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横吹乐府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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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横吹乐府诗

南北朝诗人在横吹乐府诗的创作中确立了边塞题材的文学传统，之后唐代横吹乐府诗也延续了南北朝的边塞内容。在诗歌的 艺术 形式上，南北朝诗人也树立了一定的范式。 首先，南北朝横吹边塞诗确立了边塞诗中使用的具有规定性的意象。《唐音癸签》言：“古诗之妙，专求意象。” 诗歌是抒情言志的载体， 中国古代诗歌追求的最高境界是韵味、意境，这种韵味、意境是直抒胸臆的语言所无法构造的，因此大量的 自然 之物被频繁地写进诗歌，成为诗人抒情言志的审美意象。意象具有规定性，同一类别的诗歌会使用与之相应的一定类型的意象，这些意象肯定是能使一类诗歌具有区别意义的。在南朝横吹乐府诗歌中已经出现了特定的意象，如霜雪、飞沙、转蓬、明月、羌笛、箫笳、沙尘、旆旌等等，这样的意象正式具有了特定的边塞的意义。比如，南北朝横吹边塞诗中常使用军乐乐器这样的意象来表现征战的内容，如笳、笛、鼓、箫、钲、角等：

羌笛含流咽，胡笳杂水悲。（张正见《陇头水》） 陷敌摐金鼓，摧锋扬旆旌。（刘孝标《出塞》） 城高短箫发，林空画角悲。（简文帝《折杨柳》） 还将出塞曲，仍共胡笳鸣。（陈后主《折杨柳》其一） 谷暗宵钲响，风高夜笛喧。（陈后主《折杨柳》其二） 寒笳将夜鹊，相乱晚声哀。（阮卓《关山月》） 笳寒芳树歇，笛怨柳枝空。（陈暄《紫骝马》）

况听南雁归，切思朝笳音。（陈后主《雨雪》） 风哀笳弄断，雪暗马行迟。（江晖《雨雪曲》） 天寒旗彩坏，地暗鼓声低。（江总《雨雪曲》）在唐代的横吹边塞诗中就继承了南北朝横吹乐府中军乐乐器这样的意象：

悲笳数声动，壮士惨不骄。（杜甫《后出塞》）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王之涣《出塞》）

胡笳在何处，半夜起边声。（戴叔伦《关山月》） 夜夜闻悲笳，征人起南望。（崔融《关山月》） 笳吹远戍孤烽灭，雁下平沙万里秋。（翁绶《关山月》）诗歌意象的使用可以形成一种品质。对于诗人而言，可以以某一诗歌意象来寄托其高尚情趣，作为其人格的象征物，如陶渊明爱菊，林逋、陆游爱梅，周敦颐爱莲，苏轼、郑板桥爱竹等。对于一种诗歌类型而言，可以以某些特定的意象来形成典型。南北朝时期横吹边塞诗的意象还显割裂、堆砌，到了唐代已更为浑融，有骨气。唐代横吹边塞诗在继承南北朝横吹边塞诗的基础上确立了自己的典型意象。 其次，是南北朝的横吹边塞诗确立了以汉事喻今的写诗立意方式。中国古代的强盛之世不外乎汉、唐。汉代的强大，尤其是汉代在抗击匈奴中取得的丰硕战果，对于偏安于江南一隅的南朝人来说是很想往的，所以南北朝的诗人们在边塞诗的创作中尽情的歌咏。横吹乐府诗中就有很多这样的诗句： 勿令如李广，功遂不封侯。（刘孝威《陇头水》） 远入隗嚣营，旁侵酒泉路。（张正见《陇头水》） 传闻博望侯，辛苦提汉节。（江总《陇头水》） 是时张博望，夜赴交河城。（吴均《出关》） 垂鞬还细柳，扬尘归上兰。（陈后主《紫骝马》） 到了唐代的横吹乐府诗中仍然常见到用汉事之处：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王昌龄《出塞》） 未奉君王诏，高槐昼掩扉。（耿湋《入塞曲》） 丁零苏武别，疏勒范羌归。（李端《雨雪》） 铁岭探人迷鸟道，阴山飞将湿貂裘。（翁绶《雨雪曲》） 苏武才为典属国，节旄空尽海西头。（王维《陇头吟》）

南北朝诗人在横吹乐府边塞诗中确立的写汉事的方式，对唐代横吹乐府诗创作的 影响 是很明显的。在这方面，唐代与南北朝的区别不大，只是在唐代的诗歌中使用的更多一些。 第三，南北朝横吹乐府边塞诗在情感抒发上确定了以“悲”为主要元素的情感基调。钟嵘《诗品序》言：“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或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8](p2—3) 钟嵘列举的种种“感荡心灵”的事例中就包括边塞内容的“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南朝文人横吹乐府诗的创作中是崇尚抒发“感荡心灵”的“悲哀”之情的。 含悲别陇头，关路漫悠悠。（梁元帝《陇头水》） 高陇多悲风，寒声起夜丛。（陈后主《陇头》） 羌笛含流咽，胡笳杂水悲。（张正见《陇头水》） 城高短箫发，林空画角悲。（简文帝《折杨柳》） 寒夜猿声彻，游子泪沾裳。（梁元帝《折杨柳》） 戍边岁月久，恒悲望舒耀。（陈后主《关山月》）

边城风雪至，客子自心悲。风哀笳弄断，雪暗马行迟。（江晖《雨雪曲》）南北朝横吹乐府边塞诗中的“悲”是“悲哀”，而唐代横吹边塞诗的“悲”则更多地表现为“悲壮”与“惆怅”。 从来共呜咽，皆是为勤王。（卢照邻《陇头水》） 三军尽回首，皆洒望乡泪。（皇甫冉《出塞》） 生死向前去，不劳吏怒嗔。（杜甫《前出塞》） 那堪音信断，流涕望阳关。（崔湜《折杨柳》）

苍苍万里道，戚戚十年悲。（耿湋《关山月》）

征人望乡思，战马闻鼙惊。朔风悲边草，胡沙暗虏营。（鲍君徽《关山月》）

南北朝边塞诗中的“悲”多表现为南朝诗人的玩味一己之情。相比较，唐代边塞诗所表现的多是为功业、为民生的大境界的“悲”。元杨载《诗法家数》中言“征行”类诗诗法曰：“征行之诗，要发出凄怆之意，哀而不伤，怨而不乱。要发兴以感其事，而不失情性之正。或悲时感事，触物寓情方可。若伤亡悼屈，一切哀怨，吾无取焉。”[9](p733) 此段话正说明了边塞诗创作中能较好抒发悲哀之情的方式。

综上所述，南北朝的横吹乐府边塞诗在意象、立意以及抒情这三个主要方面确立了诗歌创作的范式，唐代横吹乐府边塞诗中明显承继了南北朝的诗歌范式。不仅如此，南北朝其他类型的乐府边塞诗以及边塞抒情诗，在意象、立意和抒情上也同样具有这样的特点，唐代对南北朝的承继也不仅仅表现在横吹乐府边塞诗上，而应该是唐代整体边塞诗的共同特点。所以，横吹乐府边塞诗的特点及演变可以是乐府边塞诗，甚至整个边塞诗的代表，通过对它的考察能达到窥一斑以见全豹的目的。 三、横吹乐府边塞诗的价值和意义

南朝时期的文坛弥漫着绮靡轻艳、雕琢刻镂之气，尤其是自梁代“宫体诗”兴起后，更是陷入一派“香软”之中。《隋书?经籍志》载：“梁简文之在东宫，亦好篇什，清辞巧制，止乎衽席之间，雕琢蔓藻，思极闺闱之内。后生好事，递相放习，朝野纷纷，号为宫体。”[10](p199) 而乐府边塞诗在南朝“轻艳香软”的诗坛中别树一帜，呈现出刚健之气。南朝宋、齐、梁、陈四代，偏安于江南一隅，虽然也会有峻峭山川之景，以及征伐讨敌之事，但基本上接触不


到真正意义的边塞。所以，南北朝诗人要运用富有边塞特色的名物意象，虚设边地自然环境，抒发征战的悲哀感怀，极力创作出最像样的边塞诗，他们的边塞诗更具有浓厚的边塞味道。宫体诗的倡导者梁简文帝萧纲在《答张缵谢示集书》中说：

纲少好文章，于今二十五载矣。窃尝论之，日月参辰，火龙黼黻，尚且著于玄象，章乎人事，而况文辞可止，咏歌可辍乎！不为壮夫，杨雄实小言破道，非谓君子，曹植亦小辩破言。论之科刑，罪在不赦。至如春庭落景，转蕙承风，秋雨且晴。檐梧初下，浮云生野，明月入楼，时命亲宾，乍动严驾，车渠屡酌，鹦鹉骤倾，伊昔三边，久留四战，胡雾连天，征旗拂日，时闻坞笛，遥听塞笳。或乡思凄然，或雄心愤薄。是以沉吟短翰，补缀庸音，寓目写心，因事而作。[11](P114) 萧纲在这篇文章中表达了他对于创作的热情，而且不仅仅有热情，他还把创作当成了自己的责任，“况文辞可止，咏歌可辍乎？”甚至把它当作人生意义的体现。因此，他什么都要写，当然也包括了写边塞。不论萧纲是否具有，或者说多大程度上具有边塞生活的体验，他的这种创作心态都会使诗歌创作难免带有了想像和虚构的成分。 客观地讲，南朝特别是齐梁以后，称霸文坛的是大量香艳、繁缛的宫体诗，边塞诗的创作并非文坛的主流。不过因为南朝诗人趋新求异的创作心态，创作出了极具边塞意味的乐府边塞诗，所以，南朝乐府边塞诗仍然在诗坛上独树一帜，在轻靡中显现出了刚健。 “绮靡者，六朝本相；雄伟者，初唐本相也。”这是许学夷《诗源辨体》中对六朝文学与初唐文学所作的精辟区分。而由六朝之“绮靡”进入初唐之“雄伟”者，就有南朝乐府边塞诗之功。“徐庾五言，语虽绮靡，然亦间有雅正者。徐如《出自蓟北门行》及《关山月》，瘐如《别周尚书》，皆有似初唐。”[12](p132) 《周书?瘐信列传》载：“摛子陵及信，并为抄撰学士。父子在东宫，出入禁闼，恩礼莫与比隆。既有盛才，文并绮艳，故世号为徐、瘐体焉。”[13](P733) “徐瘐”二人是“宫体诗”的倡导者和身体力行者，他们的“徐瘐体”也是“宫体诗”的另一种称谓。在徐、庾二人的诗作中有“似初唐”的《出自蓟北门行》及《关山月》，而这两篇诗作正是乐府边塞诗。在南朝的乐府边塞诗中，横吹乐府又是具有代表性的，《诗源辨体》一书中有多处涉及到了南朝横吹乐府边塞诗： 王褒五言，声尽入律，而绮靡者少。至如《饮马》、《从军》、《关山》、《游侠》、《渡河》诸作，皆有似初唐。

张正见五言，声尽入律，而绮靡者少。《雨雪曲》、《从军行》，亦近初唐。 至如《出塞》、《从军》、《饮马》、《结客》及魏徵《出关》等篇，声气稍雄，与王褒、薛道衡诸作相上下，此唐音之始也。[12](P133、138)

许学夷所提到的“声尽入律，而绮靡者少”的诗作几乎都被包括横吹乐府在内的乐府边塞诗占尽了。南朝的这一批数量并不算多的乐府边塞诗，虽然受文坛宫体诗主流的影响，带有割裂、造作的特点，在诗歌艺术性上仍显稚拙，但是其雄伟、刚健有“近初唐者”，正是诗歌从六朝之“绮靡”向初唐之“雄伟”的转变之机。此一转变直接开启了盛唐诗歌的高潮，称其为“唐音之始”可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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