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兹生的中国情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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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兹生的中国情缘

作者：吴涛

来源：《名作欣赏·评论版》 2018年第5期



摘要：华兹生是当代美国最著名的中日古典文学翻译名家。作为当代美国唯一可与英国汉学大师韦利齐名的译者，华兹生的汉学经历鲜有学者关注。与研究中国却从未到访中国的韦利相比，华兹生一生中曾两次到访中国。2013年出版的《中国纪行》集华兹生两次访问中国的游记于一身，是学界深入了解这位汉学大师性格特征的重要学术文献。华兹生毕生向西方英语世界有效地传递东亚语言和文明，并取得卓越成绩。期待未来有更多学者关注华兹生的汉学人生，并有更多研究成果问世。

关键词：华兹生汉学中国文学英译翻译家

华兹生1925年出生于美国纽约市郊区的新罗谢尔，童年大部分时光在此度过。第一次接触到中文是在将父亲衬衫拿到新罗谢尔车站的一家中国洗衣店。每年圣诞节洗衣店的人都会给他一盒荔枝干和一罐茉莉花茶，有时还会给他一本有插图的中文杂志，这就是华兹生与中文的初次相遇。后来，他询问这家洗衣店的人是否有书能帮他学习中国字，洗衣店的人便借给他一本中英会话的小册子，这本小书虽帮助不大，但华兹生却从中学会了中文数字从一到十的写法。

1943年春，华兹生十七岁时自愿到美国海军服役。先后在马绍尔群岛的埃内韦塔克和东京湾的横须贺海军基地服役三年。1946年2月华兹生决定离开日本，并决定开始从事汉语和日语方面的研究。根据美国政府1944年颁布实施的《退伍军人权利法案》，华兹生得到资助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中国文学。1946年底，华兹生从海军退役，申请了哥伦比亚大学，选择哥大的原因是因为该校地处纽约，这是他童年最喜欢的城市，另外哥大是当时美国为数很少的可提供汉语和日语课程学习的大学。

在哥大的第一年，华兹生学习汉语的计划并非一帆风顺。他写了一份课程计划，表达想在大一选修中文的意愿。但他的大一导师兼法语教授认为他从未学过法语，所以拒绝在其课程计划书上签字。后来华兹生直接找了这位导师的上级，一位负责大一新生工作的哲学教授，碰巧这位教授在二战期间曾在海军部队学过日语，认为美国需要更多懂汉语和日语的人，于是欣然批准了他的课程计划。在哥大学习汉语的第四年和第五年，华兹生师从王际真教授研究中国文学。王际真出版过不少中国古代和现代文学作品的优秀英文译著，主张翻译不仅要做到语意精确，还要保持英语风格的赏心悦目和行文流畅，他最看不上那些读起来不自然的译文。在哥大的第五年，也就是1950至1951学年，华兹生在王际真教授的指导下开始翻译《史记》名篇《游侠列传》，这是他与司马迁《史记》的第一次结缘。华兹生在他的硕士论文快要完成时有幸结识了当时正在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教授的日本第一个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汤川秀树。1951年在汤川秀树博士的协助下，华兹生去了日本京都帝大，在著名汉学家吉川幸次郎教授的指导下继续研修中国语言文学。华兹生认为史书是中国古代文学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在某种程度上堪比神话和史诗在其他文学中占据的位置。华兹生翻译《史记》的目的就是要让其中最著名、最有影响的篇章以浅显易懂的形式呈现出来，让英语世界的读者在读中国历史时仿佛就能像在阅读希罗多德、修昔底德、波利比奥斯和李维等西方历史学家的作品。1956年华兹生从哥伦比亚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博士论文的题目为《司马迁：伟大的中国历史学家》，这篇博士论文1958在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华兹生也因该著作的出版名扬美国汉学界，成为北美汉学界较早从事司马迁《史记》研究与翻译的著名学者。

自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华兹生先后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斯坦福大学教授中国语文，后选择旅居日本全心翻译自己心爱的中日古典文学。日本与中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从古代开始日本就一直与中国保持地缘、文化和政治上的密切往来。华兹生留在日本的部分原因


是这个国家一直以来都是全球研究古代中国历史文化的高级理想发达之地。1973年华兹生正式将日本称为家，在日本旅居和工作期间，他有了很多有价值的新发现，其中之一就是加入日本国际佛教世俗组织的创价学会。在为日本创价学会翻译作品期间，华兹生接触到妙法莲华经、日莲大圣人的书信和创价学会池田大作的著作。1983年华兹生得到创价学会提供的旅费资助有机会随东京的佛教团体前往中国内地进行为期三周的旅行，这是他第一次踏入中国大地。这次旅游观光并不像普通游客那样游览名胜古迹，而是像佛门弟子一般怀着虔诚的心情瞻仰中国历代的名胜古刹，足迹所至包括西安、洛阳和天台山。香港中文大学著名学者林以亮在《不定向东风——闻英美两大汉学家退隐有感》中提及华兹生1983年的中国之行：华兹生既没有透露身份，也没有惊动学术界人士；就此从来处来，到去处去。日本创价学会国际出版部部长山口弘务先生陪同华兹生一同访华，山口是华兹生旅居日本的终身挚友。

2011年10月华兹生对中国进行了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访问，山口先生是促成华兹生第二次到访中国的关键人物。2011年10月22日至28日华兹生再次在山口先生陪同下对中国陕西西安做了为期一周的访问，并参观了司马迁故居韩城。回到日本后，华兹生在山口建议下将其1983年访问中国的游记与2011年中国西安之行的记录整理出版，书名为《中国纪行：三十年研究和三周的访问》（ChinaatLast:Thirty-SomeYearsofStudyandaThree-WeekVisit）。山口后来还将此书翻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在其译者序中指出此书为了解华兹生的性格打开了一扇窗。山口指出要是不知道华兹生是一个极其谦逊的人，我们也许很难捕捉到他的真实本性，他总是过于夸大自己的弱点，很少显露自己的优点。华兹生1983年的中国纪行曾首次在日本创价学会新闻刊物上以系列形式刊登过。华兹生指出当时的中国人只对揭露骇人听闻的江青“四人帮”的罪行感兴趣，似乎很少有人会对这样一部《中国纪行》感兴趣，所以当时用英文在中国出版此书并不是个好时机。1985年大岛康昌先生在日本SeikyoTimes杂志上将华兹生1983年中国纪行的一篇文章翻译成日文，而其他篇目却被静静地遗忘了。事隔三十年后《中国纪行》一书终于在日本以英文版形式出版，阅读此书读者可以分享华兹生与当代中国初遇时的坦诚回应。当前学术界对华兹生近六十余年的中日文学翻译与研究鲜有报道，有关他个人的信息更是少见，这部新著坦诚地描述了他的个人思想和情感以及他的家庭和年轻时的故事，以一种真实的令人愉悦的方式向读者提供了认识华兹生真实性格特征的最好记录。

华兹生在《中国纪行》序文中回忆了1983年在上海吃饭时山口弘务先生第一次建议他写一本名为ChinaAtLast的书。华兹生认为1983年后的中国明显走向更光明的未来，华兹生的《中国纪行》就是要传达这种乐观基调，因为在他看来作为一种预测的乐观精神是需要传达的。在《中国纪行》中，华兹生的挚友山口弘务还特别加入了尾注和一些文学联想知识，介绍了与本书有关的华兹生的中日文学译著。山口先生增加了附录内容，包括他的日记摘录选和华兹生时隔二十八年后对西安一周旅行的个人日记。补充这些内容将给读者阅读提供一些崭新的内容，有助于读者从不同角度更好地更全面地认识这位汉学大师。中日相互交织的历史和文化在华兹生游记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给他提供了研究和学习中国古代文化的丰富资源环境。华兹生对中日古典文学的深爱和他在这两国文学研究上的深厚功底以及广博的知识让他的翻译大放光芒。他用自己的语言天赋成功地向英语世界读者有效地传递着东亚的语言和文明。希望这部独特的中国纪行游记成为读者更深入全面了解和认识华兹生的窗口，成为学界更好地研究华兹生的重要学术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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