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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本学期对文化人类学这门课程的学习,我对这一门学科有了比较初步浅显的认识。文化人类学是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研究人类各民族创造的文化,以揭示人类文化的本质。使用考古学、人种志、人种学、民俗学、语言学的方法、概念、资料,对全世界不同民族作出描述和分析。
狭义上是指民族学,广义上是指考古学,语言学,民族学,使用实地参与考察,全面考察,比较法的研究方法。它主要在研究比较人类各个社会或部落的文化,借此找出人类文化的特殊现象和通则性。不同于研究对象类似的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大多是弱势族群和少数团体,以及较为蛮荒的部落。而研究方式大都注重“质”而非“量”,现象的观察多是“特例”而非“通识”。
著名的人类学家林耀华先生在文化人类学科领域具有非凡的成就。除此之外,他还是著名的民族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民族教育家。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生导师、终身教授。2000年11月27日逝世,享年91岁。林耀华先生于1910年3月27日生在福建省古田县岭尾村。一代宗师,学界泰斗。1935年在北平燕京大学获硕士学位。1940年在美国哈佛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1941年回国后,深入凉山地区,对凉山彝族社会结构与诸文化现象作了缜密的考察,写出《凉山彝家》一书。后来林先生又多次重访凉山,写下了很多相关的文章如《三上凉山》等,树立了回访研究的典范。30多年来,他应用人类学知识为新中国服务,率先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人类起源论研究,其著作《从猿到人的研究》使国内的人类学研究转到新的方向。他主编的《原始社会史》,内容侧重中国,兼顾世界,是目前中国阐述原始社会史最为详尽的一部学术著作。他的许多民族学论文(包括与他人合作的),辑成《民族学研究》一书。他自1941年起先后在云南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央民族学院致力于原始社会史和民族学的教学工作,培养了一批教学和科研人员,为中国民族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的传记已被多种国际名人传收录,如美国《世界名人传》第6、7版,英国《当代成功的国际名人传》和日本《文化人类学事典》等书。
而其中关于文化人类学方面的非常著名的一本书《凉山夷家》是我们学习文化人类学这一门课非常有必要阅读的。《凉山夷家》名《凉山夷家》,凉山为地理区域,夷家却有双关的意义,广义的夷家指整个落落社会,狭义的夷家指落落的家族组织。第一章区域标明年察的地理范围,第二章到第五章叙述社会团体从大到小的机构,因氏族、亲属、家族与婚姻乃系夷家一个连串的组织。第六章到第九章描写夷家几方面主要的生活枢纽、经济、阶级、冤家与巫术,都有特点的表现。《凉山夷家)是一部实地考察的报告,依据作者亲自搜集的材料,叙述以家族为中心,当然关联到与家族有关的其他方面的生活,不是如此即将流于概况调查,不能深刻表现生活的内容。则量夷人体质的材料,一时无从统计考核。林耀华先生写作此书的目的是在中国建立比较社会学的基础,介绍健全的理论与方法,提供正确的实地报告,促使社会学之中国化。
凉山是四川,西康,云南省交界的一个区域,大凉山位夷家大本营,小凉山多为夷汉往来交易场所,为两族杂居之地带,考察路线是北起峨边南达金沙江(约900公里),东至雷波西至昭觉(约600公里)。第一章“区域”章节摘录“牛牛坝往东可至雷波,往西可至越西。西南至昭觉,北行至洼海,更通峨,马二县,为用兵凉山必争之地。”林耀华先生的文字表面上多为对于山,水的描述,但实际上并非将其作为纯粹的地理环境介绍 ,而是使地理格局成为认识夷汉关系的谱系。当时凉山在世人心目中一个主要特点便是隔绝,但这与近代民族-国家对版图内任何地方的控制和了解欲是矛盾的。官道的延伸,不仅是国家行政力
量的深入,更伴随着汉文明或者中华文明的渗入,甚至道路修得越“细”,整个凉山便被国家拉拢得越紧。这一潜在背景,使林先生的书写与古代行游四方的士人相比,似乎少了几分“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超脱与潇洒,而多了些对夷务的忧虑。但他并没有简单否定这个“他者”。他脑海中交织着汉彝、中西各方文化,但还没有完全地为各方找到一个适当的“安放”位置以及处理它们间的关系,他的心态复杂而模糊。比如,当他泛舟马湖时,“默视此良辰美景,依恋不舍。回忆三年前曾在美国东北省避暑胜地的白山之下,与内子饶毓苏划舟于银湖之上的境况,却依稀相似。”可是笔锋一转,“我国有此美丽山河,只因地处边区,不能开辟游览,诚可浩叹” 。相比于道路,一路上的军事驻所既是林先生沿途必须交涉和依赖的重要力量,也是汉彝关系、边区特色的鲜明反映。在夷汉交界的西宁城,“社会秩序的维持,操之于各武力团体如保卫队、垦社、秘密会社等。这些团体,气息相通,彼此皆以兄弟相称” 。虽然国家道路和军事力量止于大凉山麓,但夷汉关系的另一重表征即民间的互动往来却是早已遍布大小凉山,是以贸易和夷汉杂居村落展开的。第一个在林先生笔下显出“边区气象”的市镇是屏山西部重镇秉彝场,因为“今秉彝场以东,已无夷人踪迹”。“此镇为内地通达边区要点,外间盐布货物,皆在此起卸,转由工人运到边地,与夷人贸易” 。夷汉的接触并不仅限于行政、军事或贸易层面,而是深达两方百姓日常生活,因汉人娃子买卖,汉人可“变”为夷人,亦有夷人在城中伪装成汉人,不愿承认自己是夷人。汉彝百姓亦可和睦共居,汉人村落居平地或河谷,四围山上皆系夷家;或村中夷人居多,汉人只占几户,“投在黑彝治下求生存”。此外,边民之间的往来互动并非简单地汉治夷或夷排汉,而是极丰富有趣。例如,林先生的保头里区达吉的住屋“是夷汉文化综合的表示”:瓦顶、砖墙、石制拱门,不同于夷人的土墙木顶,尤有趣味的是,“门顶夷石雕刻‘一品当朝’四个汉字,两边联句则为‘门钱当门一品水,坐厚高山出贤人’”,“屋为汉娃所建,稍读汉书,文句不通,别字层出”,“前进有天井亦汉式,两旁为牛马羊猪之栏,”林先生对所谓“夷人”的了解亦是通过某种意义上的“中间层”展开。纵观他的田野调查,普通白彝百姓或纯粹定居村里的黑彝,似乎仅是林先生做体质测量的“标本”。真正和他打交道,形成他对夷人个性的印象和好恶感情的,是引领他穿行于夷区、汉区之间的夷人保头们。所谓保头,即一些黑彝头人。“当时的凉山夷区是个没有政府的社会,境内有一百多个各自为政的黑彝家支,你的保头只能在其家支的势力范围内保证你的安全。在那些与你的保头有世仇的家支所控制的地域内,甚至连你的保头本身的安全也成为问题。当然,在一般情况下,保头是会通过转保或者其他办法来避免这种危险的” 。但中间层的各色人物并非千篇一律。负责林先生凉山之行的共三位保头,他们彼此是亲戚。里区达吉为主要保头,老穆是达吉族侄,哲觉是老穆母舅。一路的交往,林先生对三位的感情差别极其分明:达吉似乎是“好”夷人的代表,让他由衷感到一种“真诚的友谊”日益加深;哲觉是“坏”夷人的典型,让他一路担惊受怕;老穆多数时候是沉默的在场,对他的感情可谓中立。如果从与汉人的亲疏关系考察,这三位对应地表现出与汉人关系由近及远的趋向。林先生对他们情感亲疏的距离和他们本身在夷汉之间与汉人的距离似乎巧合般地一致。透过他与这三位保头之间的故事,可以窥见与不同中间人打交道时所呈现出的夷汉关系的复杂多样,以及他处理夷汉关系时的矛盾心态。林先生与达吉正式“建交”始于一场仪式。“由雷波李开第县长,于八月十二日在县府主持实行简单仪式,由双方当事人到场行礼,然后入山。”这三点感慨反映出当时一个核心问题:夷汉之间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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