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其昌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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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其昌的生平与艺术

（作者：黄晨馨 [1**********]44 十班） 内容提要：

董其昌（1555～1636）[1]，字玄宰，号思白，又号香光居士，谥文敏，华亭（今上海松江县）人。董其昌的远祖北方汴梁人，宋南渡随君臣一起迁至南方，居华亭。（据《容台文集》卷六《渐川兄传》中董自言）董家祖上本为大官，一度中落，董其昌的至友陈继儒所著 《白石樵真稿》记“玄宰家甚贫，至典衣质产以售名迹。”家贫又有衣可典，产可质，名迹可售，可见至其昌时仍是一个中产而又有文化基础的家庭。他少时曾在莫中江 （方伯）家塾读书，并随其学书法，又受同郡顾正谊影响学画。 关键词：

董其昌 生平 山水画 寄乐于画 南北宗论 正文：

董其昌（1555～1636）[1]，字玄宰，号思白，又号香光居士，谥文敏，华亭（今上海松江县）人。董其昌的远祖北方汴梁人，宋南渡随君臣一起迁至南方，居华亭。（据《容台文集》卷六《渐川兄传》中董自言）董家祖上本为大官，一度中落，董其昌的至友陈继儒所著 《白石樵真稿》记“玄宰家甚贫，至典衣质产以售名迹。”家贫又有衣可典，产可质，名迹可售，可见至其昌时仍是一个中产而又有文化基础的家庭。他少时曾在莫中江 （方伯）家塾读书，并随其学书法，又受同郡顾正谊影响学画。他学书学画皆在17岁左右，《画禅书随笔》有云：“吾学书在十七岁时”、“吾乡书莫中江方伯书学右军，„„予每询其所由，公谦逊不肯应„„”他开始对画兴趣尚不太大。22岁“丁丑三月晦日之夕，燃烛试作山水画，自此日复好之。”所以，董自言其正式作画是22岁，万历十七年戊子参加秋闱（乡试），董得第三名。[2]

董其昌79岁时曾总结自己所学的山水画云：“余二十二岁作画，今五十七年矣，大都与文太史较，各有短长；文之精工，吾所不如；至于古雅秀润，更进一筹矣。吾画无一点李成﹑范宽俗气，然世终莫之许也。”又曾说：“予少学子久山水，中去而为宋人画，今间一仿子久，亦差近之。”这两句话除开对“李成、范宽俗气” 的偏见外，基本上是对的，但失之太简，不可能全面。董其昌的山水画大致分为两大类型：第一类以追求笔墨、造型、结构的形式趣味为其鲜明特色，第二类作品基本上是以董源、巨然的画法为基础，比较重视写实，但笔墨的趣味，山水的意境又是元人化了的。

“寄乐于画”这种绘画思想的根本点是“以画为寄，以画为乐”或“寄乐于画”即以绘画陶情养性。在文人画中，董其昌最为推崇的是以元四大家为代表的，没有“刻画细谨”的毛病这一派。相反，如以精工、工致取胜，虽以属于南宗、文人画，仍然不是董其昌最


为欣赏的。如他对宋代画家赵令穰的评论就是这样，尽管董其昌也充分承认北宗在技巧精工上的成就，并且对被他划为北宗的赵伯驹评价很高，认为赵的作品“精品之极，又有士气”。然而，由于赵的“精工”终究又不合于董其昌“寄乐于画”的要求，大有“损寿”之弊，所以仍被他看作属于“非吾曹当学”之列。

董其昌“寄乐于画”的思想就其以画为养生之助，并认为作北宗画会“损寿”来说，谈不上有什么深刻性、创造性。北宗画家中也可找出不少高寿的，如李唐年八十尚能作出山水人物。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寄乐于画”的思想突出了绘画所具有的审美愉悦作用，高扬了绘画自身的美的价值不以绘画，为一种但求精工的、机械的操作活动，虽然这种思想并非创自董其昌，但无疑又是董其昌使之得到了前所未见的强调，并非因为同他提出的南北宗论相联系而产生了广泛影响，作为一种艺术美学的倾向来看，董其昌倡导南宗，包含了对绘画的审美价值的认识和高度的肯定。

“文人画”和“南北宗”之说即见于《容台别集》[3]之中，也见于《画禅室随笔》[4] ，二说并不相同。“文人画”说在前，“南北宗”论在后。其中亦有此段文字（少有出入），近人遂怀疑“南北宗论”出于莫是龙，陈继儒一生著书辑书特多，有的很认真，有的很马虎，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陈继儒《珍珠船》时说：“„„盖明人好巢力袭前人之书。而割裂之，以掩其面目，万历之后，往往皆然，继儒其尤著者也。”陈继儒辑《宝颜堂秘笈》时尚无《画说》，及辑《续集》时，陈年已衰，多是他的助手代辑，所以《续集》所收的内容比正集更多更冗杂，所辑内容更成问题。而和董、陈、莫差不多同时的姜绍书著《无声诗史》对莫是龙记述其详，也只言其“有《莫廷韩集》行世” ，未言其有《画说》之作，今见之《画说》内容多出于董其昌《画旨》是《画说》出于陈的助手胡乱缉纂而陈未认真检查无疑。

董其昌承袭宋代郭若虚的说法，认为“六法”中的“气韵生动”乃生而知之，不可学，但亦有可学得处，方法就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两句话已成为中国画学的名言。 所谓“行万里路”，明显包含董其昌所讲的师造化，要求画家要广泛地观览天地山川万物，不要像董其昌所论及的“不得远游”的宋宗室赵大年那样，局限于一隅之地。此外，“行万里路”还包含着对人生的阅历体验，这都是成为一个优秀的画家所必需的。

所谓“读万卷书”，明显同文人画家的修养密切相关，是绘画能否有“士气”的重要关键。董其昌说：“昔人评赵大年画，谓得胸中万卷书更奇，„„马元、夏圭辈不及元季四大家，观王叔明，倪云林姑苏怀古诗可知矣。”的确，马、夏究竟是院画家，在细腻地表现文人们的心境，诗意这一点上不及元四大家。至明代，如前已述及，宗马、夏者很不少，更是有些缺陷，例如周臣、师赵伯驹、李唐、刘松年，亦师马远，极有动力，苍郁遒劲，但人以为俗，不及传他的画法的唐寅，原因就在“袛少唐生数千卷书”（见《佩文斋书画谱》卷56）。唐较之周，确实也更有才学，其画虽属北宗一系，极精工，但又竭力注入文人的趣味，具有秀润的风韵，无浙派剑拔弩张之口。董其昌提出“读万卷书”，既包含画家应有多方面的文化教养的意思，同时更重要的是提倡南宗，推崇元四大家，主张表现文人的心境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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