲望不能通过正常途径获取时，各种各样的违法和犯罪活动便出现了。有研究资料表明，青少年的价值观念的变化，使他们追求的人生目标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当中一些人持有的与社会良性发展相悖的价值观念，是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犯罪行为增多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五，社会成员结构的变化。失业和人口流动，导致社会关系解体，社会控制力弱化。随着我国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就业压力越来越大，失业或半失业状况明显。一些企业放弃对下岗职工的管理，使其成为社会、单位、家庭三不管的闲散人员，这些人很容易与不法分子同流合污，成为违法犯罪现象发生的诱因。国外有学者指出:失业现象是对犯罪而且是恶性犯罪作出最坏预测的根据。甚至有学者得出结论:失业率增长一个百分点，就不可避免地导引出如下后果:凶杀增加650起；自杀增加820起；精神病患者增加4000人；监狱里增加3000名罪犯。由此可见失业的严重消极作用。

第六，社会政治结构的弱点。权力的运行缺乏有力的监督体系。权力的自我扩张决定了权力的运行如果缺乏强有力的监督和制约，客观上就会给各类职务犯罪以可乘之机，因而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就成为预防职务犯罪和减少腐败现象的根本之举。然而在我国目前的政治生活中，党内监督、人大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各种形式的监督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监督不到位和监督乏力的现象。党内监督主要包括纪检机关的监督、领导班子内部的互相监督以及普通党员对领导干部的监督。然而负有纪检职责的干部的任免、调动却是由党政主要领导决定，因此，党内监督难以真正到位。实践中，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职能没有充分发挥，缺乏主动性。我国的司法监督体现在检察机关方面，主要是行使法律监督权，但这种监督的范围是非常有限的，就性质而言，这种监督只是一种被动而低效的事后救济，对公务人员所能起到的威慑作用和权力运行的制约作用都十分有限。

第七，社会分配结构不公。整个社会分配不公、利益失衡、贫富差距拉大，导致社会矛盾增多是转型期犯罪多发的外在原因。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就是社会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与再分配。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差别虽然存在，但个人利益往往能够服从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利益主体之间相对比较平衡。而社会转型期，利益主体迅速解体、分化与重构，利益关系多样化、复杂化，其中的一部分利益主体从大众群体中脱颖而出，成为新的利益主宰者。由于社会分配不公导致利益失衡，造成贫富差距越来越明显，加之新的利益格局尚未健全，各种利益摩擦增多社会矛盾和冲突也因此而增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