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与王安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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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是个苍凉的手势



【摘要】 从政治这方面分别了解王安石与苏轼的为人，与历史相结合从文学角度来看王安石与苏轼是惺惺相惜的。

【关键词】才华横溢 豁达 抱负理想 乐观旷达 偏执 直接独断

北宋，这个文化昌盛，社会安定繁荣的时代，在狭长的历史长流中绵绵不断的滋育出如此众多的文人骚客。而今天所谈论的苏轼与王安石便是这暗流中锋芒毕露的金砾。

无论是苏轼的"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的豁达超脱，还是王安石的“尽吾志也而不能志者，可以无悔矣”的坚定毅力；无论是子瞻的“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的真率孤傲，还是介甫的“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的深刻谨慎都让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两位伟大文人若撇开政治上的对立不谈，在文学上他们是真正的知音。命运将他们推上历史之轮，让他们在那个时代从不感到孤独，彼此在文学成就上惺惺相惜。 而独有的品格更是让苏轼与王安石在文学，政治上流光溢彩。

苏轼在嘉佑二年(1057) 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文章质疑儒家典籍中的“疑”字，援引古时仁者以忠厚为本进行赏罚的事例，阐述了仁政的思想，认为忠厚在于以“君子长者之道”为国，而不全在于刑与赏。苏轼的仁政思想一分一毫的渗入在文章中的字字句句中。不愧于欧阳修“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的高度评价。后因欧阳修的极力推荐使之有机会大展才华，深得皇上喜爱。

苏轼早年就"奋厉有当世志"，很向往"朝廷清明而天下治平"的盛世，具有儒家辅君治国、经世济民的政治理想。他有志改革北宋的萎靡的积习，要求朝廷"涤荡振刷而卓然有所立"；他主张"知命者必尽人事，然后理足而无憾"，济时治国，"凡可以存存而救亡者无不为，至于不可奈何而后已" 。在这满腔的抱负与理想中，苏轼又是真率与可爱的。在《与杨元素》里说：“昔之君子，惟荆是师；今之君子，惟温是随。所随不同，其为随一也。老弟与温相知至深，始终无间，然多不随耳”。在“非随时上下”、“然多不随耳”可以看出，苏轼始终坚持维护自己的人格。而对外界强加于他的打击、压迫，苏轼都忍不住要在作品中发泄不满，“如食内有蝇，吐之乃已”。他为人坦荡，讲究风节，有志于改革朝政且勇于进言。后因政治立场不同，他先后在杭州、密州、徐州、湖州任地方官，灭蝗救灾，抗洪筑堤，政绩卓著。甚至在贬到惠州后，他还捐助修桥二座。只要环境允许，苏轼总是尽力有所作为。然而苏轼一生仕途坎坷，屡遭贬谪，未能充分施展他的政治才干。

除了苏轼，21岁中进士的王安石也是历史上少有令人深思的人物。

他有着至高无上的忠君报国，强邦富民思想。在当度支判官主管全国财政时，以针砭时弊，图谋改革为己任，向仁宗皇帝上了著名的万言书。然而实践抱负与理想的手段却是令人不能苟同的，苏东坡曾赠于他“三不足”，即“天命不足畏，众言不足从，祖宗之法不足用”。思想的付诸实践肯定得有个恰当的途径，然后偏执的王安石不能接受忠言，不愿承认错误，将决心当成了秘诀，以固执作美德。

若从人为这一面来看，王安石是直接的。换言而之，他是一个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人。皇帝对他说，每个朝代都有小人，即使是尧舜时代，也有臭名昭著的四凶。王安石回答说，正是尧舜杀了四个奸臣，才有了辉煌的成就。如果奸臣在朝不去，妒贤嫉能，阴谋得逞，贤良之臣必然就会弃官而去。对衣食住行漠不关心的王安石，自然对金钱熟视无睹。他当宰相时，领到俸禄，就交给弟兄们，听凭他们花费。他视金钱如粪土，钱入地中，哺育了一片花海，少了些芳香宜人的，多了些恶臭刺人的。他志在实现自己的理想，执行自己的政策，权力是思想的阵地，而不是私欲的田园。水火不相容，缘于以天下为己任。这就是品质的完整


与人格的崇高。

在力学上讲，王安石是独断的。为学者必然要苦读。王安石在扬州太守幕府时，经常彻夜读书，黎明时才在椅子上打个盹。多数时候醒来后已经晚了，来不及洗脸梳头，匆匆忙忙去当差。后来当了宰相的韩琦是太守，看到王安石的这副样子，以为他纵情声色，不务正业，就劝他说："老弟，我劝你趁着年轻，多用功念点书吧。"王安石却没有做分辩。在后来去职之时，他告诉朋友说韩琦不赏识他。等到王安石成了有名的学者，韩琦也改变了对他的看法，把他视作自己的属下。对此，王安石却十分恼怒。有意思的是，王安石接受朝廷高位时，恰好韩琦被罢相。勤于写日记的王安石曾这样评价韩琦："韩琦别无长处，惟面目姣好耳。"这又是王安石为人的另一面了。

仁宗年间在朝中为官时，众人都把王安石看作奇才。好诗佳文已经传诵，胸中创见非凡，言谈口若悬河。在众多的名公巨卿中，王安石似乎是奇特之士，才华无限，前途无量。然而王安石长于化友为敌，短于化敌为友。他轻视所谓的"流俗"之辈，不但与忠厚长者疏远，后来竟与自己的莫逆之交如韩维、吕公著也断绝了来往。是韩维使尚为太子的神宗对王安石倾心器重。当朋友们对新政表示异议时，他毫不迟疑，毫无顾忌，断然将他们贬谪出京。为免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王安石就提拔对他毕恭毕敬的人，这都是些欲壑难填、才不胜职、唯唯诺诺之辈。劣迹昭著的人，最坏的是为免辞官而隐瞒母丧不报的李定，还有"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的邓绾。可见，王安石在交友这一方面是失败的，虽官场的得意，但由于人格偏执，既不善听取不同意见，也不善团结各方人士，树敌过多，陷自己于不利境地。这也为变法失败而暗自埋下了狠狠的一笔。

也许真有一种宿命，让苏轼的命运是注定了会同王安石联系在一起的。

王安石其实不是一味贪恋权势的政客，他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王安石变法利于强国，却不会富民。苏轼当时虽不在政治漩涡的中心，但他也是一个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主张的有良知的读书人，看不惯的事不发议论会觉得如鲠在喉，不吐不快。熙宁二年(1069)，苏轼上了著名的《上神宗皇帝书》，主张“结人心、厚风俗、存纲纪”，近乎与王安石激进的变法主张针锋相对，使得王安石十分恼怒。在一次次的意见碰撞与冲突袭击下，苏轼觉着已无法同王安石同朝共事，于是请求离开朝廷到杭州任职。乐观豁达，以诗酒自娱的苏轼在远离权力中心之际，感到的只有惬意与自在。在苏轼外任期间，王安石的新政实施得并不顺利，反对的声音越来越大。在变法失败之后，王安石心灰意冷，回到金陵，从此他的政治生命永远结束了。在退居金陵期间，他除了潜心学术、醉心山水，还对自己的政治生涯进行了认真的反思，写下了数十册记录他心路历程的日记。这时的王安石只是一个平淡的男人，无权术的勾心斗角，无政权之间的阿谀我诈，无雄心勃勃的野心，在宽博的胸襟中只有一方净土，那里躺着最纯净的灵魂。

元丰二年(1079)发生了文学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当朝新党一帮人诬陷苏轼写诗攻击朝廷，于是苏轼被逮捕入狱。而此时，已经辞官的王安石此时出来说了公道话，他给皇帝上书：“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且不说这起了多大的作用，但王安石在这种关键时刻对于政敌的宽谅是一种值得珍视的宝贵品格。苏轼在晚年更是被一贬再贬，直到荒远的海南，食芋饮水，与黎族人民一起过着艰苦的生活。苏轼对苦难并非麻木不仁，对加诸其身的迫害也不是逆来顺受，而是以一种全新的人生态度来对待接踵而至的不幸，把儒家固穷的坚毅精神、老庄轻视有限时空和物质环境的超越态度以及禅宗以平常心对待一切变故的观念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做到了蔑视丑恶，消解痛苦。这种执着于人生而又超然物外的生命范式蕴含着坚定、沉着、乐观、旷达的精神，因而苏轼在逆境中照样能保持浓郁的生活情趣和旺盛的创作活力。

神宗元丰七年(1084)，苏轼刚从黄州谪所被召回，前往金陵同王安石相会。他们相游与山水间，诗酒唱和，相处甚欢。他们无所不谈，甚至是政治，但少了纠缠不清的恩恩怨怨，


却是一派真诚。是啊，他们是相知相惜的知音，是“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的异彩，也是“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的冰释前嫌。

人生是个苍凉的手势。很多时候，豁达都不是一种你可以信手拈来，也可以恣意淘汰的选择。更多的时候，那是现实留给你的唯一出口。豁达是穷途末路时对命运最后一次视死如归的反抗。在个性上，王安石的执拗，苏轼的豁达；在政见上，王安石的激进，苏轼的温和；在生活习惯上，王安石的怪僻，苏轼的随和让我们深深佩服这两位大师们在抱负与理想的世界里旁若无人的癫狂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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