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剧和秦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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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源异流的秦腔与京剧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山川地貌不同，则风物人情迥异。大抵北人豪放而南人精细。秦腔与京剧之所以能流传到现在，跟它们内在的文化蕴涵有着深刻的关系。秦腔更多的是一种大喜大悲，痛快淋漓的悲剧精神，一种求“过”的思想；而京剧虽是建立在昆弋秦徽汉诸剧的基础上，却被封为清政府的“内廷供奉”，所以它是《雅》是《颂》，是贵人们雅化后的东西。看上去，秦腔与京剧是两种迥然不同的艺术形式。但是，包括程砚秋先生在内的很多研究声腔艺术的权威人士，却提出了秦腔与京剧同源异流的观点。在我看来，在现今非物质文化遗产热的潮流中，这种对秦腔和京剧源流的追溯和对它们艺术特色的比较，是尤其有意义的。



一 秦腔与京剧的历史源流

秦腔产自大西北黄土高原。八百里秦川莽莽苍苍，东有黄河之九曲回肠，西岳华山雄奇峻险。“长安自古帝王都”，“周秦汉唐竞风流”，一部漫漫中华文明史，大半都发生在这块土地上。史书里边记载关中“民质直而尚义”，“长安险绝之士，民多刚强”“大抵夸尚气势，多游侠轻薄之风，甚者好斗轻死”“关陕之地，风气刚劲，俗尚武节”。孕育于这样一种环境里的秦腔，自然是高亢激越，粗犷豪壮的，而且善演历史剧。

最早见于文献记载的秦腔资料是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的传奇剧本《钵中莲》，里边已经出现[西秦腔二犯]的曲子，曲词结构为七言句式，上下对句，已经合乎后世的板式变化规范。到了清代，秦腔见于文献资料的情况就多了起来，如李调元《剧话》：“俗传钱氏缀白裘外集有‘秦腔’，始于陕西，以梆为板，月琴应之，亦有紧慢，俗称为‘梆子腔’，蜀谓之‘乱弹’。”由此可见，秦腔至少在明代已经比较成熟了，到了清代便昌盛起来。

京剧的历史就短得多。乾隆十五年，借弘历帝庆寿之机，江南的地方戏徽班进京。到嘉庆、道光年间，徽班已控制了北京的舞台，致使先前红火异常的秦腔


也衰落了下来，许多秦腔演员因之失业。而徽班乃聘其入班，就形成了“徽秦合流”，从而奠定了京剧形成的基础。

而京剧的真正成形则要等到另一家“弟兄”的入伙才告完成，那就是汉调。它是流行于湖北汉水一带的地方戏种，吸收了来自安徽的二簧和来自陕西的秦腔（在汉调中演变为“西皮”）而发展起来的。由于安徽、湖北地方相邻，在入京之前即已有频繁往来，因此近似之处颇多。而此前的徽秦合流，已为汉班加入徽班同台表演奠定了基础（因为汉调的西皮实即秦腔变来，二簧则与徽戏的二簧有着密切的联系），因而“徽汉合流”也就水到渠成。唯其如此，京剧才最终形成。



二 秦腔与京剧的唱腔

京剧与秦腔同是板腔体剧种。而秦腔属于梆子腔，京剧属于皮黄腔。 最早开创并使用板式变化体结构的便是秦腔。它的特点是：曲词结构为齐言体（常见的是七字句和十字句式），这种形式起源于说唱文学。最早见于文献记载的秦腔唱词是万历四十八年的传奇剧本《钵中莲》，里面已经出现“西秦腔二犯”的曲调，其唱词为“雪上加霜见一斑，重圆镜碎料难难。顺风追赶无耽搁，不斩楼兰终不还。”可见其结构为七言句式，上下对句。秦腔的板式是以“二六板”为核心唱板，再由原板衍生出节奏变化各异的六大板式：箭板、慢板、二六、二导板、代板、滚板。秦腔六大板式除滚板外都分为花音苦音两大类，二者在唱腔结构上是大致相同的，只是主音有区别。花音比较欢快，苦音比较悲伤。

京剧唱腔则分西皮和二黄两种。西皮音调欢快，二黄音调深沉。他们和秦腔的花音苦音的区别不同，西皮二黄各有反调，反西皮、反二黄的音调比较悲伤。京剧的西皮二黄也各有各种板式，如导板、回龙、慢板、原板、二六、摇板、快板、散板等。此外，京剧音乐中还有四平调，南梆子，高拨子，吹腔。

秦腔音乐还有一个重要特点——与其他地方戏曲一样，使用“十三辙”，但偏重使用“言前，中东，人辰，江阳”等辙口，显然都是比较重，响，亮的音韵。秦腔中的拖腔有必须归入“an”韵的要求，不论拖腔前的那个字归属何韵，一律转入“an”进行拖腔。如《五典坡》王允唱“骂一声”由“eng”韵转入“an”，王宝钏唱“老爹爹莫要”由“ao”韵转为“an”，“有几辈”“ei” 转为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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