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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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春明小说创作的艺术特点

中文0812班 陈凤雅 2008510061



摘要: 在60年代台湾战后第二代的乡土文学作家中，黄春明是最能体现这一时期乡土文学特点的小说家之一。他是台湾乡土文学的主将，被誉为“标准的乡土作家”。 他的小说以写实主义的风格，深切地关注着小人物的不幸，深刻地反映台湾的社会现实。在表现自己特定的文学题材的创作实践中，黄春明的小说创作具有鲜明的特点，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关键词:美学意蕴、张扬人性、现实主义的写实方法、地方色彩

黄春明小说创作的黄金时代是在1967年至1977年的10年间。他曾在《莎哟娜拉.再见》的再版序中说：“在小说创作上，我是绝对赞成以真挚的人生态度为基础的关心人、关心社会的文学。”（1）他的小说的题材也大致可分为“关心人”与“关心社会”两大类。当然这两大类是互相关联而不是截然分开的。

“关心人”指的是反映在台湾社会转型时期传统农业面临解题的困顿、冲突与抉择中，对广大民众生活境遇的人性关怀。他的乡土写实小说大致两类题材：一类是反映在资本主义冲击下农村自然经济解体与普通民众在精神与物质两方面都陷入困境，作品有《青番公的故事》、《甘庚伯的黄昏》、《溺死一只老猫》、《锣》、《儿子的大玩偶》等；另一类是反映农村破败后劳苦民众为寻找生活出路而流入城镇，作品有《鱼》、《两个油漆匠》、《看海的日子》等。他也因此被誉为小人物的代言人。

黄春明所说的“关心社会”，从他小说描写的题材看，主要指对在欧风美雨袭击下台湾病态社会的批判。自60年代开始，随着社会的对外开放以及畸形发展的工商业的刺激，追求西方物质文明与崇尚西方思想文化，已成为台湾的时髦。一时间，民族意识淡薄，价值观念倒错，社会问题迭出。（2）面对这种情势，怀有强烈忧患意识与历史责任感的乡土作家，看到了一股来势凶猛的暗流，已日益严重的侵蚀着台湾社会的肌体，进而思索着如何利用自己的创作去呼唤民族意识的觉醒和美好人性的复归。其中，黄春明的作品尤为突出，不仅作品数量多，质量也比较高。主要作品有《苹果的滋味》、《小寡妇》、《莎呦娜拉·再见》和《我爱玛莉》等。

通观黄春明的小说创作，它大致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从较深层次上揭示题材所包含的美学意蕴。成熟的作家总会穿越纷纭的生活表象，以深邃的洞察力与思辨力去窥测生活深层的奥秘，发掘那些足以发人深省的具有社会性与时代性的本质的东西，使作品的内蕴给人以一种穿透力和延伸感。黄春明的作品，不论是乡土写实小说，还是社会批判小说，多数具有这一特点。

例如《青番公的故事》与《溺死一只老猫》，都在较深的层次上揭示转型时期台湾农村面临的严重挑战。如果说《青番公的故事》还仅仅是反映资本主义经济涌入农村之前一个守旧农民的伤感情绪，那么《溺死一只老猫》则从正面展开资本主义经济进入农村之后所引起的一场悲剧性冲突。小说讲述一桩为修建游泳池引起的纷争。离市镇不远的清泉村有口叫“龙目”的泉水井，那些新发迹的上层人物筹划在此修一座商业性的游泳池，但却遭到以阿盛伯为首的村民们的反对。他们反对的唯一理由是“风水”与“风化”。这是一种建立在小生产上面的愚昧思想与宗法观念，淡然抵抗不了与政治结合在一起的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力量。结果，游泳池修建起来了，而阿盛伯因无法忍受游泳池开张之日铁丝网内溢出的戏水声，终于把自己脱个精光，跳进深水区，像一只老猫一样溺死。显然，黄春明在作品中所要揭示的，乃是资本主义侵入农村后引起的深刻震荡。

又如社会讽刺小说《苹果的滋味》与《我爱玛莉》，同样，他们没有局限在对崇洋媚外思想的一般讽刺上，而是通过对这种社会思潮的冷嘲热讽，揭示出了台湾现实社会潜伏的危机，《苹果的滋味》描写建筑工人江阿发被一个美军上校驾驶的小车撞伤。上校送阿发就医。虽然阿发最终被被锯去一双腿，但因上校给了他一笔可观的赡养费，还答应让她的哑巴女儿去美国念书，阿发一家对他仍十分感激。小说最后在写到阿发一家在吃上校送来的苹果时所尝到的滋味：一时也说不出什么，总觉得没有想想那么


甜美，嚼起来泡泡的有点假假的感觉。通过这段富有象征性的文字，作品题旨昭显。表面上看，美国人给了台湾人民“甜头”，实际上，它如同吃苹果一样，其滋味总有点“酸酸涩涩”的，暗示台湾一味依赖外国的不可靠性，进而直接揭露那些所谓“外援”的虚假。而对于这种潜在危机的暴露，《我爱玛莉》就更为深刻了。中学英语教员陈顺德到一家外国驻台办事机关工作后，便里里外外摆起“洋”气来。后来洋老板要回美国，他死皮赖脸的要求把那只叫玛莉的母狗留下来。他想，不能伺候洋老板，那就伺候他的狗好了。这只洋狗到他家后，一家人受尽狗罪，而陈顺德却视为宝贝，把妻子儿女冷落一旁。更有甚者，有此洋狗逃出与当地台湾土狗交配上了。陈顺德一到家不分青红皂白，劈头将妻子痛打一顿。妻子责骂他：“你爱我？还是爱狗？”陈顺德歇斯底里叫嚷：“我爱玛莉。”黄春明正是通过对陈顺德一味崇洋的奴性，最后落个妻离子散结局的描写，生动的说明了崇洋媚外已给台湾社会带来了解体的危险。在作品中，黄春明已不仅仅是对陈顺德行为的冷嘲热讽，而是在对社会时弊的尖锐揭露中，强烈地渗透着对台湾前途与民族命运的极大关注。

第二，对“受屈辱的一群”寄以深切的同情，并努力于张扬他们美好的人性。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弱小民众是台湾乡土作家的主要描写对象，但黄春明有不同的审美意识与生活视角。如果说，王祯和与杨青矗侧重于反映小人物的不幸遭遇，以及在苦斗中暴露出来的性格弱点，那么，黄春明在描写他们面临重重困难的同时，更多的是努力表现他们拼搏的求生精神，尤其注意揭示他们性格中的美好人性。这是黄春明小说突出的特色，也是他的作品具有深沉的现实主义力量之所在。

黄春明笔下的小人物不会使人产生“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感觉。王拓说，黄春明小说中的弱小人物，“在生活的压力下表现出一种极为韧性的生命力”（3）；何欣也说，我们看到一个慷慨而乐观的黄春明，他永远在这些小人物身上发现作为一个人的可爱又可敬的性格，他们有悲哀，有埋怨，有气愤，但是都没有把他们压死，也没有使他们对生活失去信心，他们设法适应他们的生活，并不逃避。（4）的确，黄春明作品中的人物大多是生活的强者。青番公，甘庚伯，坤树，白梅，虽然他们各自的人生经历不同，但却都对未来充满希望，并以坚强的意志和毅力去筑建新的生活。即使《锣》中的憨钦仔，尽管从他身上可以看到阿Q精神的折射，但当他所追求的一个正常人起码的生存条件无法达到时，也借最后一次打锣机会，不自禁地喊出了心头的愤懑。这是他为维护做人尊严而作出的抗争，令人感受到一种压不跨的坚毅精神在闪光。

黄春明在表现他笔下人物坚韧人奋斗精神时，还注意挖掘劳动人民仁慈亲善，互相帮助的传统美德，从而极大的丰富了人物性格的内涵。而且，由于他对美好人性的呼吁，使人触感到生活中散发出的灼人暖意，这也加强了作品的美学效果。这一点在他早期的创作中就已露端倪，如《城仔落车》与《北门街》。小说刻画两位仁慈亲善的老人，他们对晚辈的爱，对家业的情，是何等的深沉。黄春明中期以后的创作，不少依然着重于刻写对晚辈充满爱心的老人形象，如青番公，阿庚伯，以及《鱼》中的那位祖父，作品中漫溢着朴实感人的真挚情愫。另外如《看海的日子》，除了抒写母亲对白梅的疼爱外，还反映了白梅跳出火坑返回家乡后，众乡亲对她无微不至的关怀，尤其白梅临产时，乡亲们连夜争先恐后来帮忙。这种令人荡气回肠的友爱之情，乃是我国人民世代相沿并共同遵循的道德支柱。即便是《儿子的大玩偶》中的坤树，虽然有被落后观念所囿的表现，但他身上仍有传统道德精神的闪光。他之所以忍辱扮成“广告人”穿街走巷，显然是为承担起做丈夫和父亲的一份责任。

张扬美好人性的另一个表现是对人性尊严的维护与对人的价值的思考。例如《看海的日子》，这是不少作家写过的题材。不同的是，黄春明没有停留在对女性不幸遭遇的具体描写，而是进一步展示出女性为恢复做人尊严进行不懈努力的心迹。小说结尾以轻快的的笔调描写了白梅从妇产科医院回家途中的情景：在白梅抱着儿子回家的路上，行人都给她投来了友善的目光。这是她长得这么大第一次体验到的。她成了真正的人了。这是对维护人性尊严的真诚袒露，也是对美好人性的热烈呼唤，在一定程度上闪耀着底层人民人性的光辉。又如《锣》中的憨钦仔，是黄春明笔下性格最复杂的一个人物。明明被抛进社会的最底层，却要装出比别人高出一筹的样子来；明明衣食无着还要以对往时的回忆来维护面子。初看上去憨钦仔是一个阿Q式的可笑人物，其实，他所追求与希望的是要使自己活得像个人，作者所维护的正是人性的尊严。总之，黄春明小说中 “受屈辱的一群”，尽管他们的生活是不幸的，其心灵也有龌龊的一面，但他们都不同程度的为维护做人尊严作出艰苦的努力。确如台湾作家蒋勋所言，黄春明“为台湾这些各处生存着的小人物竖立了一个有尊严的，不容人随便可怜和嘲弄的形象”。至于那些社会讽刺小说的人物，不论《莎呦娜拉·再见》的黄君，《小寡妇》里的马善行，还是《我爱玛莉》中的陈顺德，黄春明鞭挞他们泯灭人性的目的也在于强调维护人性尊严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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