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传记论文-苏曼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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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僧亦俗的革命和尚——苏曼殊

摘要

苏曼殊在世人眼中是一个才情卓著的人，但他同时也是一个充满传奇与矛盾色彩的人。他是天性敏感、诗画兼工的浪漫诗人；他是反清队伍中的“革命和尚”。他亦僧非僧，亦俗非俗。他厌倦尘世曾数次剃度，但是身披袈裟的他内心却没有皈依佛门，他不遵守佛门戒律，放荡不羁，向往自由，追求爱情，投身近代进程的革命事业中。苏曼殊的心中隐藏着多少复杂难解的革命情怀，他的革命路程呈现怎样曲折离奇、变幻莫测的神秘轨迹。关键词苏曼殊；非僧非俗；革命和尚

苏曼殊（1884—1918），原名苏戬，字子谷，学名元瑛。广东香山人，近代作家、诗人、画家、翻译家。精通日文、法文、英文、梵文等多国文字，可谓多才多艺。苏曼殊的父亲苏杰生是中国广东人，长年在日本经营茶叶生意，明娶的是河合仙，但为他生孩子的却是河合仙的妹妹，名若子。1889年随父归粤。由于出生于异域，苏曼殊的童年可以说是凄惨的，他经常遭受家人的冷眼，感受不到家庭的温暖，甚至生病以后还被扔到柴房。身世之痛，童年的凄苦惨痛经历像一只无形的手，将他推向漫长的消极之旅，最终陷于颓唐而不能自拔。

1898年，他十五岁那年，得到其表兄苏紫垣的资助，到日本留学。在求学期间，他的生活很清苦，据冯自由先生回忆，苏曼殊在东京上学时，他住的是最低劣的“下宿屋”，吃的是掺了石灰的米饭，晚上不点灯。尽管如此，他仍心系革命，胸怀民族。他先后参加了青年会和光复会。1903年，又参加了拒俄义勇队。他全身心投入到革命中，或者这是唯一可以慰藉他受伤心灵的途径。但遭到了保皇派的表兄林紫垣的极力反对。最后他被强送回国。1903年9月，苏曼殊临行前，他做了《以诗并留别汤国顿》，这两首诗慷慨激昂，其决计为革命牺牲之执志溢于言表。兹录如下：

蹈海鲁连不带秦，茫茫烟水着浮身。国民孤愤英雄泪，洒上鲛绡赠故人。

海天龙战血玄黄，披发长歌览大荒。易水萧萧人去也，一天明月白如霜。

最终苏曼殊到了上海，并投奔在《人民日日报》社。在十几天内，他发表了他深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女杰郭耳缦》和《呜呼广东人》。特别说一下《呜呼广东人》，这篇杂文无疑强烈地表现了苏曼殊对那些数典忘祖，认贼作父的洋奴买办之流猛烈的批判。对那些居住在海外的中国人放弃国籍的强烈指责，尽管苏曼殊本身是一个中日混血，但可以看出他在文化和民族国家上的自我认同，显然是中国。同年，他的著名译作《惨世界》开始连载，尽管苏曼殊的这本译作并不忠于原作（雨果—《悲惨世界》），不仅有所删减，更离开了原作，杜撰了大量的情节，但都充分地表现了他对清朝贵族及其走狗无比的痛恨，同时也对孔教进行了激烈的抨击和否定。在这里，我们也可以听到后来新文化运动的脚步声。自此之后，他也成为了少数几个开启中西文学比较的中国人之一。

在《国民日日报》工作期间，是苏曼殊一生少有的充满激情和相对快乐的时期。好景不长，由于清廷高压政策的威逼，再加上内部出现分歧，《国民日日报》终于在10月13日停刊。这无疑对苏曼殊是一次重大的打击，胸中的正义之火刚点燃，旋即被彻骨的冰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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熄灭，情何以堪？再加上他本身亦是性情中人，多愁善感，一遇挫折即陷入悲观。

1903年秋，苏曼殊来到了香港《中国日报》，但却遭到冷遇，满腔热情渐渐被悲凉蒙络。

1903年底，万念俱灰的苏曼殊独自来到广东省海云寺出家，欲意要“扫叶焚香，送我流年”，然终又奈不住青灯古佛，芒鞋破钵之苦。于是又出现于中国日报社。从一个热血青年一变而为身披袈裟的孤僧，实不为一种人间悲剧。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却给苏曼殊后来的文学创作和绘画增添了特有的内涵和色彩，从而使之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和魅力。正如柳亚子所言：苏曼殊在南社社友中可谓“不可无一，不可有二”。从苏曼殊后来的作品中批评中国人对佛教的盲从及佛教徒趋炎附势，攀援权贵，多少可以表明苏曼殊此时的遁入空门实际上是“逃禅”。从此，他便开始了半僧半俗的生活。

1907年初，苏曼殊因反清而遭到通缉，遂于刘师培夫妇东渡日本。在经过平户岛，目睹“郑公石”，种族之念由然而生，万千思绪凝缩了广为流传的七绝《过平户延平诞生处》：

行人遥指郑公石，沙白松青夕照边。极目神州余子尽，袈裟和泪伏碑前。

这是苏曼殊人生新阶段精神状态的写照。自此至1909年前往南洋任教前的三年里，是他革命的又一重要时期。

章太炎所撰的《讨满洲檄》，与苏曼殊的《猎狐图》、《岳鄂王游池州翠微亭图》、《徐中山王莫愁湖泛舟图》、《陈元孝题奇石壁图》、《太平国翼王夜啸图》都同时刊载于1907年4月25日《民报》增刊《天讨》。两者珠联璧合，更强烈地体现了革命和尚的革命情怀。在《民报》上还发表了《岭海幽光录》，里面处处表彰了明清换代之际抗节不挠，视死如归的义僧祖心。

1909年11月，因章太炎与刘师培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刘师培夫妇的叛变，苏曼殊心灰意冷只身前往爪哇。

苏曼殊虽身处孤岛，但对国事依然不能忘怀。辛亥革命的爆发使这位“革命侍僧”再也无法保持平静，这时革命同样给他带来了一生少有的欢欣时刻。在给柳亚子和马君武的信中这样写道：“迩者振大汉之天声，想两公都在剑影光中，扺掌而谈；不慧远适异国，惟有神驰左右耳。”羡慕友人能在国内奔走革命，奋勇杀敌，欲尽快返国报效之情，跃然纸上。

1912年4月2日，苏曼殊重新回到上海，并就职于上海太平洋社。柳亚子、李叔同、叶楚仓等均在这任职。与这么多老友相处共事，他的革命情达到高潮，步入了他一生的创作高峰。辛亥革命失败之后，苏曼殊虽然消沉，但他并没有完全放弃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水晶帘卷一灯昏，寂对河山叩国魂”；“相逢莫问人间事，故国伤心只泪流”。尽管这只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叹息，但那家国之痛的感情却是异常深沉的。因在爪哇岛亲眼目睹荷兰殖民者对华侨的苛虐，遂作了《南洋话》，并引起了轰动。接着又发表《冯春航谭》、《华洋义赈会观》。同年，也发表其代表作《断鸿零雁记》。后来又发表了《潮音跋》和《燕子龛随笔》。因袁世凯的倒行逆施，“宋教仁案”的发生，“二次革命”的趋向失败，1913年7月21日，苏曼殊以其名字发表了《释曼殊代十方法侣宣言，代表佛教声讨反动势力，直言怒斥了袁世凯的卖国行径。如此激烈的言论，直接关注现实政局。这是苏曼殊一生中可称异数。这也表明，此时百无聊赖的苏曼殊依然保持与革命的血脉关系。

之后几年他虽然心早已灰冷，但却依旧在革命，例如1915年发表在《甲寅》的《绛纱记》，通过一场“洋场骗术”的描写，揭露了西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中国的恶劣影响。还有《焚剑记》、《人鬼记》、《碎簪记》、《是非梦》等。

苏曼殊作品所表现的基本思想，是同资产阶级的民族民主革命息息相通的，是为反帝反封建服务的。用鲁迅的话讲就是“希望使忘却的旧恨复活，助革命成功”。当然，苏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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