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背景下的文学传播和意义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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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背景下的文学传播和意义建构

作者：史晓宇

来源：《青年文学家》2016年第15期

摘 要：本文旨在以佛克马的《比较文学和新的范式》为基点，探究在跨文化背景下佛克马对于比较文学在思考。佛克马提出不同研究领域具有科学关联，文学研究也应如此，尤其是比较文学研究的通常是不同语言和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更应该在研究方法上拓宽领域。佛克马提出为了使文学更好的跨文化传播，应当将文学看作“符码”，引出了文学符码的概念。他认为文学研究对象包括三方面，文学文本、文学交流情境、接受者，这三者构成一个文学审美整体，而文本的传播和意义的达成必须考虑到读者的审美成规。

关键词：佛克马；比较文学和新的范式；跨文化文学传播；比较文学；意义建构 作者简介：史晓宇（1991-），女，汉族，山西人，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跨文化文学传播方向。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15-0-01

佛克马（Douwe Fokkema，1931-2011）提出不同研究领域具有科学关联，文学研究也应如此，他认为文学理论研究应该和语言学、符号学、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都建立联系，尤其是比较文学研究的通常是不同语言和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更应该在研究方法上拓宽领域。佛克马对文学研究对象的拓宽应该是受到了俄国形式主义、接受美学、符号学以及结构主义的一些影响，并且放在传播学的领域之中也可以得到验证。

在传播学中，信息会被区分为发出的信息和收到的信息，因为收到外界因素的干扰发出的信息不可能原原本本的被接收到，并且由于接受者的知识水平、认知、情感、预期心理等因素，信息的理解也会各有偏差。文学文本的传播和接受应该也是如此，尤其在跨文化的语境下，要考虑到接受者层面的影响因素。读者的阅读预设在内容接受的整个过程中，并且不是一成不变的，还会随着内容和外界条件而改变，从而也决定了信息的传播情况。这与文学文本的传播与接受是一样的，事实上，这些文学作品将唤起读者以往的阅读记忆，使之开始持一种特定的情感态度，即某种阅读的期待。阅读过程中，这种期待将会使读者对作品产生有力的回应和反思。

值得注意的是，佛克马将文学文本概念为文学符码，是确实立足于比较文学的跨文化传播语境下确立的。他认为过去人们过多地关注民族、国别的差异，不利于文学的传播和接受以及研究。他更愿意在文学研究中将文学理论化为“文学符码”，读者和研究者要做的就是解读符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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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般接受符号，都要通过能指挖掘出真正所指，而由于符号的接受者对同一个或者同一组符号构成的文本，不同时代的人有不同的理解，同一时代的不同个人也会有不同的理解或解释，这说明符号本身的意义与受传者接收到的意义同样也未必是一回事，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一是符号本身的意义会随时代的发展而产生变化，二是由于每个受传者都是根据自己的经验、经历以及对象事物的利益关系等社会背景来理解和解释符号的意义的，因此，受传者接收到的意义既不等于传播者的意义，也不等于符号本身的意义。尤其体现在文学当中，对此法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家马歇雷（Pierre Macherey）看得很清楚，他认为文字只是文学的载体，也就是符码，跨越这些文本的差异性，追求文本背后真实的精神内容和相互间的联系，才是比较文学研究的目的。

对文本符码的解读会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影响，不仅有受传者的因素，还有受到传播情境的影响，即佛克马所说的“文学交流情境”。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曾经指出，语言符号不提供也不可能提供传播活动的全部意义，交流的所得，相当一部分来自语境。比如把《牛虻》、《汤姆叔叔的小屋》放在当代解读，可能也产生不了当初那样声势浩大的影响，因为语境变了，接受群体的认知也变了，不同时代的人可能并不能切身体会到当时时代的文学文本所产生的巨大震撼，（在此基础上，佛克马也提出了“时期符码”（period code）这个概念。）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可能正是文学交流情境和这个情境下的读者完成了文学的意义，定义了文学。

佛马克为我们比较文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野，他指出每个文本的接受者包括作者本身都有一个审美成规（convention，或译惯例或习俗），在跨文化的背景下，不同时代的文本接受者和同一时代的不同接受者由于审美成规的不同对于文本的解读和理解就会存在差异，因此文本可以看作是“符码”的集合，每个读者在解读过程中都是在进行着“解码”的任务，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了对文本意义的重建，从而影响到文学的传播与接受。 参考文献：

[1]郭庆光. 传播学教程[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2][德]H·R·尧斯，[美]R·C·霍拉勃合著，周宁、金元浦译. 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M]. 辽宁：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3][英]特伦斯·霍克斯著，瞿铁鹏译. 结构主义和符号学[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4]Douwe Fokkema.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the New Paradigm”[A]. CanadianReview of Comparative Literative，（9）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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