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阿伦特的平庸之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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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和解决阿伦特的“平庸之恶”

我们或许都理所当然地认为，那些不思考，只盲目服从命令而将人性之善摒弃的人当然应该为所遭受的恶果承担责任，但是我们是否想过他们的境遇呢？我们不妨来听听另一种观点。

作家钱戈在《平庸之恶不平庸》一文中指出，“全民有罪”和“平庸之恶”是伪命题，并认为“绝大多数民众是处于被暴力和恐怖所挟持为人质的状态之下，强大的权力基础将人性的弱点恶性放大，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沦为暴力和恐怖的胁从犯，催化了大大小小的恐怖分子和作恶者。个人连自己渺小的生命和命运都左右不了，何谈思考呢？不去探索拥有绝对权力的人的罪恶，去指责没有真正权力的民众人性的平庸之恶，实际上是本末倒置。

这听上去似乎很有道理，但问题是，如果认为全民无责岂不助长了个人可以冠以集体之名作恶，而不对自己行为负责的风气？

我觉得知乎上有一个网友说的很好：一个人的责任有大有小，下令屠杀的军官和执行命令的下属其道德责任不能等同而论，但这并不是说其下属就毫无责任。这个道理毫无任何复杂之处，它之所以成为需要反复辩论的主题，就是因为这个时代有太多人参与在“平庸之恶”中。

那我们该如何来减少这种恶的发生呢？我们不妨回到它的提出者汉娜.阿伦特的观点。

平庸之恶最致命的是它的无思性，要减少这种恶，即要学会思。那“思”是什么？阿伦特认为“思”的活动是自己与自己之间的无声的对话，它要进行的前提有二。一，两个对话者必须保持为朋友。这要求进行这项活动的人要保持警惕，自己不能沦为自己也不想与之做朋友和共处的人。二，“我”和“我”的对话者这两方要在对话范围之内保持一致。换言之，从外部视角来看，进行“思”的活动的人不能自相矛盾，不能此言右而彼言左。所以对于一个懂得“思”的活动，并且不愿意放弃它的人来说，在他心中始终有一个“同伴”在保持警惕，防止“自己”干出让他无法再与之“和平共处”的事情。否则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思”的活动从此就无法再开展。这种内心状态所产生的效果，就是我们所说的“良知”，正是这种良知，让我们去抵抗平庸之恶。

但是阿伦特又认为，“思”是靠不住的。作为一个深受西方哲学传统影响的思想家，她与几乎所有哲学家一道都认为，不论在什么时代和国度，“思”都是一个少数群体才会专门花费时间精力去做的事情，也与列奥·施特劳斯一样（当然基于不同的理由），认为哲人的理想国不可能实现。

其次，“判断”是不是解决之道？由于《心智生活》的第三卷“判断”未能完成，作者就已辞世，非常遗憾我们无法窥探晚期阿伦特关于“判断”的最终思索的全貌。根据现有的文本，可以说阿伦特认为就其本身而言，判断的确要比“思”更具有人们之间的“一般性”，无论就其本身的运作而言还是在实际情况中，都不“专属”于某一种特殊的群体或“职业”。在《康德政治哲学讲稿》中，阿伦特引用了西塞罗的话：在博学的和无知的人之间，在判断之中的差异是多么的小，虽然在制作中


有最大的差异。但是，判断必须在一个阿伦特意义上的”公共空间“之中才会出现，无论是在场的（参与者的）判断还是事后的（旁观者的，历史学家的）判断都是这样，只有在这样的场域中，为判断所必需的”扩大化的心智“和“sensus communis（有别于个体的common sense的共同感）”才可以运作。用阿伦特的话来说，就是要求一种“人的复数性”得以展开的境况：……康德强调，至少我们精神官能中的一个，判断的官能，预设了他人的在场。并且不仅是我们在术语学上称为判断的东西；它与……可以说，我们整体灵魂的装置……关系紧密。通过交流你的感受、你的愉悦和无利益的欣喜，你就讲出了你的选择，并且你就选择了你的同伴。（《康德政治哲学讲稿》）而公共空间的建立和维系，又离不开行动（见《人的境况》）。

最后，行动是消除“恶的平庸性”的途径吗？阿伦特特别强调行动，她认为只有行动才能形成对周围世界的健全判断，才能保持现实性。思考和交流是包含在行动中的，而且思考也是一种行动。进一步，不放弃思考也是一种行动。站在阿伦特整体思想的角度，的确可以说“本真的行动”能够战胜“恶的平庸性”。然而……其实，《人的境况》后半本书就一直在告诉我们，为什么在现代“世界沉沦”的条件下，“本真的行动”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所以对于这个问题，阿伦特没有提出真正有效的解决方案，她自己也多少持有悲观的看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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