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日本近代城市制度演变——从“市制”确立到“以人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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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日本近代城市制度演变——从“市制”确立到“以人为本”

摘要：日本在近代以来的城市化具有起步早、水平高等特点。因此，研究日本近代城市化，对中国现代城市化来说，具有一定的借鉴、参考意义。本文着重以日本的“市制”确立为中心，初步探讨本近代城市制度演变，探究日本的城市制度是如何发展为“以人为本”。

关键词：日本；近代；城市化；市制

1 引言

在中国和日本，“市制”这一城市行政制度出现得都是相对较晚的。例如，日本市制的确立是在明治二十二年（1899年）。然而，“市”这一名称出现得倒是并不算晚。中国古代之“市”即为“集市”，是商品交易的场所；而日本时至今日仍然保留了诸如“四日市”“五日市”“十日市”之类的地名，很明显是旧时在四日、五日和十日这几日开放交易的市场。另外，和西方城市“凭借市民自身的热情造就”有所不同，日本城市从江户时代开始就是“靠上力建造而成的”，至明治时期，日本才正式开始近代意义上的城市化，走的是“政府引导”的模式。本文旨在以日本的“市制”确立为中心，初步探讨本近代城市制度演变，并探究日本的城市制度是如何发展为到“以人为本”的高度。

2 从“町”到“市”——日本近代城市制度滥觞

日本自古虽无“市”的概念，但并不代表没有“城市”。早在明治维新以前，日本就已形成了一批城市——“町”。“町”大致可以分为三种——围绕日本封建主（大名、藩主）的城堡形成的“城下町”、因佛教或神道教的宗教活动而发展形成的“门前町”以及由港口发展而来的“港町”。

“城下町”中最为著名的当属德川幕府政治中心的所在——江户町。据估计，江户町在德川幕府统治末期已发展成为占地五十多万平方千米，拥有一百多万居民的，堪称世界首屈一指的大城市。江户町的繁荣始于德川幕府的建立。德川幕府建立后，为了巩固中央集权，幕府设置了所谓“参勤交代”制度。所谓“参勤交代”是将地方封建藩主纳入了幕府中央的直接监视之下。在交通不便的江户时代，这些大名干脆在江户购置宅邸，每年前呼后拥离开藩国，长期住在江户。大量封建贵族的迁入毫无疑问地带来了大量的消费需求。为了保证自身的安全，各藩藩主在进入江户时都是前呼后拥，携带大量武士、家臣以及家眷。大量迁入的人口产生了大量消费需求，吸引了全日本的商人以及手工业者前往江户，逐渐形成了商住混杂的“下町”。

这一时期以江户町为首的一批“城下町”的繁荣，实际上是一种畸形繁荣。仅仅占十万平方千米——也就是江户町总面积两成的下町，却居住着六成的居民（约六十万人口）。

此外，“港町”的代表是横滨与神户。这些城市的繁荣与发展主要得益于江户末年的“开国”，即“锁国令”的解除。“黑船来航”后不久，日本即进行了一系列“开港”。而当时还是小渔村的横滨与神户也被列入了“开港”港口之列。不得不承认，对外开放是“港町”以及作为今后的港口城市迅速发展繁荣的一大原因。例如横滨，在1889年被设立为市时人口约12万，到了1910年时已经增长到了42万。而神户，在1868年“开港”时的人口只有1000左右，1873年时却已经增长到了4万，1893年业已成长为一个坐拥61万人口的较大规模的港口城市了。


3 明治维新后市制的初步确立

明治维新后，新政府在政治经济领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例如“废藩置县”、改“江户”为“东京”、将皇居迁入东京等。在经济上，明治政府则推行了“殖产兴业”等鼓励工业发展的政策，力求“富国强兵”。而原先在江户时期繁荣的“城下町”与“港町”，却并没有因德川幕府的落幕而衰落，反而因为日本帝国建立后的资本主义发展而更加繁荣。例如原先的“江户町”即后来的“东京”，由于天皇迁入正式成为了日本帝国的首都，直至今天依然保持着强势的日本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甚至还有所加强。

由于“富国强兵”政策，日本以及东京的工业的起点是官办工业和军事工业。后来由于平民居住区的需要，也出现了东京纺织等等民用工业。而原本就较为繁荣的商业城市大阪，则在明治时代成为了日本的纺织工业中心。比较有名的就有1882年开设的大阪纺织厂。

由于日本资本主义社会的确立不同于欧美的资产阶级革命，是通过官僚、财阀以及旧的封建藩主的妥协而形成的。那么要发展资本主义，自然是选择这些群体聚集的“城下町”作为发展原点了。

此外，明治维新后还出现了诸多新兴城市。例如明治政府因“富国强兵”政策以及对外扩张的需要，一批军事工业基地与军队驻扎地——吴、横须贺等地逐步发展起来，成为新兴城市。

4 从“以政为本”到“以人为本”

如今，“以人为本”是日本城市的一块“金字招牌”，日本城市各个角落的人性化设计，处处彰显着“以人为本”的理念。实际上，日本城市也并非一开始就“以人为本”，而是经历了一个由“以政为本”到“以人为本”的过程。

“城市过密，农村过疏；大城市过密，小城市过疏。”这句话表明了日本城市化过程中的 “传统”。由于日本的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特色是既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也没有任何工业基础，只是单纯地模仿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因此，日本的资本主义工业化一经开展便吸引了大量廉价劳动力迁入城市。虽在客观上促进了日本城市化，但相对的，也出现了严重的城市病，尤其是贫民窟现象。 千川沟已经完全丧失旧日的姿态，被无数好像粘在地面上的阴暗的工人住宅挤得歪歪扭扭，它穿过厨房下面，绕过厕所，被尘埃、煤渣、空瓶、破布片和纸屑等等塞满，只在洪水泛滥的时候才显示出它的存在。

这是日本作家德永直描绘的大正末期东京小石川区的工人生活区（实际上是贫民区）情景，德永直接说这是“没有太阳的街”。

这种情况在日本的战后时期也相当严重。据东京都《东京都地区环境不良调查》报告，在经济高速成长期的开端——1957年，东京都的“环境不良地区”共有273所，住在这些“环境不良地区”的居民合计18786户。加上“没有太阳的街”这种战前就有的贫民窟以及战后废墟上建立起的大量简易木造房屋，相当多的日本人在60年代就居住在这些恶劣的住房环境中。

日本城市政治真正向“以人为本”转变还要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的“市民运动”后。如今，日本的地方行政单位“自治体”充分采用了公开行政、透明行政的城市管理理念，这些单位不再像战前那样形同虚设，而是真正成为市民自己管理自己的机构了。城市自治，本质上就是市民自己管理自己。由于市民权利意识的增长，日本城市正逐渐趋于“自治化”，行政也逐渐趋于“市民化”。

日本城市目前的自治程度有大有小，但总的来说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权利：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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