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污腐败现象的社会学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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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污腐败现象的社会学解读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贺国强4月1日在中央党校作反腐倡廉专题报告时强调，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然艰巨。党员干部的贪污腐败现象严重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党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从长远来说还有危及到我党的执政地位。贪污腐败现象已经不光是一个政党的执纪问题，已经成为一个社会问题，成为了多种领域的研究范畴。社会学是研究和解决社会问题的一门科学，在贪污腐败问题上，我偿试通过社会学的视角简单地分析一下贪污腐败现象。

一、帕金斯“结构功能主义”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讲，一个社会就是一个系统，系统内部各个组成部分通过通力协作、执行各自功能，使整个社会系统运行有序。塔尔科特·帕森斯是美国最著名的社会学家，是现代结构功能主义的集大成者。在他看来，社会的各个系统乃至整个行动系统都面临着一些大致相同的基本功能和要求，满足这些要求是系统生存的先决条件，而这些要求是通过系统的内部结构得到满足的系统。他概括了一个系统能够正常动作的四大条件：适应(A)、目标达成(G)、整合(I)、维模(L)，即著名的帕森斯A—G—I—L框架。A ——适应(Adaptation)，G——目标达到(Goal-attainment)，I——整合(Integration)，L——潜在的模式维持(Latency pattern maintenance)。中国共产党作为我国唯一的执政党，拥有近8000万党员，可以看作是一个独立的系统。适应(A)——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的选择，能够领导中华民族走向繁荣的唯一政党，是与整个外部环境相适应的，也是历史所证明了的；目标达成(G)——中国共产党党章明确规定了党的路线方针、党的行动纲领和行动目标，它们是全体党员共同追求的最终目标；整合(I)——党的内部各部门、各个党员个体以党确立的目标为中心，共同努力，以达到党的系统目标。维模(L)——党通过建章立制，约束党员干部的行为活动，维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维护党的整个团队系统的稳定和发展，而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基本职能也此功能上得到体现。可以看出，帕金斯所倡导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在我们中国共产党这个典型的系统中得到最好的诠释。



二、迪尔凯姆“社会反常理论”

然而社会系统并不是都能够按照帕森斯的A—G—I—L框架所设定的那样正常运行，在系统运行的过程中会出现许多意外的情况，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称它为社会反常状态理论。社会反常状态理论认为，任何一个系统都会为其成员确立一套大家共同认同和遵守的规范，这些规范提供给成员们获得社会稀缺资源的合法途径和手段。打个比方吧，处于一个系统中的个体接受社会系统所确立的社会规范和价值目标，也接受该社会整体所确立的获得利益的手段，同时社会也为各阶层的成员提供了实现社会价值目标的合法途径，那么社会处于运行有序的正常状态。反之，当社会系统无法提供给社会中的个人或群体合乎规定的途径实现他们所接受的社会价值目标时，或者是社会系统中的规范与规范之间存在矛盾和冲突的时候，社会就处于反常状态下。这就是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的社会反常状态理论。反常状态下的个体行为称为“越轨”行为。

全国范围内不断前“腐”后1继的贪污腐败现象就是典型的社会反常状态。在这种反常状态之下，党纪国法在腐败分子面前已经失去有效的约束力了。据中纪委2011年1月份发布的2010年度反腐成果，2010年年度，全国纪检监察部门共接受信访举报1427186件（次）[同


比增长108824件（次）]，初步核实违纪线索163480件（同比增长22652件），立案139621件（同比增长24201件），结案139482件（同比增长37589件），处分146517人（同比增长39891人）。其中，给予党纪处分119527人（同比增长34174人），给予政纪处分38670人（同比增长8952人）。通过查办案件挽回经济损失89.7亿元（同比增长45.3亿元）。从上面的数据可以清析地看出来，反腐败不论在数量还是数额上都呈现出逐年递增的现象。一方面体现了党惩治腐败的决心和力度逐年加强，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反腐形势的严峻。这种社会反常状态如果继续持续恶化，将会影响到政府的公信力和我党的执政地位。

三、越轨行为理论

美国最著名的社会学家罗伯特·金·默顿提出“当社会不能提供达到目标的可接受手段时，就会有越轨行为发生”。社会学中所说的越轨行为是对社会控制的反判，是对社会规范的背离。在党员干部贪污腐败是一种违反党纪国法的行为，是与党的纪律和中国的法律制度相违背的。这种不正常的腐败现象就是社会越轨行为。那我们如何防止贪污腐败的越轨行为呢？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来，要使社会成员避免越轨必须满足两个方面的条件：建立一个真正公平、公正的社会制度，这种制度体系必须将一切特权排除在外，最大限度地实现公平公正，真正做到制度面前人人平等；二是能过制度允许的正常手段能够获得正当所需。首先，在制度设定的问题上，古代有“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说法，现如的“制度面前人人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都是旨在建立一个对每个人都公平的社会规范，一个公平的社会制度或社会规范是一个社会所能正常运转的基本要素。我国自古至今都十分重视制度和社会规范的建设，周朝统治时期就出现了《周礼》，它是我国保存最早的系统完整的行政法法典，随着各个时期我国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到目前为上，我国的法律体系包括２２９部国家法律、６７９部国务院通过的行政法规、８５６１部地方性法规和规章、１２０００部行政规章。立法更要执法和守法，所有的法律和制度都是要人去执行的，然而在执行各种法律和制度的过程中，并不能真正地做到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在有些党员干部心中，党纪国法形同虚设，吃拿卡要、干扰司法、阳奉阴为。有人称这是“官本位”思想的遗毒，有人称是中国国民素质的软件跟不上经济发展的硬件，不论如何，既定制度在部分党员干部面前显得没有太大的威信，而在正常的状态之下，官的因素必须要远远小于制度的因素，身份的因素必须要弱于法律的因素。其次我们来说说第二个方面，通过执行制度所能允许的手段是否能够满足正常的需求。在中国的国情下，党员干部通过自己的劳动还是基本能够维持正常人的生活状况的，虽然算不上大富大贵，但是过上中等水平家庭的生活还是可以保证的，这其实也是付出与回报的问题。关于中国官员收入问题社会上广有讨论，有的认为工资过高，与劳动强度不成正比，有的认为应该学习新加坡，实行高薪养廉。我认为，每年被党内处分直至移交司法程序进行处理的党员干部队伍庞大，级别有高有低，收入有厚有薄，家庭条件有好有差，这些官员的堕落难道只用报酬问题就能涵盖得了的吗？我看不尽然。最近刚刚落马的杭州市副市长许迈永，人称许三多，“钱多”、“房子多”、“女人多”，金钱只是他的贪求之一，色相、地位、虚名都是他追逐的目标，许三多其实就是贪污腐败分子众多表现形式的一个综合体，从他身上能够折射出贪污腐败分子腐朽的心理本质——价值观的荒芜。在对党纪国法的漠视加上自身价值观的荒芜两者共同作用之下，一批又一批的党员干部脱离了正确的轨道，滑向腐败的深渊。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据报道，被视为菅直人首相强有力接班人的48岁外相前原诚司，被在野党挖出他曾接受外国人“政治献金”5万日元(约3989元人民币)的丑闻。在短暂的两天考虑后，他鞠躬谢罪，称以辞职承担责任，还日本形象和声誉一个清白；某国的部长级高


级官员仅为参加服务对像的一次宴请而引咎辞辞职；某国普通政府雇员因一次轻微酒后驾车而交上辞职报告„„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在发生在国外我们就觉得很正常，发生在国内我们会认为这是一个反常现象。这里不得不提到社会学中一个著名的理论——标签理论。

四、社会标签理论



标签理论可以这样解释，如果大部分人给一个人或一个群体下了定义，那么在这个定义就成为这个人或这个群体的代名词，给别人片面的理解。现在许多党员干部不信马列信厚黑、不信群众信自己、不信理想信金钱的现象很多，他们认为别人都是这么看了，也是这么去做的，我同样也是干部，我为什么就不能去这么做呢，当干部就应该追求晋升、向往金钱，“三年穷知府，十万雪花银”成了他们内心难以撼动的价值观，最终将贪污收贿变得习以为常，落入腐败的深渊。这种习以为常的心理惯性成为继上面讲的漠视党纪国法和价值观的迷失之外第三个重要的原因。

通过不断的摸索改革，目前各级针对党员干部廉洁从政的制度建设已经很完备，但是全国反腐败的形势依然很严峻，透过社会学者的视野，我认为保证一个政党的清廉高效，必须满足三个方面的条件：一是继续完善公正的社会制度，除了党纪和国家法律之外还包括用人制度、选举制度、各种分配制度等等。二是“外病内治”，正如胡锦涛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强调的，要树立党员干部正确事业观、工作观、政绩观，也就是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让党员干部真正知道自己应该追求什么，不应该追求什么，以一名党员干部的角色在自己的人生舞台上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三是要抛弃思想上的“标签”，有句话叫“芝兰生于幽谷，不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为穷困而变节”，只有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才能“从心所欲不逾矩”，只有坚持自己为官做人的底线，才能走得更远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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