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道德绑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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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道德绑架

摘要：近年来，各地频现的“道德绑架”事件，不断冲击人们的视野，道德绑架作为社会发展中的畸形，不仅不利于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同时也不利于公民道德建设及道德标准的构建。然而现实生活中的一些道德绑架事件却时而发生，冲击着人们心中的道德观念。本篇文章就是从公共伦理学的角度分析这个课题，从生活中提取案例，分析道德绑架这一现象的实质和原因。

关键词：道德绑架；社会舆论

近些年来，道德绑架不断出现在公众视野。道德绑架自道德产生起就一直存在，而在现在网络渗透到人们生活中才被人们广泛地意识到。目前关于道德绑架的描述多体现在媒体的报道以及网民的言论中，道德绑架对于现实社会的影响，我们应当有足够的重视。 一、道德绑架的日常案例

案例一：2013年6月30日，24岁的莫向松带着14名同学跪在成都市武侯区新希望大厦门外，他们手中捧着玫瑰，身上缠着玫瑰，头上戴着玫瑰„„写有“借我一百万，我打工还你一辈子”的标志牌，道出了此举的目的――希望打动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畅，以获得100万元的借款治病。莫向松，成都某职业学院动物防疫与检疫专业2011级学生，去年11月被确诊患急性白血病。莫向松表示，目前养父母为给他治病花光了所有积蓄，已经没有办法继续治疗了，前段时间有位热心网友建议他找富豪借钱。下跪求借款事件，在网络上发酵多日，舆论哗然。某门户网站的民意调查显示，有接近六成的公众认为：这不是借钱是“要”钱，是道德绑架；有接近三成的公众认为：为活命这一做法可以理解，但用错了方式。换句话说，近九成人认为此举不妥。

事例二：近年来，网络舆论干预司法工作的现象时有发生。有司法工作者反映，网民直觉式的道德判断与高涨的道德义愤，以及由此所形成的舆论压力，已干扰到了他们正常的司法活动，导致他们原本应该基于法律精神的司法活动，严重受制于网民的道德判断与舆论压力，“在干预中，网民的反应过度表现为对事件本身、当事人缺乏应有的‘置入’和理解，陷入某种‘正义幻觉’引导的质疑迷恋，从而导致‘舆论审判’、‘道德绑架’„„”[1] 。这些司法工作者认为，他们的工作被道德绑架了。

事例三：中国男孩洪战辉在一次接受了记者李小萌的专访时谈了自己的烦恼。自从被评为 2005 年感动中国人物后，他先后在全国各地做了近 150 场报告，而这些报告全部是免费的，洪战辉说他想过要收出场费，是又不敢收，因为人们觉得作为道德楷模要有自己的道德形象，而不应该计较经济上的利益。 二、道德绑架的含义

道德绑架由“道德”和“绑架”构成。道德指的是“以善恶评价为形式，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俗和内心信念用以调节人际关系的心理意识、原则规划、行为活动的总和”[2] 。道德的基本特征是以善恶评的价为形式，并依靠软约束力的来维系，从而区别依靠国家强制力来维系的法律。绑架指的是“用强力把人劫走”[3]。绑架的目的是以被绑架者的性命为砝码，通过胁迫被绑架者或其亲属，来达到获取钱财等目的，当胁迫不成时，绑架有可能导致“撕票”，即“绑票的匪徒把掳去的人杀死”[4] 。绑架带有强迫性与要挟性，用“绑架”来修饰道德，意味着这种道德行为带有强迫性和要挟性的双重特点。

“道德绑架”定义为：人们以行善的名义，通过舆论压力胁迫他人履行一定行为或中止与道德相冲突的行为。键点有三个，一是“以行善的名义”，以其他名义进行的绑架可以是其他种类的绑架，但不能称为“道德”绑架，因此“以行善的名义”是道德绑架概念区别于其他绑架概念的关键点；二是“通过舆论压力”，我们可以通过其他压力——比如国家强制力、


暴力强制、威逼等——来迫使他人履行一定行为，但这不能称为道德绑架，而毋宁说是道德强迫，因此“通过舆论压力”也是道德绑架概念的关键点；三是“履行道德或中止与道德相冲突的行为”，道德绑架要求完成的行为，只能是与道德相关的行为——要么是履行，要么是中止与道德相冲突的行为——而不是其他与道德无关的行为，这也是道德绑架概念的一个关键点。

三、道德绑架的基本结构与特征

道德绑架的结构是指道德绑架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由三部分构成，即道德绑架的主体、道德绑架的对象、道德绑架要求的行为。第一，道德绑架的主体。道德绑架的主体即道德绑架行为中绑架的实施者。它分为两种情况，一是针对某一救助事件，由陷入困难的个人、众人，以及后来经媒体发动后支持救助行为的公众构成；二是针对某一与道德判断相冲突的行为，由反对该行为的公众及媒体构成。能否成为有效的道德绑架主体，关键在于是否拥有足以胁迫他人的道德影响力，道德影响力越大就越有可能进行道德绑架。因此能控制、发动社会舆论的媒体、新闻工作者最容易成为道德绑架的主体，道德模范也比一般人容易成为道德绑架的主体。在道德绑架中，媒体的作用是至关紧要的，几乎所有的道德绑架事件都是在媒体的主导下产生，这种主导作用有时甚至会违背、扭曲求助者原初的意愿，使原本是私人间的救助行为演变成公众的道德绑架，并有越演越烈的趋势。因此如果道德绑架是应该谴责的，那么最应该受谴责的应当是其中起主导作用的媒体和新闻工作者。第二，道德绑架的对象。道德绑架的对象即道德绑架行为中被绑架的人。任何人、任何团体都有可能成为道德绑架的对象。当然明星、有钱人、公众人物更容易成为道德绑架的对象，因为他们是媒体和公众关注的焦点，而且被认为是有能力救助的人。而一般人更多在从事“与道德相冲突的行为”时，有可能成为道德绑架的对象。由于道德绑架利用的是他人爱惜、顾虑其社会道德形象的这么一个弱点，因此对道德绑架对象来说，越是在乎自己的社会道德形象，就越有可能被道德绑架，反之，越不在乎自己的社会道德形象，就越不可能被道德绑架。第三，道德绑架要求的行为。道德绑架要求的行为是指道德绑架中绑架者要求被绑架者从事的行为。在道德绑架中，要求从事的行为首先是履行道德的行为，典型的如救助行为，这在道德绑架中最为常见。其次要求从事的行为还有可能是中止与公众的道德判断相冲突的非道德行为，这种非道德行为在一般情况下是允许人们从事的，既不能说它是道德的，也不能说它是不道德的，只是在某种特殊的情况下，这种非道德行为与公众的道德判断相冲突了，从而成为道德绑架要求中止的对象。在道德绑架要求履行和中止的行为中，要求履行的一般是道德行为，而不可能是不道德行为，要求中止的一般是特殊情况下与公众道德判断相冲突的非道德行为，而不可能是道德行为，因为在逻辑上，我们既不可能“以行善的名义”要求他人履行不道德的行为，也不可能“以行善的名义”要求他人中止道德的行为。

道德绑架的基本特征是指道德绑架特有的区别于其他事物的基本性质与特点。总的来说，道德绑架有四个基本特征，即它的道德性、公开性、胁迫性、软约束性。第一，道德绑架的道德性。这里所指的道德性，并不是说道德绑架是符合道德的，而是说道德绑架以道德为理由和基本目标展开。道德绑架的道德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它以道德的理由而非其他理由进行，二是它要求完成的行为是道德行为而不是不道德行为。现实生活中我们可以以其他理由进行绑架——比如以获取金钱为理由进行绑架，也可以胁迫他人完成与道德无关的行为，但这些都因缺乏道德的理由和目标而不能称为道德绑架。当然道德绑架以道德为理由和基本目标展开并不意味着它就是符合道德的，而只能说明它的初衷和目的是善的，而由于手段的强制性与不道德性，道德绑架最终沦为一种不道德。第二，道德绑架的公开性。道德绑架具有公开性的特点，它不是私人间的救助行为，尽管它往往由私人间的救助行为引起。因此公开是道德绑架必不可少的一个条件，而这种公开一般通过媒体的报道来实现。公开是道德绑架形成舆论压力、进而胁迫他人履行道德的前提，没有公开这一切都无从谈起，因此公开性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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