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社会教化的迫切性及其实现途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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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社会教化的迫切性及其实现途径2

作者:张晚林 2013-04-02 分享到：

其三，大众是机械化或数量化的群体。与传统的宗法社会相较，现代社会表现出一种

纯粹的数量精神。宗法社会有"五伦"作为内在维系，虽人口众多，却尚"质"，而非纯粹数量上的机械集合。随着科技的发展，现代社会的网络进一步拓宽伸展，却不是由内在价值的"质"来牵引，而是由科技的纯粹的"物"来牵引，因而丧失了高贵的人性因素，只是纯粹的数量精神。

可以说，大众社会就是一种数量型的社会。随着当代民主意识的加强与科学的发展，这种数量型特征会日益强化。因为市民社会中的民主意识不过是一种数量精神的表现，而自然科学更是数量精神的集中表现。正是民主意识与科技进步促使了大众社会的形成。这种社会是私人性的浪漫主义和公共的功利主义的"大杂烩"，原有的伦理秩序被破坏。 其四，大众是暴民群体。暴力是与人类相始终的行为方式，在传统社会中，暴力行为是在其他一切正常手段都不足以捍卫人类的正当权利时才被使用，是对理性和正义的最高礼赞。加塞特称之为"被激怒的理性"(reason exasperated)或"终极的理性"(ultimaratio)，意味着传统社会在诉诸暴力之前服从理性及其规范，暴力只是最后的手段。在这个意义上，"文明不过是试图把武力变成最后的手段而已"［8］。但在大众社会中，大众干预公共生活的每一个领域，其干预的方式是直接行动，这就是一种暴力形式。

传统社会的暴力行为有确定的对象，但大众社会的暴力行为没有确定的对象。所谓确定的对象是指因纷争而产生的仇恨，此时暴力只针对纷争的另一方即仇恨的对象，而与他人无关。但现代社会的暴力却不一定只针对仇恨的对象，社会上的任何一个人都可能是仇恨或施暴的对象，因此才有在学校或幼儿园滥杀无辜的事件。可见，暴力成为大众普遍的心理特征，而不是偶尔为之的行为方式，整个社会仿佛是一个火药桶，没有对话、沟通与修缮，人人都在直接行动。

大众总是处在物质主义的娇宠、多彩主义的狂欢、消费主义的沉醉与风景主义的观赏之中，在文化上表现为既开放又闭锁，从而使整个社会的文化充满世俗气，缺少高贵品格。 所谓开放，如《大学》之所言："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是良知的不容己而开精神境界的向上之机，是立体的，诗的，贵族的。大众的开放却是兴趣的广泛与爱好的多端，是平面的，散文的，世俗的。世人多为大众文化的这种开放性高唱赞歌，以为这打破了传统贵族文化的专制主义，解放了人的感性机能，其包容性有利于文化的创新与发展，人们由此憧憬着多元文化与民主时代的到来。但是，这种憧憬真的能实现吗？一个根本的问题是，大众社会的同质化精神，如何能产生多元与民主的文化？正如有学者指出： 大众文化是否真正实现了文化的多元化？在多元外貌背后有没有一元实质？大众文化在消解过去的一元文化的霸权地位的同时，是否也构成一种新的文化霸权？在消解传统的中心意识形态的同时，自己是否也从边缘极力挤入中心而成为一种新的中心意识形态？……这就是当代大众文化的多元与一元的二律悖反：在多元的外表下隐藏着一元的秘密。大众文化的主体、传媒、生产与消费、产品都要服从市场或商品逻辑。［9］


由大众文化的所谓"开放"，可以看出大众精神的匮乏与内在的无主，由此说明大众精神及其文化的闭锁性。当前我们的社会危机就在于大众的心灵闭塞，不能开精神的向上之机，使整个社会甘于平庸与琐碎。大众总是停留于物质的丰富与文化的多彩中，自认为不需要承担责任与义务，只须享受现成的成果，于是心安理得地不思不想，即加塞特所说的自我闭锁(self-obliteration)。［10］

以上特征一言以蔽之，大众是消费文明下的快乐奴隶。由此，整个社会的文化呈现出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娱乐主义和观光主义，其背后不过是市场主义的量化原则。人类历史的精神传统与文化积累在大众文化面前毁于一旦。

在大众社会中，人类文化彻底科技化、平面化与数量化，处在这种文化中的大众，被社会学家看作一种危险，他们意味着乌合之众(rabble)、愚民(canaille)或群氓(the great unwashed)。这样的民众把自己和整个社会推向火山口。因此，教化作为一种救治之道，不得不在当代社会显现出来。

教化不是一时之举措，而是长期的软性的精神提升，任何社会都不可或缺。中国传统社会历来重视对民众的教化，孔孟早有许多精辟论断。但他们也深知，对一般民众的教化相对困难。故孔子曰：

"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论语·季氏》)正因为民众安于现状，困而不学，故常难以教化。孔子又曰："唯上知与下愚不移。"(《论语·阳货》)又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让民众直接行动易，让他们明白道理却难。这是事实的陈述语，不是价值的引导语。民众难以教化是指他们事实上安于现状，心志较难开发，并非原则上的不可教化。只要功夫到，则"天下未有不感而应者，亦未有感而不应者"(陆陇其之《松阳讲义》卷5)，最后必能化民成俗，收教化之效能。但收其效能必须正确认知教化，把握教化的实现途径，否则将适得其反。

三、教化的实现途径

(一)厘清教化与学术的分际：学术可以自由，教化必须统一

在讨论教化的实现途径以前，须弄清楚到底什么才是教化。教化不只是传播思想或学说，而是化民成俗，移风易俗。所谓"风"就是长期形成的社会风气，所谓"俗"就是长期形成的礼节习惯。需要一定的统一性，天下才能和谐，民众才能和睦，不可人人一思想，人人一习惯。故荀子曰："移风易俗，天下皆宁。"(《荀子·乐论》)由此便牵涉到一个重要问题，对民众的教化能不能依据各自的爱好与兴趣自由进行？答案是否定的。现代社会高扬自由，人们认为法律既然不禁止，则可依据各自的爱好选择自己感兴趣的思想与行为，是以教化不能成，乱象环生。从教化的立场来看，这种自由在传统社会是不被许可的。"我们今天视为弥足珍贵的个人选择自己宗教信仰的自由，在古代人看来简直是犯罪与亵渎。"［11］这正是传统社会教化的结果。但是，在自由被视为一种普遍价值的今天，这算不算是一种思想专制呢？蔡元培先生在北京大学倡导"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世人多因此而反对思想专制。须知，这个口号对于学术研究可提倡，对于社会教化则不可提倡，而且蔡元培先生也没有从社会教化的角度来提倡这个口号。他的原文是："对于学说，仿世界名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而且他一再表示，北京大学并不主张"覆孔孟，铲伦常"。可见，"自由"、"兼容"乃是就学术研究而言，非自教化传统而言。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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