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去中国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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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去中国化”问题

“去中国化”这一概念隐含着一个事实，即某个对象已被“中国化”。那么中国化指什么？用王岳川先生的话来说，就是“中国经验，中国元素，中国身份”。我认为也可将之看作一个弱势文化向强势文明靠拢、学习的过程。然而随着近代中国的衰落，一度深受中华文化影响的国家，为消除文化母体的影响，陆续进行了一系列的“去中国化”运动。这不仅是一种透过文化表现出来的政治行为，也可以被看作是某种反复出现的话语机制。我们可以通过这些偶然的政治行为，寻找出某种较为固定的思维方式。通过分析这一“话语”的产生渊源以及影响，来探索中国在当今全球化大背景下的文化战略。



一、“去中国化”的三次浪潮

若及备真备和学问僧空海发明假名的传说属实，那么至少在唐朝就存在着“去中国化”运动。但“去中国化”真正成为较大的风潮，是18世纪的事情。18世纪启蒙时代西方思想界的“去中国化”可以视为第一次浪潮；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中国学术思想领域的古今之争则是第二次浪潮；20世纪中叶以后的“去中国化”可视为第三次浪潮。我们知道不仅汉文化圈各国长期受益于中国文化，西方也一度视中国为浪漫的玫瑰园和乌托邦，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让大家非去“中国化”不可？源头就是西方现代性地成熟。



随着启蒙思想的出现以及西方现代性的成熟，中国形象开始逐渐跌落。西方开始将中国视为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的异端。这一被妖魔化了的中国形象长远地影响到西方人甚至中国人自己的“中国文化观”。而正是18世纪以来中国形象的改变，成为了日后世界范围的“去中国化”的导火索。



在西方成功颠覆了中国的形象之后，第二次“去中国化”浪潮发生在中国国内。19世纪，西方的坚船利炮对中国文明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冲击。18世纪启蒙时代出现的“去中国化”话语与19世纪的国际形势结合起来，对中国当时知识分子的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学界逐渐产生了一种独特的“去中国化”话语，即“自我去中国化”。“民主和科学”在国内找到了得以生长的温床，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被中国知识分子几乎不加选择地接受。



二、周边国家的“去中国化”运动

中国文明对周边国家作出过的贡献不胜枚举，其中产生影响最深刻的莫过于语言文字的输出。日本、韩国、越南都曾以汉字为官方文字，而在“去中国化”的运动中最突出的事件也是对汉字的去除，即欲通过去除汉语对其语言的影响建立本国的语言和文字，以达到建立本国的民族认同的目的。



（一）朝鲜半岛

1945年，朝鲜半岛从日本统治中解放出来。在美国的强力干预下，朝鲜制




定了《韩文专用法》，在小学教学中完全废除汉字教育，仅在初高中教一些常用汉字。在朴正熙时代，韩国进一步颁布了韩文专用企划案，全面废止了在小学和初中的汉字教育，同时禁止韩国公共机关使用汉字。2005年，韩国将首都“汉城”更名为“首尔”，在国际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现在的韩国几乎看不到汉字。但是用“谚文”取代“汉文”，并不意味着汉字在韩国消失了。韩国100多年以前的所有历史典籍均用汉字书写，古迹也处处可见汉字，抹去汉字就是抹去了韩国历史；当今韩国的祭祀、庆典和节日等正式活动场合或是某些正式公文的封面，也常用汉字书写，以表达深刻的意蕴和庄重的态度，这是任何政府无法抹去的“文化基因”。



（二）日本

从明治维新开始，汉字的使用受到了很多日本人的质疑和反对。这一方面源于西方文化的强力影响以及中日地位的逆转，另一方面，汉字作为汉文化最重要的符号，在世界文字体系中具有典型性，这对日本人的心理压力也是不可忽视的，因此许多学者皆主张废除汉字。二战之后，日本制定了《当用汉字表》——限定“常用汉字”1134个，“准常用汉字”1320个，“特别汉字”74个。不管是日本的“脱亚入欧论”还是“亚细亚主义”，核心都是为了处置“日中关系”，都是为了重新评价已经渗入到日本社会无数层面的中国文化的价值和作用问题。然而同韩国一样，汉字对日本文化的影响深入骨髓，日本学者子安宣邦称汉字为“不可规避的他者”，汉字给日语带来的影响绝非停留在语言形式上，更重要的是深入其内部，成为滋养日语和日本文化的一个重要源泉和动力。从对汉字的政策由“废”到“限”的转变，以及“和汉混淆体”的确立，说明了日本想要“去中国化”，尤其是想要废除汉字，是不容易实现的。



（三）越南

1945年胡志明宣布越南独立以后，规定越南采用越南语和越南罗马字为官方语言。在这之后，进行了差不多二百年的越南语拉丁化运动开始加速，这种从废除汉字到全盘拉丁拼音话文字的进程相当彻底。如今汉字在越南已经被彻底废除。



三、在全球化背景下对“去中国化”问题的思考

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武力冲突已不能作为大国间的博弈方式，文化形象成为各国整体形象的最具长远影响力部分。那么我们该如何提升中国形象？首先应从历史上一系列的“去中国化”运动中探究，究竟中国文明是否同现代性有着如此巨大的冲突，以至于国人自己都“欲除之而后快”。诚然，当西方文化涌来时，中国文明表现出了不适应的一面，但儒家的经世思想，“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穷变通久”的变易思想，都在中国文化近代化的过程中起过积极的作用。与此同时，我们应该看清“去中国化”的本质并非简单地消除中国文化，而是要消除中国文化的世界影响。这一系列的“去中国化”运动其实恰恰是对中国文化的一种高度承认，故而我们可以得知中国文化本身并不存在问题，并且其价值不容小觑。






欲强之先爱之。从世界文化史来看，尽管英、法、日等诸国在采用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方面是共同的，但是这些国家都尽可能地保持了自己民族文化的特色，亦在最大程度上实现了民族文化的自我认同。这些国家的人民在今天仍然常常以虔诚的心情缅怀自己的文化传统，这种非常执着的、被人们称为“寻根”意识的东西，其实就是文化心理认同。中国文明根基之深厚，文化之灿烂，无疑是值得国人从心底认同的。因此，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必须有真正的文化自觉，破除对西方文化的盲目崇拜以及对自身的不合理的否定。



要提升中国文明的形象，中国自身也需要付出巨大努力。今天的中国正处在历史转折的关头，要迎接的是世界现代化潮流的挑战。想要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更需要以民族文化传统为依托，积极维护中国自身的文化形象。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正慢慢找回话语权，这为中国文明的复兴提供了一定的保障。在这种保障之下，我们唯有在对传统文化的坚持中创新，才能让中国文化重新走向世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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