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常识和科学知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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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常识和科学知识(一)

摘要：本文先后论述了知识的涵义和知识的分类，比较了常识与科学知识的关联和显著差异，并在此基础上力图阐明科学知识的定义、特性、本质以及科学知识的动态性。 关键词：知识常识科学知识

Abstract:Theconnotationsandclassificationofknowledgesuccessivelyarediscussed,andtheconnectionsanddifferencesofcommonsenseandscientificknowledgearecomparedinthispaper.Onthisfoundationdefinitions,characteristics,essences,anddynamicsofthescientificknowledgeareexpounded. KeyWords:knowledge,commonsense,scientificknowledge.什么是知识？简而言之，知识（knowledge）是人类在实践中认识世界所得到的信息、技艺、诀窍、真理、原则等及其集合。伊利英和卡林金指出，“知识”一词传统上在下述三种涵义上使用。第一种涵义基于knowledge（诀窍、行造之知）——如何做或如何造某种东西——的预先倾向、才干、能力、技艺等。第二种含义意味着，当知识一般地等价于任何在认知上有意义的信息（在特定的情况下等价于与实在对应的信息）。第三种涵义与作为特定的认知单元（认识论的分类）的知识的诠释有联系，在这种涵义上，知识或被诠释为日常知识，或被诠释为科学知识。再者，知识论中的学派区分了两种极不相同的知识：episteme即已经证明的知识，doxa即纯粹的意见。最有影响的学派“辩护主义”学派将episteme列为极高的等级，而将dixa列为极低的等级；实际上，按照他们的极端的标准，只有前者才配得上“知识”这一名称。知识论被称为“认识论”（epistemology），即关于episteme的理论，这一事实再好不过地表现出保护主义在知识论中的统治地位。单纯的doxa被认为是不值得加以研究的：doxa的增长被认为是一个特别荒唐的观点。辩护主义一致同意episteme有价值，dixa没有价值。认识论的大部分历史是相互竞争的辩护主义学派之间混战的历史，是围绕着区分以epsteme为一方，以doxa即不确定性和错误、徒劳而无结果的争论的渊薮为另一方之间的分界问题而进行的。分界线进而被称为“人类知识的局限”，而doxa这个字眼就被“形而上学”代替了。皮尔逊对“知识”的理解更为狭窄，似乎认为只有科学知识才配得胜“知识”的称号。

任鸿隽揭示，智识是解决环境困难的工具，故因环境的不同，而智识的程度，亦不能不因之而异。因此，智识的进化，也是人类文化史上应有的现象。这样一来，知识具有相当悠远的历史乃是题中应有之义，波普尔甚至把知识的历史追溯到生命的起源时期： 所有对环境和内部规律的适应，对长期性情境和短期性情境的适应都是各种类型的知识。……这样，知识的起源和进化可以说是跟生命的起源和进化同步，并跟我们地球的起源和进化紧密地相连。进化论将知识、我们自身和宇宙联系在一起；因此，知识的问题变成宇宙学的一个问题。

关于知识的分类，伊利英和卡林金进行了详尽而精湛的研究。在他们看来，按照认知基础，知识可以分为推论的知识和直观形象的知识。按照社会基础，知识可分为私人知识、问题知识和题材知识。按照题材的基础，知识可分为中性的、社会的、人文的和技术的知识。借助于对本质的反思，知识被分为现象论的知识不本质论的知识。借助功能的意图，知识被分为描述的和说明的，基础的和使用的。在与思维形式和范畴模式的关系上，知识被分为经验的知识和理性的知识。借助所包含的信息的质，知识被分为有问题的知识和可信赖的知识、分析的知识和综合的知识。借助认知的起源，知识被分类为先验的知识和后验的知识。使我们感兴趣的是，他们借助认识论的地位，把知识分为日常知识（everydayknowledge）和科学知识。在古代，就提出科学的（理论的、理性的、逻辑有序的）知识对苏格拉底的知识，或正如后来所称呼的生活世界的知识。二者之间的差异借助它们描述的对象的特征、反思模式、范畴类型等，一句话，借助认识活动本身及其在两种不同的情况下的产物的特殊性形成，此处的特殊性是由科学性的标准之取向决定的。日常知识的领域是多种多样的，诸如常识、信念、记号的知识、在习俗中记录的日常经验的概括、传说、教诲之类的东西、直观确信、描


绘等等。日常知识是极其稳定的。由于它是经常发生的众多现象和过程的概括，它一般地构成个人对生活和世界的实际态度（价值、目标等的选择）。由于日常知识能使个人以这种方式组织他的日常活动，它对于作为自然-社会存在的人具有根本的意义。日常知识和科学知识的认识论关系具有它们自己的动力学。一方面，日常知识相对于科学知识作为前提或假定的集合起作用。另一方面，由于对日常生活领域的侵占，科学认知修正了日常知识，使之在科学的基础上重新形成。日常知识的特殊特征是它对应于理智发展的前反思阶段，与对它自己的起源（获得、组织和转化知识的程序）控制和和分析无关。按照黑格尔的观点，由于努力从感觉的实在推演真理，日常知识属于前理性的、前理论的领域。把日常知识转化为科学知识的机制是使证明有根据。不用说，日常知识记录真理，但是它是以不系统的、非专门化的方式这样做的，听任它的基础未加以说明。福尔迈区别了三种类型的认识：知觉认识，前科学认识，科学认识。感觉的多样性还不是认识，它们既没有充分建构起来，也不能做主体间的验证。前科学的经验或“常识”已经离不开语言手段、概括和归纳推理的运用了，因此超出了知觉。科学知识是认识的最高阶段。它立足于观察和实验、抽象和概念构成、“资料加工和逻辑推理、假设的形成和检验。理论形态的科学，远远地超出了经验。这位作者也特别注意常识（commonsense）和科学知识的区别。

按照伊利英和卡林金的观点，日常知识是比常识更大的范畴，常识只是日常知识的一部分。但是，在许多知识论的文献中，往往把二者混用而不加区分。不管怎样，鉴于常识至少是日常知识的最主要或重要的部分，我们一般还是使用“常识”这一术语。在上面的论述中，实际已经或多或少涉及到常识的意义以及科学知识与常识的异同。现在，我们拟进一步立足于这样的剖析，以便领悟科学知识的涵义和精髓。

何谓常识？顾名思义，常识是日常的见识或普通的见识，它是日常生活（日常思维和日常行动）赖以进行的知识源泉。费耶阿本德说：“常识与我们不可分离，它是我们思想和行动的实践基础，我们的生活要依靠它，但现在我们还可以证明它固有的合理性。”瓦托夫斯基对常识的界定比较全面：

常识性知识的特征就在于，它不是明确地系统的，也不是明确地批判的，就是说，既没有把它的所有各个部分同所有其他部分联系起来，也没有自觉地企图把它当作一个首尾一贯的真理体系。但是，它有勉勉强强的整体性，是一种文化的共同财产，是有关每个人在日常生活的一般基本活动方面应当懂得的事情的一套可靠的指望。因此，它在一般人类行动事务上能保证有可靠的预见，不致出乎预料而惊慌失措。在使一般工作和社会生活成为可能，在划清行动上的随意性和危险性的界限方面，它的作用是极其重要的。

他进而揭示，常识显然是广泛的、长期的经验的产物。它可以说是在最实际的水平上进化而来的对人类环境的适应。它的适应性证明它有着很大的生存价值，而且从某种进化的观点来看，它是人类生存的一种精练的重要手段，就像某些动物种类中的保护色或社会性组织一样。当然，常识不是一成不变的或万能的，它要随具体情况和历史时代而变化。 常识与科学知识的关联是明显的。这主要包含三层意思：其一是科学历史起源或发生学上程度不等地依赖于常识，其二是常识与科学有某些共同或相近之处，其三是常识在科学理论的建构中作为科学的预设、方法和公理其作用。

关于第一层意思，霍金斯一语道出，科学开始于前科学的常识，改变的东西是强度、专门化的程度。如果说这是从科学的孕育和诞生的角度而言的话，那么邦格的看法则是立足于发生学上论证的。他指出，每一个研究者由以开始的背景知识的一部分是日常的知识，即非专门化的知识，它的一部分是科学知识，即它是用科学方法得到的，并能够用系统的方法检验和丰富。作为研究过程，科学知识矫正或拒斥日常知识贮备的一部分。因此，后者是用科学的结果丰富的：今日的常识的一部分是昨日的科学研究的结果。简而言之，科学是从常识中成长起来的，科学研究开始于日常经验和日常思维不能解决的、甚或不能提出的问题。波普尔


则详细剖析了常识作为科学的出发点的意蕴：

科学、哲学以及理性思维都必须从常识出发。也许，这并非因为常识是一个可靠的出发点：我这里所使用的“常识”一词是一个极其含混的词项，因为这个词项指称一个模糊不清并且变化不定的东西，即许多人的时而恰当、真实，时而又不恰当、虚假的直觉和看法。常识这样一种含糊不清且又不可靠的东西怎么能为我们提供出发点呢？我的回答是：我们从来没有打算或试图（像笛卡儿、斯宾诺莎、洛克、贝克莱、康德等人曾经做过的那样）在各种常识“基础”上建立一个可靠的体系。我们从其出发的任何常识的断定——也可称之为常识的背景知识——随时都可能受到批判和挑战；时常有某一断定受到成功的批判而被抛弃（例如地球扁平论）。在这种情况下，常识或者被矫正，或者被一种理论所取代，在一段或长或短的时间内，在某些人看来，该理论多少有点“刺激”。如果这样一种理论需要许多的教育才能理解，那么它将永远不能为常识所同化。尽管如此，我们可以力求尽可能地达到如下理想：全部科学和全部哲学都是文明的常识。 不过，在从科学知识的起源和发生学上看待常识与科学知识的关系时，也不能把常识的作用强调得太过分。沃尔珀特针对两位名家的言论反驳道：T.H.赫胥黎说，科学无非是训练有素的常识。怀特海认为，“科学根植于常识思维的整个装备”。不管它们听起来是多么合理，但是这样的观点完全是误入歧途的。事实上，科学产生的观念和科学实施的方式都是反直觉的和反常识的，即科学观念不能仅仅通过对现象的思考获得，它们十分经常地处在日常经验之外。科学并不符合我们的自然期望。一般而言，时自然构成一个整体的方式和支配它的行为的定律，与日常生活并没有明显的联系。自然定律恰恰不能从常识的每天的经验中推导出来。多尔比也也直面过激的说法做了批驳：“常常有人提出，科学恰恰是常识的扩展。确实，它的起源是17世纪的基于知识的常识的一种形式，每一个学科学的学生都能够从近代学校教育的常识中达到它。然而，在历史的路程中，在较古老的手艺实践和科学之间存在截然的（革命的）的转变，在转变中科学包含新类型的自我意识，这种意识给手艺理解以明晰的性质，以致它变成了思考它、批判地审查它和创造性地扩展它的任务的一部分。作为结果，它得以急剧加速。”

关于第二层意思，常识的确是与科学具有交集或共通性的，例如某种程度的客观性或主体间性、必要的合理性、相对的可靠性，立足于经验，采取应有的自然主义态度（而不是诉诸超自然的神明或魔法的力量）等等。邦格认为，常识和科学也具有连续性，至少常识被限定在所谓的健全的常识（soundcommonsemse）上的话。事实上，健全的常识和科学力图是理性的和客观的：它们是批判的并寻求融贯（合理性），它们力图符合事实（客观性），而不是沉溺于无控制的思辨。他进而指明：

健全的常识和科学共同的客观性方面是自然主义，即拒绝支持非自然的(实体例如脱离实体的思维)和自然的认知源泉或模式（例如形而上学的直觉）。……批判地警惕和自然主义地拒绝隐秘的认知模式的后果，是易错主义（fallibilism），即承认我们关于世界的知识是暂定的和不确定的——这并不排除科学进步，而宁可说是要求科学进步。

多尔比也表示，在一般说法中，常识是我们大家实际共有的，因而是能够在特别发达的观念和论据中预设的理解。常识的内容从未变得精确，它往往被说成是直觉的而非明晰的。我们设想，常识被建立在我们每个人从我们相似的经验自然地理解的东西的基础上，尤其是作为正在社会化为相同文化的结果。在具有不同生活形式的大相径庭的社会中，我们从未期望常识是完全相同的。常识概念的一个用处是，它的模糊的表达达到了事物的主体间性的重要实质，在跨越个人的和宗派的观点的变化时，依然是稳定的。不用说，在说明常识与科学知识的共性时，也不能走过头。例如，任鸿隽的“科学与常识，只有程度之分，并无性质之别”；“科学是建设于常识上面的”议论，就有偏激之嫌。事实上，科学知识与常识在一些方面确是程度之分，只有量的差异；而在另一些方面则为性质之别，有质的不同。这从我们下面将要


将到的二者之异中不难窥见一斑。在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过分强调常识与科学知识的共性，也许与常识的另一种传统涵义不无关系。常识的另类含义最先由亚里士多德提出，它是把五重特殊感官得到的材料加以整合的能力。这一层含义被经院哲学家接受，并在笛卡儿的哲学中得到发挥。康德采纳了亚里士多德的概念，把常识说成是反思的、公共的、批判的，以区别于他视为里德（T.Reid）对于常识的庸俗说明。 关于第三层意思，常识作为公理早已出现在欧几里德的几何学中，牛顿力学中的相对性原理和绝对时空概念、爱因斯坦相对论中的等效原理，也有常识的痕迹或影子。至于常识作为预设和方法的作用，迪昂对此洞若观火。迪昂在谈到物理学理论的逻辑统一性是事物似的实在关系即自然分类的反映时说，要用令人信服的论据证明这一感觉与真理一致，也许是超越了物理学所提供的手段的任务；当作为这种反映的本源的对象无法看见时，我们把反映能够呈现出来的特征如何分配并归因于什么呢？可是，物理学家追求逻辑统一性或自然分类的理论的情感以不可遏止的力量在心中汹涌澎湃；无论谁在这里看到的只不过是陷阱和欺骗，矛盾律也不能把他驳得哑口无言；但是，常识却会把他逐出教会。他进而揭橥：

在这种情况中，正像在所有其他情况中一样，科学若不返回到常识，它就会无力确立勾勒它的发和指导它的研究的原理本身的合法性。在我们最明确地阐述的和最严格地演绎的学说的根底，我们总是再次发现旨趣、志向和直觉的混合集合。分析并非透彻到足以把它们分开或把它们分解为较简单的要素。语言并非精确和灵活到足以定义和阐明它们；可是，这种常识揭示的真理却是如此明断、如此确定，以致我们既不能弄错它们，也不能怀疑它们。而且，所有科学的明晰性和确定性都是这些常识真理的明晰性的反映和确定性的扩展。 也许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迪昂才大声疾呼：“召唤逻辑的法则，维护常识的权利”。

尽管科学与常识有诸多关联，并在一定的程度上受惠于常识，但是科学毕竟不是常识，也不能停留在常识的水平上。赖兴巴赫说得对：“常识可以是一种良好的工具，只要所涉及的是日常生活的问题；但是，当科学探讨达到一定的复杂阶段时，它就是不够用的工具了。”波普尔也言之成理：科学知识只能是常识知识的延伸和扩大，但是又不能停留在常识上，否则就看不到认识论最重要、最激动人心的问题。其实，马赫早就就此发表过公允的见解：不应该扔掉常识，而应当批判地审查和使用它。之所以必须如此，关键在于，科学与常识之间有显著的差异——不仅仅是量的差异！二者的差异重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科学知识是、而且必须是可言传的，起码在最终结果上应该如此，否则它就不成其为周围公共知识的科学；而常识往往是不可言传的，至少有相当多的内容是不可言传的。瓦托夫斯基正是这样看问题的：常识本身也许可以说是没有意识到其自身结构内部的各种“互不相容的信念”或“非一致性”，这完全是因为常识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言传的。这种不相容性只是依靠批判的反思才变得显而易见。但是，这种反思因而需要某种关于系统性、关于各种不同常识的看法如何相互影响、一个概念怎样同另一个概念发生联系、或一个判断如何规定另一个判断这样的见解。需要进一步弄清楚的是，诸如一致性和不矛盾性这类系统性标准。为使这种标准得以生效，为使这种批判终究成为可能，就需要把常识的内容形成为论说的体系，即以某种比较恒定的形式（这种形式可被检查并能为大家所采用）明确得到系统阐述的语言表达的体系。

第二，科学知识或作为知识体系的科学是批判的（当然怀疑的批判或包含怀疑因素的批判）和反思的，而常识是非批判的和非反思的。还是这位瓦托夫斯基有见地：虽然常识也许是科学由以成长起来的土壤，但是它并不属于科学，因为它不是有意识地反思批判的对象。经过漫长的时期，它可以由于经验的“批判”的作用而成为合适的。然而，因为按我们常识信念的普通方法来看，它是那么不用言传而又未经证明，因而看起来它更近似于习惯而不是有意思的思想。也常常出错误，甚至在实用的情况中也是这样，对于实际问题，它常常显得不真实，显得过于暧昧含糊，以致不适合在特定的和新的情况下作为行动的指南。他进一步直入堂奥，


入木三分地揭示出科学的批评和反思特质的内在根据：

科学和常识之间最重要的区别就在于科学命题的明确性和可反驳性，在于科学的目标理所当然具有自觉的和审慎的批判性。可批判性的条件至少是，批判的对象必须是被明确地表达出来的，是自觉反思的对象，而不再是不能言传的东西。但是，构成这样一种批判对象的是什么呢？什么东西能够用这种方式加以批判呢？这不能只是经验本身，因为经验不过是过去的存在。要使经验成为批判性的，就需要用如此方法来表述经验，以使得经验能够成为反思的对象。那么，从最低限度上说，这个经验必须被记住或回忆。但是，这是不够的，因为回忆一种经验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使其重演和再现。但是，“经历过的”经验本身是无法批判的。然而，叙述或描述一种经验不再是简单地具有着经验的事情了。用一种语言的公开表述便成了批判反思和公共反思的对象，这是因为，既然经验是以公开的语言形式描述出来的，那么就可以提出有关经验的各种问题了。一旦语言成了交流有关经验的信息、交流对经验的看法、交流各种说明与整理经验的尝试的外在工具，批判就能够进行了。有关话语的意义应该怎样理解，以及它是正确还是错误的问题于是就可以提出来了。而回答本身再次成了同样一种批判反思，即同样是对意义和真理的探究的对象。

邦格则点明了与科学的批判性形影不离的科学的怀疑性也是常识不具备的或匮乏的：“覆盖经验的陈述并非固有地根深蒂固，但是很少值得怀疑：虽然它们是猜测，在实践中我们运用它们，仿佛它们是肯定的。恰恰正是这个理由，它们在科学上是无趣的。如果常识能够运动它们，为什么诉诸科学呢？这就是不存在打字科学和汽车驾驶科学的理由。另一方面，覆盖被直接经验过的东西是可疑的，因此往往值得检验、再检验并给出根据。只是在科学中，怀疑是创造的，而不是无能为力：它激励以越来越合适的方式探索阐明事实的观念。以这种方式，具有不相等权重的科学见解的陈列被产生出来，一些比另一些更好地有根据和被检验。因此，当怀疑论者特别怀疑任何东西时，他的正确的；当他同样地怀疑一切时，他是错误的。” 第三，科学知识是非自然性的，而常识则是自然性的。沃尔珀特对这一区别极为看重，他说：“与科学不同，每一个常识思维都是以它的自然性为特征的。它包含着复杂的心理过程，我们通常对该过程完全无意识，但是却容许我们处理日常生活的需要。对于大部分日常生活而言，它极好地起作用，但是对于科学而言，它完全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它与科学思维截然不同，缺乏必要的严格性、连贯性和客观性。大多数人认为他们关于世界的概念是真实的，而没有意识到特点的信念的根据。这完全不同于科学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批判的方法论。常识思维也容易导致错误，尤其是当提出形式问题和可以得到的信息被限制时。事实上，常识思维不关注解决形式问题或产生普遍解答。常识思维和科学思维之间的差异能够用两种方式阐明：第一通过考察儿童发展他们的思维的方式，其次通过考察成年人思维的某些方面。”

第四，科学知识注重抽象的理解，而常识仅仅着眼于实际的使用。沃尔珀特道破了这一点：科学思维不同于日常思维不仅在于所使用的概念上，而且在于构成满意说明的东西：例如关于运动的常识思维不关心仔细琢磨像力和速度这样的术语之间关系，而且能够满足于相当模糊的陈述。进一步的差异在于科学思维和常识思维背后的意图。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主要关注的是有用性，而科学关注相当抽象的理解。科学思维必须打破与“常识”相联系的自然思维强加的思维模式。从事科学要求人们把自己从人的私人经验中消除，并力图理解不直接影响人的日常生活的现象。常识只不过为科学思维提供一些所需要的粗糙材料。多尔比也深入地揭示出，尽管科学在起源时和使用中与包括常识在内的其他有用的知识之间没有截然的区分，但是科学不仅仅是常识的扩展，二者在解决问题这存在重大的战略上的差异。科学常常不是仅仅由于追求实际问题的合适解决而促动的。 成功地解决许多问题的常识并未构成科学，尽管科学的认知地图可以提供解决常识问题的源泉。差异在于科学的认知地图被构造的方式。由科学提供的理想问题的答案是普遍的解答，它能通过从独立地确立的一般原理理性地推导所证明。至少，可信的科学问题的解答必须系


统地暴露给要求最高的可达到的检验形式。

科学不同于常识在于它的编制认知地图和解决实际问题的标准，这好比寻找治疗疾病的药物和理解病原和该疾病的本性的对照。找到病危中的病人的治疗药物和研究同一疾病的一般原因要求不同的战略。邦格认为这一差异实际上是方法的差异，他的论述能够进一步加深我们对问题的理解：科学不仅仅是日常知识的延长甚或纯粹的精练，这从显微镜超越了肉眼所及就不难明白。科学构成特殊类型的知识：它主要——尽管不是毫无例外——处理未受教育的人不去怀疑的不可观察的事件，例如恒星的演化和染色体的重复；它超越常识发明和力图猜测；它借助特殊的技术检验这些假定。科学和常识的不连续性尤其表现在方法方面。

第五，科学知识是理论的知识，常识是与非理论的知识——这实际上是上述各种差异在最终结果上的必然表现。这种在知识形态上上的差异不仅仅是量上的差异，比如科学知识的精确、量化、逻辑性强等等，更重要的是质上的不同。邦格对此心知肚明：合理性的观念即有根据的和可检验的陈述的融贯系统是通过理论达到的，理论是科学的核心而非常识的核心，常识只不过是松散地联系起来的信息量的积累。客观性的理想即非私人的世界图像的建立只能通过超越日常生活和私人经验的狭隘限制才能实现：通过抛弃人类中心观点，通过假设超越我们贫乏的混沌的印象的物理客体的存在，通过借助理性计划和诠释的主体间的（超个人的）经验检验这样的假设。常识只能达到有限的客观性，因为它太紧密地与感觉和行动联系在一起，当它超越于它们时，它往往处于神话的形式：惟有科学发明理论，虽然理论不限于概括我们的经验，但是理论要经受经验检验。

通过比较科学知识与常识的异同，我们对科学知识本身的涵义已经有了部分了解。现在，我们拟就此更为深入地讨论一下。首先，我们不揣冒昧，斗胆给出科学知识的定义。

科学知识是我们对是科学家对自然（乃至社会和人）进行系统研究所得到的成体系的知识，它构成一个庞大而井然有序的知识王国。科学知识不是零散的和纯粹经验性的常识，而是基于经验和理性之上的理论知识——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理论性知识。在这种意义上，科学知识和科学理论是同义词。科学理论是对科学对象比较健全、比较深邃的认识成果，尤其是在对自然本身的认识上，可以说它是迄今最富有成效的。 历史已经表明，在向我们提供对世界的描述和最佳理解的意义上，科学知识是特殊的和优越的，是异乎寻常的成功——沃尔珀特的这句话虽然讲得有点绝对，但是基本上是站得住脚的。 一般而言，科学知识是诉诸因果关系的、理论性的、价值中立的，时常是还原论的，在某种程度上还是经验论的，而且归根结底是物质论的。这意味着，它是与目的论、拟人论以及超验的东西相对立的。齐曼高屋建瓴，对科学知识做了整体化的素描： 科学生产知识。构成这种知识的实际观察、数据、概念、图示、理论等等，通常以书写文本、地图、计算机文件等有形形式展示出来。其中一些知识的建立非常严密，在实践中就如同太阳的温暖、足下大地的坚实那样无可置疑。

但是，知识的形式多种多样，只有特定形式的知识才是科学的。科学知识被认为不过是对于自然界无数独立探索的累积报告的仔细汇编。使得这些探索是“科学的”，是它们的特定的主题，以及实施这些探索的特定方式。科学哲学家的主要任务乃是，定义在科学知识和非科学知识之间进行划界的一般原理。元科学家也开始认识到，将“知识”与“认识”行为分离开来是不可行的。科学知识并非仅仅是看不见的数据流或图书馆书架上的图书。它被人的思维产出并接受，更新或修订，交流和诠释。人的思维能力是惊人的，但也是有局限的。它们会密切适应置身其中的文化。科学家在个体地和集体地对世界进行研究时所运用的心理学机制，会使科学的诸多独特特征都受到影响。换言之，认知是科学的社会维度和认识维度之间至关重要的联系。所幸的是，现代认知科学并非完全被笼罩在主观性之中。人的思维千差万别，但却是建立在相同的普遍计划的基石上，并从其研究学科的科学文化中获得共同的标准。事实上，人的思维类似于感知、计算和交流等许多人工工具。在实践中，科学知识的社会稳定性


是其客观性的一种合理指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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