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活着”] 活着 余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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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活着”] 活着 余华



摘要：通过对余华长篇小说《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和《兄弟》中人物面对苦难时不同的抗争意识，来探析余华创作中对待苦难的不同态度，以此阐释了作家对于“苦难”这一主题的不同把握以及最终取向。三部小说的人物对苦难的抗争分别是忍受、原始性反抗到无力反抗终丧失生命，从而看出余华是人生哲学的悲观主义者。 关键词：余华；苦难；抗争；悲观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2)-04-0018-01 余华早期先锋式的作品就以表现“苦难”为始，九十年代《活着》发表，有人认为福贵面对苦难表现的坚忍态度是多么可贵崇高。但细读文本，会发现这部广受赞美的作品缺少一种东西，即面对一连串死亡所应有的愤怒与抗争。随后《许三观卖血记》出现，也许余华在自我思考后决定调整，改变对“苦难”这一主题的把握，使许三观面对苦难时以最原始的方法---卖血，来抗争苦难。2005年，《兄弟》出版，小说中的宋凡平遭受了极其残酷的虐待，为了爱情与家庭选择抗争到底，最终却被乱棍打死。由此，余华通过笔下长篇小说中人物在苦难面前表现出的抗争意识以及最终的结局，表现了余华面对人生苦难时的悲观主义态度。 一、 如何“活着”成为一个命题，存在于我们的人生中。《活着》为我们上演了一系列死亡悲剧，福贵的苦难正是面对亲人一个个的远离自己，福贵的爹、有庆、凤霞、家珍、二喜、苦根，接连死亡，有正常逝去，更有让人愤怒的意外性离开。而余华说过：福贵的“价值就是他孤单一人，所以他更有理由发出‘活着’的声音，他的声音应该比所有人群‘活着’的声音都要强大的多！”[1]看到余华说的这些，我不禁怀疑，难道余华就是为了突出福贵的个人价值而刻意安排这一连串的死亡，这样是不是太残忍。余华说过，他听了《老黑奴》之后创作了《活着》，写作过程让他明白，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2]余华《活着》的写作，目的是要表达这样一个人生哲学。可是细读文本分析福贵形象时，就会发现硬伤。首先活着是一种状态，但活着有不同的方式，余华给福贵安排的存活方式就是忍受，忍受






生命中所出现的一切苦难，并且悄无声息，全无抗争意识，在我看来，这又回归了最初的符号式人物，他不仅可以是福贵，还可以是任何人。家珍死后，福贵仅用四个字评价了家珍的死：“死的很好”。福贵对于亲人死亡，表现出超乎寻常的淡定，毫无抗争意识。这样略显麻木的生存状态，让我再次回想起鲁迅一生致力的国民性批判。如果说家珍的死还算正常，那么有庆的死是多么无辜悲惨，被抽血过度，迫害致死。面临自己最亲的人非正常死亡，福贵还是遵循了余华为他设置的活着的方式，忍受苦难，不去抗争。有人认为福贵是代表古老中国生存智慧的文化偶像，但是反向观之，这一文化偶像是否也同样代表中国人身上一直难以改变的国民劣根性――麻木，忍受，无抗争。 二、 相比于福贵对于苦难的忍受与麻木，许三观对待苦难的方式虽原始而略显残忍，但已初具备了一定的抗争意识。与福贵面对的苦难不同，许三观的苦难来源于生活艰辛对他生命的透支与摧残。学会了卖血这种应对苦难的方式后，他人生的每一次艰难时刻都靠卖血来渡过难关。第一次，他用卖血的35块钱娶了妻子许玉兰；第二次，为一乐支付别人的药费；第三次，为了家人能在饥荒年代能吃顿面条；接下来他为了使一乐、二乐在乡下农村能过得宽裕一些，又去卖血；随后，二乐的生产队长来做客,这又逼他用血换钱；怎料到一乐又生了病，他四处借钱，又一路卖血，几乎丢掉性命。血本是生命之源，他卖血即是透支生命，以生命为代价换取家人的幸福，他的血越卖越少，但他身上所体现的这种抗争精神却让人敬畏。对于许三观的抗争行为，王安忆认为他是喜剧式的英雄。[3]许三观对待苦难的抗争意识强于福贵，有人是这样评价的：许三观的卖血是出于对生命的守护。福贵的活着却止于活着；活着，就是接受“活着”那无可奈何的悲怆。[4] 三、 《许三观卖血记》使我们看到余华长篇小说人物对苦难已有所抗争，本以为按这样的思路，下一部长篇小说中人物将抗争到底，终获自由幸福。然而《兄弟》的出现，让这个推想完全被击破。 小说中的人物宋凡平和许三观有些相似，都是尽力保护自己的家庭。宋凡平用顽强的意志承担着生活中的各种灾难，如果说许三观遇到的是人生中的苦难，那么宋凡平所面对的是人生中从天而降的灾难。他一方面忍受肉体和心灵的苦痛，另一方面他更要做整个家庭的支柱，为家中的妻儿遮风挡雨。李光头在批斗会上无意的揭发，致命地把宋凡平送进了仓库。他被抓进了仓库，当孩子去看他时，他却隐瞒了他已被打断的左手，告诉孩子他只是想让左手休息一下。他在仓库里依然不忘给自己的妻子写信，定好日期去接她。他为了这个承诺从仓库里跑了出来，去了车站，用右手将左手放进了裤袋里。 然后悲剧发生了，他






在车站被发现了，那些人用棍子打他，踢他，踹他，蹬他，他被打得昏死过去。醒来后，他拿出信，说他不是逃走，是去接他的妻子，然而没有人听他，他们把棍子打断了，又用断掉的棍子戳进他的身体里，他的身体像个喷泉，四处喷血。从来不向别人求饶的他，这一次，为了他的妻儿，为了完整的家，他求饶了，可是他的求饶，他最后的无力抗争并没有拯救他。他的抗争最终无用，他死了，死时他的身上爬满了苍蝇。更悲惨的是因为家里没钱，腿只能被砸断躺在一个小棺材里。至此，我们已看到余华的残酷，福贵是被动接受命运打击，许三观是积极主动设法改变困境，宋凡平与许三观的苦难抗争意识相比，更多了一份血性与韧性，最终却也逃不过悲惨结局。余华这三部长篇小说展示了这样一个思路，对于苦难被动消极忍受――积极主动抗争――抗争失败，结局悲惨。而余华对福贵、许三观、宋凡平们乐天地“活着”时表现的乐观精神主要采取了赞颂的态度，而对其负面的消极因素却缺乏应有的反思。面对苦难，余华强调的是忍耐而不是抗争，他将人物放置在生存的绝境，在人物与苦难的殊死搏斗中来表现“人对苦难的承受力，对世界的乐观态度”，以此规劝人们“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这种生存哲学在笔者看来有些悲观，不仅丧失了应有的批判力度，更令人读者陷入悲观的心境，当抗争苦难毫无结果时，生存也变得无意义而虚无。 参考文献： [1]、余华：《我能否相信自己―余华随笔选》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年。 [2]、 余华：《中文版前言》，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年， 第2页。 [3]、王安忆：《王安忆评》，《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3期。 [4]、郑国庆：《主体的泯灭与重生――余华论》，《福建论坛(文史哲版)》200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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