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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现代中国科技发展的阶段特征
自从20世纪初西学东渐以来，中国一直在探索一条自己的科技发展道路。中国科技发展的历程是怎样的？其中有什么样的经验与教训？21世纪，中国怎样走出一条科技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创新之路.
第一个阶段，是从16世纪末到鸦片战争。这一时期，中国与西方交流甚少。来华传教士传入了欧洲的天文学、数学、地理学、力学以及火器与钟表等技术。然而，中国人几乎不了解欧洲发生的文艺复兴、科学革命、启蒙运动与社会变革。为了改革历法，徐光启主张：“取彼方之材质，入《大统》之型模。”他认为，追赶西方科学的路径应该是从翻译到会通，再到超胜。这反映了中国人在17世纪对科学发展道路的一种选择。
康熙帝对科学兴趣浓厚。他向传教士学习数学和天文学，支持传教士主持天文台，却拒绝了由西学构建的《穷理学》。实际上，他研习科学的动机不同于法国的路易十四和俄国的彼得大帝。18世纪的“礼仪之争”显现天主教与中国儒家文化传统的冲突与不可调和性，清廷由此关上了与西方世界交流的大门。虽然欧洲科学技术在本质上并未对中国文化带来冲击，但在闭关政策的影响下，其向中国的传播几近中断。1712年起，康熙帝亲自指导和支持中国学者编写《律历渊源》，书中既包含传入的西方知识，也含有中国固有知识。虽然其内容不能展现当时世界先进的科学知识，也不代表科学发展的方向，但却是中国人在鸦片战争之前能够进行数学、天文学等方面研究的主要知识基础。
18世纪90年代，英国马嘎尔尼使团来华，争取与清朝通商。乾隆帝以“天朝上国”自居，拒绝英国人的通商请求。从那时到道光朝，清朝拥有体量很大的农业与手工业经济，并依靠传统技术维持着对欧洲的贸易顺差。那时，中国人仍然不了解欧洲发生的科学革命、工业革命和技术革命等巨变。
第二个阶段，是从鸦片战争到1895年。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迫使清朝开放通商口岸，扭转了对华贸易逆差。魏源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但这并未成为清朝的国策。直到19世纪60年代，社会上层意识到中国遇到了“数千年未遇之变局，数百年未遇之强敌”。朝廷支持曾国藩“师夷智以造炮制船”的建议，以实现镇压太平军的近期目标，兼顾抵御外侮的考虑。
在自强运动中，洋务派引进美国和欧洲的舰船与火器制造技术，兴办军事工业，开启了中国的早期工业化。这些举措在围剿太平军方面取得成效，帮助清朝实现“安内”的目标。不过，清政府主要引进军事技术和少数相关技术，对西方技术体系一知半解，未发展机器制造等基础技术和基础工业。这样，技术上落入“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循环。洋务派也意识到技术是以科学为基础的，但他们在全面发展科学方面，未取得明显进展。
北洋水师的全军覆灭标志着30多年自强运动的失败，充分显露出有限选择西方科学技术的弊端。自强运动不过是实践了一场残破的或者说畸形的“工业化”
与“技术现代化”。中国人吸收西方知识方面受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羁绊。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俄国彼得大帝“脱俄入欧”政策与日本人 “脱亚入欧”政策，全面仿效西方的科学技术及教育、经济与政治体制。
第三个阶段，是从1895年到1949年。这一期间，国家陷入社会动荡与民族生存危机，国家的大量财政收入用于各种战争。从光绪新政到孙中山的《实业计划》，国家决定全面接受西方技术与科学，促进工业化建设。然而，各种举措都因为国家积贫积弱、社会动荡与日本侵华战争而难以彻底落实。
从1895年到20世纪30年代，中国从制度上接受现代科学技术。一是创建了新式学堂，推行了学制改革并废除科举，为培养新型人才开辟了道路；二是形成了科学技术的学术共同体，创建了中华工程师学会和中国科学社等社团；三是建立了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等科研机构；四是试办企业研发机构。现代科学技术学科与制度建设标志着新知识体系在中国社会的立足，中国已经开始造就一些对科技进步及发明创造有重要贡献的人才。
第四个阶段，从1949年到1978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决定了世界的战略格局，国共内战的结果决定了中国的发展道路。在近30年里，国家安全一直受到危胁，国防工业与科技被置于重点建设的地位。
中国共产党借鉴苏联的经验，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大规模引进苏联和东欧的技术和设备。在苏联援建项目中，大约三分之一属于国防建设。1952年中央对大学进行院系调整，改革和加强科技教育。工科在院系调整中得到加强，适应了工业化建设对人才的紧迫需求。
在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等科研机构基础上，中央人民政府在1949年11月成立了领导科学事业的中国科学院。到上世纪50年代末，形成了中国科学院、产业科研院所、国防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地方科技机构等“五个方面军”。
1954年国家计委按照“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精神，部署制订十五年国民经济发展规划。于是，中国科学院制订了自己的十五年规划。1956年，国务院组织中国科学院、国家计委、高教部和其他部门的大批专家制订了《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苏联为这个远景规划的制订和实施提供了帮助。规划的实施提升了中国发展尖端科技的能力，填补了学科与技术领域的诸多空白，带动了许多科技领域的进步。在毛泽东等领导人看来，原子弹、导弹等武器与尖端科技的突破就表明了远景规划的成功。在规划的制订过程中，我国形成了“以任务带学科”为主的“规划科学技术”发展模式，这个模式对国家科技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国家陷入全面动乱，本来与国外缩小的差距又被拉大了。
第五个阶段，是从1978年到现在。国家做出了重大战略调整：由“阶级斗争
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准备打仗”变成和平发展为主，实行对外开放，推行经济、教育、科技等方面的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创新型国家。这些都对中国的发展道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邓小平作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科学技术受到中国社会的空前重视。随着实践的发展，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科学与技术的差异，知道要通过“创新”这个环节才能将技术和科学转化为真正的生产力。中国不可能像发达国家那样，通过殖民扩张、武装占领、操控市场、劫夺资源和肆意排放等积累财富实现现代化。我国只能依靠科学技术，依靠创新驱动，即更加追求技术、知识、制度和文化等方面创新，革除体制机制的弊端。
改革开放的30多年里，我国不断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与体制经验，实现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建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持续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实践证明，国外先进技术的引进与消化吸收持续提升了我国的技术能力与起点，为经济增长与增强产业竞争力作出了突出贡献；基于消化吸收的科技“自立”为集成创新与自主创新奠定了基础，使我国科技进入了由“跟踪模仿为主”向“自主创新”过渡的发展阶段。
然而，迄今为止我国创新能力依然薄弱。在改革方面，教育体制等改革相对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科技与经济“两张皮”依然未解决好。科学技术的文化功能还有待加强。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xz.cn/8733637170fe910ef12d2af90242a8956aecaa1e.html
2023-05-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