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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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主义

浪漫创作方法盛行于18世纪后半期至19世纪上半期的欧洲，它反映客观现实往往主观出发，抒发对理想的热烈追求，用热情奔放的语言，瑰丽的想象和夸张的手法塑造形象。 浪漫主义的特点是：偏重于表现作家的主观理想抒发强烈的个人感情，崇尚自然，歌颂自然美，与资本主义城市文明相对照，鞭打了现实社会的丑陋，重视民间文学，喜用夸张手法，追求强烈的美丑对比，出奇制胜的艺术效果。

卢梭与美学的浪漫主义

浪漫主义是一个意义庞杂、内涵宽泛的概念。它的身上垒积着前人从不同立场、不同视野赋予它的东西，叠加着历史上不同时期、不同思潮的要求与使命。以至于一些学者发出这样的慨叹：“什么是浪漫主义？这是一个无法解释的谜。似乎很难用科学的方法来分析浪漫主义的现象。这不仅仅因为人们无法给它那丰富多彩的内容下一个统一的定义，还因为它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矛盾性：浪漫主义既是革命的又是反革命的；是世界主义的又是民族主义的；是现实的又是虚构的；是复古的又是幻想的；是民众的又是贵族的。这种矛盾性不仅贯穿整个浪漫主义运动，而也贯穿于一个作家的一生和他的全部著作，甚至在他的同一本著作里也能看到这种矛盾性。

正像对美的本质的追寻一样，在浪漫主义论题上，要想获得一个世上公众一致认可的、绝对精确的概念也是不可能的。但不能由此而拒绝了相对性的界定，至少在学科域限上可以做出界分。后者对于中国文学理论界来说显得尤其重要，因为，我们从未明确地在这一向度上做过辨析的工作，我们文学理论体系中的浪漫主义交织着政治学、社会学等多重内容，是政治学等和美学的混合体。由此，导致了文学理论进入实践课题研究时的困境。

卢梭，罗素称之为“浪漫主义运动之父”，并予以这样的评判：“是从人的情感来推断人类范围以外的事实这派思想体系的创始者，还是那种与传统君主专制相反的伪民主独裁政治哲学的发明人。”卢梭为绝对化的情感主体和伪民主独裁政治哲学的创始者，这就涉及到以情感为本体的浪漫美学方面和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所排斥的“托言众治，压制乃尤烈于暴君”的政治方面。卢梭的《新哀洛绮思》以感伤的笔调、奔放的情感，开浪漫主义文学之先河，是启蒙运动中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的笵导；同时，他的《社会契约论》宣布了人民主权原则与自由意志，但又为极权主义提供了理论根据，是法国大革命时罗伯斯庇尔施政的“圣经”。由此可以看出，浪漫主义思潮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综合体，在学术研究中既不能把它所涉及到的各个学科向度绝对地割裂开来，也不能把它们笼统地混为一谈。

以卢梭为创始者的浪漫主义美学，其情感主体的强化与政治革命、伦理判断等是纠合在一起的。如若从现代性的视角审视卢梭，我们将发现对于人类文明的建构与文明的解构这一巨大的对立集结于他的一身。虽然从《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到《社会契约论》，如研究者所揭示的那样，有着从个人主义走向专制集权主义的偏误，但他所奠立的个人权力、自由意志毕竟凝聚在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之中，成为至今未能动摇的人类遵循的共同准则，从这一向度来看，卢梭思想有其现代的价值立场，具有“历史现代性”的意义。但卢梭思想中更重要的是他对文明的解构，是其深层的仅为康德所读懂的“异化”内质：“卢梭之出现，使人们意识到，历史进步是由文明的正值增长与文明的负值效应两条对抗线交织


而成。前一条线导向人类乐观的建设性行为，后一条线导向人类悲观的批判性行为甚或是破坏性行为。”这一解构与批判，即对现代性的反思，即“审美现代性”，它集中展现在卢梭的成名作——《论科学与艺术》之中。

人类文明建构的乐观性、进取性的信念，在卢梭的《论科学与艺术》中遭遇到第一次强有力的阻击：“有一个古老的传说从埃及流传到希腊，说是科学的创造神是一个与人类安宁为敌的神。┅┅天文学诞生于迷信；辩论术诞生于野心、仇恨、谄媚和谎言；几何学诞生于贪婪；物理学诞生于虚荣的好奇心；一切，甚至道德本身，都诞生于人类的骄傲。因此科学与艺术的诞生乃是出于我们的罪恶。”以科学、艺术为代表的人类文明一向是人类的骄傲，人类理性的标志，在卢梭这里成为新的“原罪”，成为被否定的异化现象，遭到了激烈的指控。文明的正值增长中所内含的负值效应被卢梭以一种矫枉过正的语言公开地暴露出来，人类第一次看清了自身两难的境地。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浪漫主义思想史家马丁?亨克尔作出了这样的论定：“浪漫派那一代人实在无法忍受不断加剧的整个世界对神的亵渎，无法忍受越来越多的机械式的说明，无法忍受生活的诗的丧失。所以，我们可以把浪漫主义概括为‘现代性（modernity）的第一次自我批判’。”

因此，以卢梭为代表的美学浪漫主义的发生，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和精神内质，决非“情感至上”一言所能概括。十八世纪后半叶以来，为历史现代性所推崇的工业文明在经济领域创造了奇迹，科技革命和管理革命带来了物质的丰裕、社会的进步，人类的生活条件和物质享受得到极大的提高。但是，人类文明的正值增长所内含的自否定因素也日益呈现出来：“物欲”无限度地急剧膨胀，技术思维的单向、片面的隘化，人与自然的日渐疏离，商品交换逻辑渗透至生活及人的意识的深层，意识形态所涵盖的话语权力严密的控制，人类精神的“神性”和生存的“诗性”沦落、丧失这些异化的现象引发了卢梭的忧虑及抗衡。他的美学的浪漫主义正是作为反思现代性的批判力量而出现，从这一前提来看，也可以说卢梭是对充满乐观主义信念的人类文明的解构。正如赫尔岑所揭示的：“当伏尔泰还为了文明跟愚昧无知战斗时，卢梭却已经痛斥这种人为的文明了。”对人类文明负值效应的忧虑、质疑与抗衡，才是卢梭“情感”的特定内涵，才是卢梭为代表的美学的浪漫主义的特定内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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