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分工在当代社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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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分工在当代社会的地位和影响

王莉 1031501011

分工是人类社会存在的一种状态，早在古希腊社会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色诺芬等哲学家就对其作过分析。涂尔干对社会分工给予极高的地位，他从各个方面讨论了分工对社会组织形式、精神层面的渗透，并进一步指出了分工使社会成为可能。而社会分工真正登上人类历史舞台、开始扮演主角儿则是源于Smith的《国富论》。自此社会分工促进了社会财富的极大增长、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在全球的统治地位，加速了社会文明的进程。但是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不断发展，社会分工的社会地位虽然不可动摇，但也逐步退居主导地位，成为维持社会团结、促进人类文明发展的一种工具—一种强大、不可替代的工具。在当代社会，社会分工的这种功能已出现苗头，但仅仅是一个开始，其表现是各种社会弊病的出现和被广大社会个体所察觉，就如贝克在《风险社会》一书中所指出的：“我们现在见证的不是现代性的终结，而是现代性的开端。”

一、社会分工在资本主义初期的影响

社会分工不仅提高了人们的技术水平、节省了劳动力，也促进了社会财富的大幅度增加，同时也使社会结合成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

色诺芬第一次论述了劳动分工的必要性，认为一个人不可能精通一切技艺，而专门从事一种技艺会使产品造的更好，而且会节省人们从一件事情转移到另一件事上所花费的时间、精力，从而提高效率。

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中指出，现代社会分工的最大作用，并不在于这些功能以这种分化的方式提高了生产率，而在于这些功能能够彼此紧密的结合起来；分工的作用不仅限于改变和改善现有的社会，而是使社会成为可能。如果说分工带来了经济收益，这当然是很可能的，但是，在任何情况下，它都超出了纯粹经济利益的范围，构成了社会和道德秩序本身。总之，只有分工才能使人们牢固的结合起来而形成一种联系，使人们摆脱孤立的状态，形成相互联系，从而同舟共济，彼此认同。

Smith在《国富论》中指出，分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而Allyn Abbot Young在不列颠F小组所做的会长致辞中认为Smith的分工理论是“在经济学整个文献


中所能发现的最辉煌和最有成果的概括之一”。

二、社会分工带来的社会理性化的困境

社会分工在资本主义初期具有极大的爆发力，促进人类社会物质财富的不断增长，但正如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生理需要、安全感的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社会作为一个宏观的系统也同样适用。人类在满足了基本的物质需求之后，开始追求较高层次的需要，虽说高层次的需要对低层次的需要有调节作用，这种理论对社会来说也是适用的。从社会整体来说，人们普遍反映对这个社会没有安全感，也没有归属感，随时都有被社会抛弃的可能。所以，当社会进入这个阶段的时候，人们对物质追求的欲望就不那么强烈了。人类社会进入这一阶段的标志体现在奢侈品的大量增加，而且商品的生命周期不断缩短上面，而且社会分工的效率增幅也在下降，比如2008年为期两年的经济危机就是最典型的一个表现。有许多学者未卜先知认为社会将处于一种难以解脱的理性化的困境之中，这种理性化的困境将人类社会带入一种没有尊严、缺乏温暖与爱、彼此冷漠、无情、机械服从的状态之中，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科尔曼认为，社会分工致使法人行动者大量出现和其社会行动中比重日益增加，大量的社会问题开始也不断涌现，主要表现在个体权利和自由的丧失：在现代社会，许多事件的直接控制权由个人向法人团体转移，于是，“对个人有影响的重要事件越来越多地为法人团体所控制，而法人团体却处于上述被影响的松散控制之下。虽然他们在政治事务中拥有特定的利益收入也很高，同时还从劳务及其他资源中获利，但付出的代价是对其利益攸关的事件几乎无法控制，并把这种控制权交给为他们服务的法人，社会的基本活动越来越多地为无形的法人行动者所控制。”并且自然人在法人中得到的权利与先前自己付出的截然不同。法人会采取种种手段进行限制，自然人不太容易从中得利。而且，最为明显的是，有些自然人把自身权利的使用权交给了法人，但却没有成为（或不可能成为）法人职位的占有者和资源的使用者，如儿童、家庭妇女、农民、未就业的青年等。他们在现代社会中社会资本在大量减少，其损失相对那些在法人组织中占有一定地位的人而言更严重。生活在法人中的个体的行动也往往不（直接）代表自己的利益，而是代表着法人行动者的利益。

哈贝马斯称这种状况为生活世界的殖民化，所谓生活世界的殖民化是指原本


属于私人领域和公共空间的非市场和非商品化地活动，给市场机制和科层化的权力侵蚀了。在现代社会，体制的理性化主要是在市场和国家机关的范围内。市场是指经济系统对人的影响，它主要是通过金钱制约着人类的行动和生活世界。国家则是通过机构所产生的权力来影响和控制人的行为的。所以，在现代社会里制约人的行为的主要手段是金钱与权力。二者都要求有效率的运作，因此都以工具理性或目的理性作为运作的准则和目标。为达到有效率的运作，市场以金钱来调节和制约人的行为，国家机关则通过权力来影响人的行为。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金钱与权力的制约机制逐渐渗透到其他活动中。人们不但在日常的工作中，而且在娱乐、教育和家庭等事务中也以金钱和权力作为沟通的媒介，对待周围的人和物采取商品一样的态度，只注重感性上的取舍，不做深层的反思和讨论。这样，人们逐渐习惯于把周围的环境，包括其他人在内，都当做一种达到个人目的的工具或手段，这就是生活世界的殖民化。

这种殖民化影响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使人们失去了自由和尊严，而且造成人们知识和技能的缺乏与能力的下降，也造成人们生存方面的困难和人们情感上的缺乏，同时，精细的劳动分工把人们囿于极个别的职业，造成人们其他方面技能的丧失，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社会分工虽然带来了整体社会的效率，但是以牺牲个人其他方面的知识、技能为基础的，这是对人的权利的侵害和剥夺。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这种殖民化造成的文化悲剧是由西美尔提出的，他认为客观文化在资本主义时代获得了爆炸性的增长：客观文化的绝对规模和范围不断增长。在各个领域都有明显表现，而科学则是最明显的例证；其次，客观文化的组成成分和内容也增加了。新的文化成分层出不穷。需要知道的新东西也越来越多。几乎每过一天，我们需要知道的知识也就变得更多，最后，也可能是最重要的，客观文化的各种要素日益交织在一起，使创造了这些客观文化的行动者越来越难以理解它们，更不说控制它们了。其原因从根源上来说是由于社会分工的增加。随着现代化的进程，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专业化提高了人们生产各种文化因素的能力，使我们越来越有能力制造复杂，精细的客观文化世界元素。但个体却越来越失去从整体上把握和控制客观文化的能力。也就是说，客观文化越丰富，主体的能力越降低。但我们对客观文化的了解越少，对它的依赖却越深。


而且现代社会也不再以野蛮的、赤裸裸的形式对人进行统治，转而以科学的温情脉脉的形式操纵人的心理，塑造出自愿接受集权主义统治的群众心理定义，为统治的合法性建立心理基础。西美尔将之称为被客观原则统治的社会：在他看来，这种以所谓客观规律的名义进行的统治其实是最具攻击性、最残酷的，因为它撕下了人与人之间温情脉脉的面纱，排除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在这种情形中，人们感到无助，感到自己为一种非人格的力量所掌握，一筹莫展，毫无出路。

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曾预言和描述了社会分工带来的这种后果，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财富的积累，人们的傲慢、愤怒和肉体的欲望、眼睛的欲望和对生活的渴望也成比例的增强。在人们身上，天职责任的意识越来越弱，而功利的成分越来越强。对人们来说，深受机器生产的技术和经济条件制约的经济秩序正变成一只“铁的牢笼”。今天，大获全胜的资本主义已经不再需要天职观念为人们寻找存在的理由了，剩下的只是经济的冲动。对此，韦伯表示了深深的忧虑，“没人知道将来会是谁在这个铁笼里生活，没人知道在这惊人的大发展的终点会不会有新的先知出现；没人知道会不会有一个老观念和旧理想的伟大再生”，如果不会，那么会不会在某种骤发妄自尊大的情绪下产生一种机械的麻木僵化呢，也没人知道。而且在这个文化发展的最后阶段：“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幻想着它自己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概而言之，理性化所导致的是非理性的生活方式与意义的丧失。法兰克福学派认为：“被彻底启蒙的世界笼罩在一片因胜利而招致的灾难之中，”“人类没有进入真正的人性的状态，反而深深地陷入了野蛮状态。”这就是启蒙运动的悖论或辩证法或“启蒙运动的自我摧毁”。

于是人们就开始对社会分工和其引发的市场经济表示失望和愤恨，希望回到像莫斯（礼物）和萨林斯（甜蜜的悲哀）所描述的古式社会中那种人性、悠闲、充满温情和爱的社会。但这是不可能的，只有找到更合适的途径人们才能回到那种悠闲、充满温情和爱的社会，但不是抛弃现有的财富和文化，而是利用和改造现有的社会和文化，使他们为人类所用。哈贝马斯认为任何问题可以通过“沟通行动”来解决，在他看来，理性言语情境下的沟通理性显示出人们是希望相互沟通和理解的，意味着人们愿意放弃用武力或其他内外的强制力来协调主体间的行动，愿意通过平等的对话和沟通来处理人际间的冲突。如果人类的这种理性能力


能够够得到发展，实现社会的全面合理化就有希望。

三、社会秩序的重构的理论来源

社会分工使资本主义制度在世界范围内大获全胜，促进了社会物质的极大丰富，人类登太空、下海底，不仅征服了社会，也征服了自然。但是敲开人们被迷惑的心智，我们会发现，我们不仅没有征服自然，而且自己也成了社会的奴隶，被囚禁于铁笼之中。但是有些学者并不悲观，他们认为现代社会只是人类社会转型的一个阶段，或人类的反身性特点必能把人类社会带向更友爱的时代。

贝克认为我们现在见证的不是现代性的终结，而是现代性的开端。吉登斯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的诞生并没有达到社会发展渐进模式中的至高点，相反，它是一种与以前的社会秩序具有巨大差异的社会，即是现代社会的断裂性。这种断裂性体现在哪些方面，笔者认为有必要了解一下。

在工业化以前的传统社会是极度集权的社会，对个人的压制比较强，而现代随着社会分工的日益发展，形成现代的分化社会。这种分化社会把人从那种集权体制下解脱了出来，而社会的体制的改善尚未据此制定出相应的措施以适应个体的需要，于是造成了个人自由和社会控制之间的张力。这种情况下的个体不仅是一个放纵欲望、追求权利、张扬个性的孤立自我，也是庞大社会上机器上的一个“螺丝钉”，同时受到社会技术和自我技术的规范（孙帅，2008）。这样难免导致社会组织结构的松散：各自为政，犹如一盘散沙。在一些市场经济不成熟的国家或地区甚至会造成社会的失范现象。

失范作为“社会在个体身上的不充分在场，”作为“社会的缺席”（渠敬东，1999），意味着个体逃避社会，“被抛向自身”，但个体对社会的逃避并不等于自我的回归。相反，个体将彻底丧失自我。因为，个体的本质是社会，社会只有在个体身上“充分在场”，个体才能拥有自身。换句话说，真正的自我就是社会。因此，失范既是集体意识的范畴，也是真正的个人意识的缺席，它将导致社会和个体共同丧失原有的基础（渠敬东，1999）。在集体意识日渐微弱和模糊的情况下，个体一旦冲破外在的社会规范，欲望就会无限泛滥，自由就将因价值上的“无所适从”而走向自由的否定，由此导致的失范将动摇社会的基础。

因此，为了防止或治愈这种社会弊病，社会必须解决失范问题。涂尔干一度


把解决社会失范的问题寄希望于法团自身。他说：“法团作为现代社会中的职业群体，确立了职业伦理和职业规范，建立了一整套公共制度和社会精神，使每个社会成员成为完整的“社会人……在法团里，我们尤其能够看到一种道德力量，它遏止了个人利己主义的膨胀，培植了劳动者对团结互助的极大热情，防止了工业和商业关系中强权法则的肆意横行”（涂尔干，2005），而且认为“法团应拓展到整个国家所有职业的范围共同承担生活。”但是，现代法团面临许多难题，如职业生活的局限性，职业群体的异质性，社会同质性的技术控制，以及个体对社会的逃逸（渠敬东，1999），致使它无力担当社会整合的重任。而且如果现代社会仅仅依靠法团对个体及社会进行结构性整合，不足以在社会中确立“更高的法则”的统治，从而遏制“强权法则”。

鉴于此我们应该创立一套相应的机制来展示生活、规定生活。这种机制必须要和集体生活的中心机制产生联系，确认精神和道德之间的同质性，来重新整合和促进社会的团结。

后现代社会学给我们提出了具体的要求，认为一个健全和可以维系的社会在公共生活和公共政策方面应该反映道德价值，尤其是生活的终极价值，比如在提高个人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用提高人类尊严的方式来消除痛苦，促使人们采取一种能促进他们自身健康的生活方式；一种能在不诉诸于法律的情况下解决个人之间以及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冲突，把个人关系看做一个良好的社会雏形，以一种友好的态度对待自然和人类社会，用更具合作性的相互协作方式来取代那种宣扬支配和控制的文化伦理，鼓励人们关心那些他们所属群体之外的人，超越性别和其他差异建立起一种相互尊重的积极负责的关系，鼓励既尊重理性又尊重情感的丰富多彩的政治文化，使每个人对所有人负责，从而尊重文化、种族、伦理、性别、宗教和精神上的多元性，用长远的眼光而不是从狭隘的私利出发去看问题，做出明智的抉择，使生活质量的提高而非无休止的经济增长成为未来关注的焦点，并鼓励诸如平等、协商、简朴、节制等价值观念等等方面将是我们的目标。

三、社会秩序改进复或重建的可行性问题

1、维持社会稳定的需要

福柯的谱系学揭示了当前的主体话语与实践的起源与发展的过程，并试图揭示出客观化的理性形式及其真理与知识体系作为历史性的偶然而非永恒的必


然力量是如何形成的，恢复被总体化叙事所压制的自主话语、知识和声音。支配性话语形成了对社会的规范化和对人的塑造，其著作《规训与惩罚》、《疯癫与文明》详细地说明了这些支配性话语对人类是如何进行塑造的。

德里达通过言语中心论的解构颠覆了西方的以在场为中心的形而上学，或称为逻各斯中心主义，从理论上说明了社会制度不过是并未对主体形成限制的书写而已，它们根本就没有能力限制人们，总体社会是逻各斯主义的奴隶，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覆亡提供了打破总体社会的武器。

诚如以上两位学者所说，现代社会是人类长期建构的结果，既然人能够建构现存社会，必然能够打破它。虽则如此，笔者也不认为重建社会这样的道路是可行的或是容易的。人类社会走到今天，虽然有诸多不足，但我们并不能抹煞人类的智慧和功绩，而且如今的社会的确提高了绝大部分成员的生存质量，给予了人们更多的机会发展自己。若是重建社会在理论上也是不可行的，因为历史是全部人民创造的，动摇了社会的根本，只会给人类带来牺牲和灾难，这不是任何人想看到的。因此，社会只能改良，使社会的文明成果更好的为我们所用。

并且现代的社会只是出于暂时的混乱和转型期，社会存在冲突是社会的普遍现象，而且冲突也具有正功能。科塞认为，为了使社会关系关系不断改善和促进社会稳定，不能忽视对冲突问题的研究。他尖锐地指出，一味地将冲突作为病态和有反功能的社会现象。社会就会忽视对个人需要的关注，就会僵化，就会使怨恨在成员身上积累，从而使社会自身埋下巨大的隐患。这样不但不能避免冲突，反而会招致更严重的冲突。相反的，社会对冲突采取兼容的态度，并将解决冲突的方法制度化，是具有活力的开放的社会结构的标志。因此社会需要一种安全阀制度，使敌对的情绪在不毁坏社会结构的前提下得以释放出来以维护社会整合。社会安全阀制度也是解决社会问题、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工具。笔者认为现代社会要做的是完善社会安全阀制度，识别社会中存在的问题，使社会更适合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2、 人是具有反思性的社会动物

常人方法论指出，社会事实并非外在于个人的全然客观的“物”，而是一种反身性的社会现实，并且总是指向情景，因而社会现实处于不断的建构过程中。胡塞尔的现象学将社会中的“存在问题”转化成“意义问题”，从重视本体论到


重视认识论和方法论，把独立于人类意识而存在的外在世界，转化为必须透过意识而展开、而发生与人类的主观建构有关的世界，世界不是想实证主义所说的那样只能被发现，而是可以变化，可以重新建议组合和建构的世界。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结论是因为人本身是具有主动性和反思性的动物。人的这两大特点对社会的建构和影响是具有决定性的，常人方法论在日常研究中用破坏性试验中证实和呈现了人的反身性这一特点。

吉登斯认为，作为社会基本成员的行动者是具有反思性的，这种反思性是人们行动中一个十分明显而且重要的特征，它使人类的行为从根本上具有非决定性、创造性和能动性的特点。吉登斯在结构化理论中向我们阐释，“就其成员而言，须将社会的被创造与再创造过程视为一个充满技能的行动过程，而不是一系列的机械过程”。行动最根本的特征是非决定性的，不应该将行动看作是分散的实体，如理性、动机、意图等，它不是互不联系的单个行动的总和，而是一种不间断的行动流，一个我们不断地加以监控和理性化的过程。“行动”是一个包含经过意义认定的“举动”、动机激发和始终一以贯之的理性化在内的流动过程，同时行动者的认识能力也是有限的，因此行动的后果不是总能预见到的，所以会产生“意外性后果”。所以社会并没有按照预定的发展向度向一个悲哀的方向走下去。

吉登斯从更深的层面给我们剖析了现代性的反思性：它发生在跨越时空的抽象系统再生产的层面，而不仅仅是个体行动者对共同在场的互动情景的监控。在现代性条件下，反思性由于抽象系统的发展得以制度化，与传统相比，个体行动者或社会行动者不再以本地的经验和传统为媒介，而以来自不在场的专家系统的知识为中介对社会活动进行反思性监控。现代性，就在人们反思性地运用知识的过程中被建构出来。而且人类社会在制度性方面、文化方面和个体的人格反面也给予人们反思的空间和机会。

关于社会秩序是如何可能的，帕森斯认为，在一个没有任何外力介入的社会中，人们之所以不会陷入“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是由于社会中存在着一种道德规范或“共同价值体系”。也就是说社会需要一种被社会成员认可的共同的价值体系。这种道德规范或价值体系也是人根据自身所处的环境所习得和取舍的结果。这也是人的反思性的结果。


3、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来思考或重新审视现代社会的秩序问题

针对现代性带来的一系列严重后果，吉登斯主张通过解放政治和生活政治来克服现代性带来的严重后果。他认为解放政治包含了两个主要的因素：一是力图打破过去的枷锁；二是力图克服某些个人或群体支配另一些个人或群体的合法性统治。解放政治是一种生活机遇的政治，通过解放政治从体制方面给人们给多的自由，解松政治方面的殖民。生活政治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政治，在晚期现代性条件下，在一种反思性秩序的环境中，它是一种自我实现的政治，同时它也使社会个体在政治参与方面处于主动地位。另外吉登斯还描述了一种后现代性的轮廓：多层次的民主参与、技术的人道化、超越匮乏型体系和非军事化。在此基础山，吉登斯进一步规划了一种全球化的超越模式：协调化的全球秩序、社会化的经济组织、对战争的超越和关注生态的体系。这样一个几乎涉及人类社会各个方面的关注和提议，需要我们打破常规，换一种思维方式来实现这个目标。

在这里，后现代主义给我们提供一种无限思维的视角，让我们“尽可能从广阔的视野来思考问题。”这包括以一种新的思维方式重新审查人与世界、人与人的关系；重新审查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语言与世界的关系、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以及哲学与文学的关系等，正是这种重新审查宣布了“二元对立”的思维的破产。虽然激进的后现代主义还主张对“唯一中心”、“绝对基础”、“纯粹理性”、“等级结构”、“单一视角”、“唯一正确解释”、“一元方法论”以及“连续性历史”进行彻底否定，还提出了向一切人类迄今为止所认为是真理的东西进行挑战，但是我们只需要存有这样一种精神，对现存的一切规则和话语保持苏格拉底式的警觉和怀疑精神。

本文前面已经提到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为我们规划了未来的社会的美好蓝图。它用自己的方式使社会恢复生活的意义和使人们回到团体中。因此，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十分推崇“绿色运动”。他们主张用“绿色运动”的精神来“绿化我们的政治、我们的精神以及我们的文化”。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强调人与他人、人与世界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将人是自然的主人变成是自然的管家，将他人是对手看成是伙伴；主张后现代人应信奉有机论，在世界如同在家中一样。由于这种家园感和亲情感，现代统治和占有的欲望在后现代被一种联合的快乐和顺其自然的愿望所代替；并具有一种新的时间观，它倡导对过去和未来的关心；针对现代


人对世界态度冷漠、感觉迟钝的心态，倡导人们对世界的关爱。但是后现代主义理论缺乏严格的推敲，它也只是给我们指明了宏观的方向，并未指明具体的道路。

在后现代社会，知识分子只是知识的阐释者（鲍德里亚），其主要任务是理解各种观念，用易于接受的方式表达，使各种观念相互理解，阐释者几乎没有权力，只是做出阐释而已。后现代性主张没有普遍的、精神的知识，人类知识总是情境性的、多元的、相对的，多元性、差异性是人性和文化的特征，个人利益、价值和信仰千差万别，不可简单化为统一性。鉴于知识观念和社会控制方式的变化，知识分子不再是标准和法则的制定者，而是阐释不同传统的知识，促进相互交流，而且后现代社会凭借引诱方式控制社会，不需要知识分子辩护，因此，知识分子扮演者阐释者的角色。进而建立一个平面网络的知识等级体系（利奥塔）。

据此，笔者预想一下后现代主义社会应该是这样的，最显著的特征是多元文化共存共发展，并不存在支配性的主流文化的存在。广大民众在社会中自由、主动的工作、有足够的时间享受亲情和友情。这种多元文化包括信仰、传统、价值和个人的生活方式、甚至规则、法律等。

很多社会学者对社会的规则和建构的问题都十分敏感，西美尔认为，在客观原则之下被统治的人失去了情感、尊严。但规则并不只是带有否定性意义的禁令或限制，它也是实践活动的生产与再生产以及系统的再生产的条件和中介，同时也是建设性的对行动意义的积极建构，它更多的表现为某种使动性，世界的未来在就在人们的写作过程中（鲍德里亚）。而且我们也不可否认，现代社会本身就是人们长时期以来不断建构的结果，当今的社会在某些方面比以往的社会有更坚实的基础，比如人们的文化水平、社会的民主程度、人们的交流方式、高科技的普及等。

因此，我们不必畏惧规则。舒茨认为，规范、价值、社会制度、社会组织及其他社会学概念，不仅对社会学家而且对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具有意义。作为社会世界中的成员，无论是社会学家还是普通人都在运用各种理论与方式来组织其行动并对其作出主观解释。也就是说社会需要规则。但若不想做规则的奴隶，那就让规则多样化起来，简言之，在多样化的领域、行业中有自己的规则，而不存在支配性的规则，即规则存在的范围越小，人的力量就越强大。但要使这种多元化的规则系统自成体系、各自发展，人们必须有一套相应的监督机制防止它们发


展壮大和相互联合，这种监督机制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间接的，但必须是多维度的才有效果。

文章写到此处，或许人们依旧感觉像是在迷宫中一样找不到出路。布迪厄在场域中提到，只要在场域中占据了关键性的位置就足矣控制整个场域。在当今全球已经一体化的社会，整个关键性的因素文化，只要多元文化的思想占据了社会思想的主流，那多元文化就对社会具有控制作用。还有就是把这种多元的文化像发展中层理论一样逐渐挖掘，让它们在社会百花齐放、共同发展。这里默顿给了我们提示。他创建的中层理论不仅可以把微观社会学和宏观社会学区分开来，还可以融入到所谓的社会学理论系统中去，即通过有限的中层理论可以发展出普遍性的理论体系。据此，笔者认为如果多元文化也以这种方式发展和融入社会主流，形成这个社会文化的子系统，一定等共同促进社会的发展。

但是还有一点，就是社会系统的整合或说是社会秩序的重构，是人类全体智慧同规则与自己的贪欲的一种博弈，但这种博弈不会在一个回合分出胜负，而且需要社会各行各业、各个阶层的参与和努力，并且这一切是以他们有机会参与为前提的。而且这样的博弈也没有终点，是一个人类长期的、持续不断的过程。这样，人类社会不仅不会走向悲哀，反而会走上一个更适合人类生存、提高人们总体生活质量上的轨道上来。

四、人类社会未来走向的问题

根据以上讨论，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物质财富的增加到了一定的程度，

进而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不安和社会疲乏的状态。因此，现代社会处于一种过渡时期。由此，不免有些人悲观失望，但是笔者认为作为具有主动性和反思性的人类社会，我们难度过这个难过，但是，社会作为一个巨大的系统，它不可能一次性的解决社会的所有问题，即使解决了一部分问题，还会有新的问题出现。人类社会将永远处在解决问题之中，这是一个没有终点的人类社会同客观世界的博弈问题。但是人类社会会越来越适合人类生存，人类社会会朝向一个更美好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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