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型福利社会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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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型福利社会的演变

摘要】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经济逐渐衰退，日本政府试图对社会保障制度进行改革，构建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本文围绕日本型福利社会的演变，浅析20世纪80年代后日本社会福利政策的变革。

【关键词】日本型福利社会；社会福利政策；变革 一、前言

社会福利政策又称“宏观社会工作”，是一个国家、政府和社会在公民的基本需要满足、社会问题的对应、针对社会全体成员乃至特殊群体社会服务供给方面整体价值观的体现，代表着政府对民生的重视程度，决定了政府在社会福利领域承担的责任、社会福利领域的投入和支出。要借鉴日本的经验，就必须了解日本社会福利政策，本文将围绕日本型福利社会的演变简单谈谈二十世纪80年代后日本社会福利政策的变革。 二、福利国家危机的来访

二十世纪80年代是新保守主义对福利国家狂风暴雨般批判的时代。新保守主义指责福利国家公共功能的扩大占用了本来通过市场供给的资源，因而压抑了民间资本的经济活力，进而剥夺了国民自立自助的精神，使企业家精神、勤劳的欲望衰退。而这又导致人们更加地依赖公共部门的扩张。为了切断这样的恶性循环，必须通过市场机制的复兴来解体福利国家。面对批判，福利国家显示出来的抵抗力出乎人们的意料，即使是在英美，福利国家体制也仅仅是在局部领域出现了动摇。

但这并不意味着福利国家否极泰来。福利国家以支撑高速成长的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的标准性单位（半熟练的男性劳动力家庭）和凯恩斯主义完全雇佣的实现为前提条件。然而，二战后资本主义的繁荣期“黄金三十年”的终结宣告了这两个前提条件的消失，通过公共福利无限制地扩大来满足国民日益多样化的需求变得越来越困难。

第一，对需求多样化应对的迟钝使福利国家的民主主义遭人质疑。同时，在劳动力市场上，与多样化需求相对应的多样化服务提供需要的不再是标准性单位，而是复合型专业化人才。第二，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国家间经济依存度不断升高，福利国家在国家主义范畴内的经济管理效果显著减弱，这与作为福利国家支撑基础的有组织性劳动的衰退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单个国家劳动力市场上劳动的战略性地位下降，复合型专业人才的大量涌现又使得劳动者阶级的政治团结变得更加困难。另一方面，不能忽视的是公共部门的膨胀形成了凌驾于民间工会组织之上的势力，劳动者民间企业雇佣者和公务员之间由于雇佣保障、劳动条件的差异，特别是在经济低迷的情况下，两者间产生了紧张对立的关系，劳动者内部形成了新的对立轴。第三，发达国家无一例外地面临着高龄化的问题，抑制公共福利膨胀的民间福利服务（民营保险、企业福利、营利或非营利组织服务、自助和家庭福利功能等）活动日益活跃，公共福利和民间福利的混合（mixed welfare）、福利多元主义（welfare pluralism）等替代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的福利体系在各国都有或多或少的实践。

三、高龄化和日本型福利国家的危机

二十世纪70年代前期的福利扩张使日本社会保障相关支出大幅增加。对于经济发展的不安让保守势力始终对日本的福利国家化进程抱着高度的危机感，他们把福利国家看成是“发达国家病”进行了批判，提出了构建“日本型福利社会”的主


张。其核心思想是，日本已经成为和欧美各国一样的发达国家，为了避免患上“发达国家病”，有必要构建一个以个人自助、家庭、邻里和区域社会连带为基础，高效率政府、适当公共服务为特点的日本型福利体系。

在保守思潮的推动下，二十世纪80年代政府高举行政改革的旗号，大幅度地削减福利开支。影响比较大的改革有两个：第一个是1982年老人免费医疗的终止。有偿医疗可以提升老人的健康管理意识，改善医院沙龙化、过剩医疗等情况，基于以上的考虑，厚生省试图通过保健服务和医疗的合作来控制医疗成本；第二个是年金保险金额的阶段性提高和支付金额的阶段性下降，这些改革措施也使得直至二十世纪90年代日本在OECD国家中依然维持着最小政府。

相比其他欧美发达国家，日本社会的特点在于高龄化问题，其高龄化速度和程度确实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值得一提的是，关于高速的高龄化给日本带来的社会经济影响远远超过那些经历缓慢高龄化的国家的论调，至少在过去从来没有实际的证据来支撑。日本的高龄化从7%倍增到14%的24年间（1970-1994

年），虽然制度改革使成本增加，但社会保障支出并没有显示出失去平衡的趋势，并无法证明高龄化是造成经济停滞的直接原因。经过1973年、1979年两次石油危机后，80年代的日本作为最为稳定的经济大国，国际贸易始终保持着巨大的顺差和盈利，日元地位也不断提高。90年代经济泡沫的破灭就更不能和高龄化扯上直接的关系了。高龄化被看成是一个社会经济危机，归根结底不过是福利经济调整过程中的政治化名目而已。

总而言之，二十世纪80年代日本的福利改革，虽然极力宣扬日本型福利社会（或称“活力福利社会”）的构建，减轻国民负担率（税 + 社会保险金占国民国民所得比），该理论中关于个人自助、相互扶助的实现，配套的公共支援体制不可或缺。然而在80年代将财政改革奉为金科玉律的政治氛围下，最终国家财政负担的减轻成为了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实际上下降的只是国库负担率，而国民负担率却上升了。

四、日本型福利社会论的后续和变容

80年代抑制社会保障支出的政策倾向，到了90年代出现了新的变化，除了国民负担率保持上升之外，国库负担率开始呈回升的趋势。这种变化的背景首先来自居家福利政策的推动。1989年《高龄者保健福祉推进十年战略》（所谓“黄金计划”）出台，为推动居家福利，至2000年需培养10万名家政服务员，配备老人院短期滞留（short stay）所需5万张病床，特别养护老人院24万张、老人保健设施28万张病床，设置昼间服务（day service）点1万处，照顾病房（care house）10万人份，新增设高龄者生活福利中心400所（计划实施成果大大超出了原定的目标值）。1990年，修订了老人福祉法等8个法案，明确了居家福利服务作为居家生活支援事业的法定地位，保健和福利一体化的福利计划制定成为各级地方政府的义务。在这种形势下，公共介护保险制度（或称“照顾保险”又或“看护保险”，高龄者卧床不起或痴呆的情况下，以社会保险的方式支付照顾费用的制度）的建立也提上了日程。最初，介护保险规定的责任主体市町村一级政府，以介护保险有陷入赤字的危险为由强烈反对，对此，日本中央政府表明了财政上全力支持的态度立场，并设立了专门的基金。最终介护保险制度于2000年4月开始实施。

毫无疑问，80年代日本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和990年代改革两者间存在着差异，但这种差异是来自于90年代改革对80年代改革的继承和发展，抑或是来自于批判和背弃？首先，需要明确的是980年代改革主旨是为了应对财政问题，而90


年代改革则是以积极的态度应对高龄化社会所进行的福利体系重组。在这里如果把日本型福利社会论单纯看作是正当化减轻财政负担的政治化思潮，增加国库和国民负担的介护保险制度的建立无异于当头一棒。其次，换个角度来看，日本型福利社会论最初设定的政策方向是推动个人自助和相互扶助。但在没有配套完善的居家福利支援体系的情况之下，成果仅仅体现为国库负担减轻的80年代改革事实上已经脱离了日本型福利社会论原先设计的轨道。而90年代以后开展的高龄者支援政策运动才真正回到了日本型福利社会论的主旨上来，展现出其应有的面貌。第三，最为激烈的看法是，介护保险制度的建立只不过是政府为了掩盖80年代医疗政策的失败，将新增的负担正当化的责难回避战略而已。

总的来说，不管从抑制福利的角度还是从福利扩张的角度，无论支持抑或反对，日本型福利社会论提倡的个人自助和相互扶助的价值理念为日本福利国家改革提供了政策方向。虽然，日本政府在社会保障体制改革过程中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如细川内阁的社会福利税、小泉政府的结构改革、建立介护保险制度，但日本型社会福利论能否在政策实践中获得成功仍然是个未知数，又或者那只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如在“福利国家危机的来访”中提到的日本劳动阶级的变化、劳资关系的调整以及因高龄少子化家庭福利功能的大幅衰退，将从根本上冲击日本社会福利体系的根基和日本型福利社会的理论基础。 五、结语

日本社会福利政策的变革对日本社会有着巨大的影响。由于居家福利政策的推动和介护保险制度的建立，对家政服务人员、专业护理人员、心理咨询师、照顾管理经理等职业产生了庞大的市场需求，各种地方或民间营利和非营利组织空前活跃。在经济低迷、金融危机的乌云笼罩下，各种社会福利系学校毕业生的就业率却是脱颖而出、独占鳌头。各个福利机构的管理层人士也纷纷重返课堂，学习有关居家福利和居家服务的知识。甚至其他相关行业也利益均沾，如建筑业，设计师为了接到老年人住房改造的订单，也要到福利学校培养一下无障碍设计的灵感和情操。日本社会保障有效地缓和了和会矛盾，调节了经济社会发展社会公平和效率的关系，保障经济社会稳定发展和国民生活。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待遇水平从低到高的历程，而我国目前和日本一样面临着人口老龄化、家庭结构核心化等问题，如何保障国民生活水平，如何应对人口老龄化，如何建立起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保障体制，自二战后积极进行社会保障改革的日本，其经验和教训很值得同处亚洲的中国借鉴学习。结合日本的经验，我国应结合具体国情，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道路，完善社会保障立法制度，加强社会保障基金管理，建立一个可持续的、兼顾公平与效率的社会保障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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