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窃听风云
——《世界新闻报》窃听丑闻
《世界新闻报》的窃听史始于2005年对英国王室成员语音邮件的窃听,当时鲁伯特·默多克的新闻集团和英国政府都试图掩饰这一丑闻。然而一系列对该报的诉讼和对相关人员的逮捕曝光之后,《世界新闻报》的窃听丑闻已经无法掩盖了。据报道,从2005年开始,受到《世界新闻报》电话窃听人数的保守估计为2000人,而其中对《世界新闻报》提出法律诉讼的已超过20人。 2006年,《世界新闻报》记者古德曼就被曝雇用私家侦探莫凯尔窃听威廉王子和哈里王子手机信息。此后,去年4月,报社首席记者瑟贝克和原新闻主编埃德蒙森也因涉嫌非法窃听电话被捕,窃听对象包括诸多政要,甚至包括前首相布朗。
如果说《世界新闻报》此前对名人政要的窃听还不足以激怒公众的话,这一次被曝为获取新闻线索对被绑架女童的手机进行窃听而影响了警方的侦破工作,则像一颗重磅炸弹一般激起公愤。
2002年3月的一天,英国一位名叫米莉·道勒的13岁女孩在放学路上失踪,引发英国警方的大规模搜索行动。6个月之后,道勒的遗体在一片树林里被找到。而凶手却迟迟未被逮捕。7月4日,英国媒体报道,在这名女孩2002年3月失踪后,《世界新闻报》就曾雇佣私人侦探窃听道勒的手机语音信箱,当道勒家人和朋友的留言占满了语音信箱后,《世界新闻报》雇佣的侦探擅自删除了部分留言,这导致受害者家人以为道勒还活着,同时也干扰了警方的侦破工作。这则最新披露的丑闻让英国全国上下一片哗然。英国议会6日就此事展开紧急辩论。首相卡梅伦表示,电话窃听事件令人感到震惊和气愤,并称支持对《世界新闻报》窃听丑闻展开独立调查。
由于窃听丑闻进一步升级,默多克新闻集团旗下的《世界新闻报》在2011年7月9日发行最后一版后关闭。而《世界新闻报》停刊前数月,还一举拿下英国报业大奖的年度最佳娱乐新闻记者、最佳新闻记者、最佳视觉效果和最佳独家新闻四项大奖。
《世界新闻报》事件反映了英国隐私保护制度的缺陷。新闻媒介“以自律换取自由”,《世界新闻报》一类“小报”,滥用新闻自由,以披露隐私追逐私利,践踏新闻专业操守,甚至以身试法。
如果说读者的窥私癖是《世界新闻报》出位报道的推手,那么英国有关隐私保护的制度缺失和媒介“以自律换自由”的传统,则是《世界新闻报》事件的法律和文化根源。
首先,英国很晚才将隐私列为法定权利。传统的英国法律并无隐私的概念。直至1998年制定《人权法》将《欧洲人权公约》国内化,“欧约”第8条正是“尊重私人和家庭生活的权利”,这样保护隐私才进入法律。而法定隐私权的姗姗来迟,显然会怂恿或助长媒介侵犯隐私行为。
英国是自由主义新闻理论的故乡。弥尔顿作为最早阐述这一理念的思想家,强调认识、抒发意见和争论的自由“高于一切自由”。虽然英国在《人权法》出台以前,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也并未载于成文法,但经过成百年媒介和政府之间的博弈,尊崇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理念深入人心,媒体被认为是监督政府、表达民意、体现民主的守门人,是独立于行政、司法和立法之外的“第四机构”。
但是在英国的司法层面上,从来没有承认过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这种“凌驾性”,而是主张平衡论。此类观点不仅见于诽谤案,也见于隐私案。这是因为无论言论自由还是名誉、隐私,都是《欧洲人权公约》和《人权法》规定的基本人权。
伴随着网络化时代媒体间激烈的市场竞争,一些西方媒体轻视新闻所应该担当的社会责任,全然不顾白纸黑字的道德规范和职业操守,滥用所谓的新闻自由,一味迎合市场的需求。英国前首相布朗抨击说,某些媒体将其信誉完全建立在商业收入之上,是对公共权力的滥用。
英、美两国的网民更是一针见血地指责这些媒体“不是在报道新闻,而是在报道他们自己的观点并进而将其变为‘新闻’。”
一向标榜新闻自由的西方媒体如今因为触犯了法律、道德,也挑战了公众的心理底线,正面临社会良知的拷问。有美国公众质问道:“迄今为止已知的丑闻只是冰山一角,人们需要将这么多年以来所有这些针对亿万人民且未经惩处的犯罪行为全部揭露出来。”
不可否认,新闻媒体作为公共传播机构,对社会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力,在社会变革中曾经并且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而,新闻媒体必须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但是,如果新闻媒体及其从业者以牺牲公民的基本权利为代价,来满足公众的知情权,那么,这样的新闻媒体就是有问题的,因为新闻媒体及其从业者的权利均来自于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
而中国媒体人也应从《世界新闻报》丑闻中汲取教训,当信息的潮水和利益的潮水从四面八方冲过来的时候,最难坚守的就是媒体精神。但来自英国的教训告诉我们,只有坚守住精神,才能坚守住别的。
广播电视新闻学1班 朱阳 4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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