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考古学与民族学的关系

2022-12-08 11:29:16 文档大全网 [ 字体：小中大 ] [ 阅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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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民族学与考古学的关系

——读张忠培《中国考古学》有感初学考古学，经老师介绍，张忠培老先生的《中国考古学——走进历史真实之道》是一本很好的入门读物，于是我便在图书馆借回细读了一遍。全书不仅介绍了我国考古学从诞生到一步一步发展的历程以及各个年代的为考古做出过重要贡献的大家如李济、梁思永、夏鼐、苏秉琦，关于考古学自身的几个问题，还分别论述了各个自然学科与考古学的关系。而纵观张忠培先生关于考古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的探讨，他用了大量的篇幅强调了民族学与考古学的关系。读完他的《民族学与考古学的关系》，让我对这两个学科的区别与联系，以及怎样处理二者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与感悟。

要探讨民族学与考古学的关系，就不得不先搞清楚二者各自的定义。在文章开篇，张忠培先生就这样写道：“中国大陆民族学者一般认为，民族学是一门历史学科，主要是用直接观察的方法来研究世界上各民族的生活特点和文化特点以及这些特点的发展规律”，他又接着写道：“中国大陆考古学者普遍认为考古学是历史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定义为是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科学”。我国学者将二者同归为历史学，而美国学者则将二者均归为文化人类学。但我想，无论怎样划分，二者都是有着自身研究对象的独立学科，这也并不影响二者的关系。它们同样可以相互借用，产生合作。

由定义很明显可以看出，民族学家的研究和历史学家的研究非常相似，所不同的只是民族史学家通常关心的是其本身并未留下文字记录的民族的历史。民族史学家研究族源及民族史不仅应凭借文献史籍资料，甚至更应该依据考古学资料。而考古学者不仅关心所揭示的遗存该归属于何种考古学文化，也往往热心于考古学文化的族属研究，甚而进入民族史研究。在这些领域，民族学和考古学彼此均存在互需性和互补性。这种互需性和互补性即使是不读张忠培先生的文章，我们也可以凭自己的思维想到。“将文献记载的民族史料和同时期被确定为该民族的考古学资料结合起来进行的民族史研究，往往可以纠正文献某些不当和准确把握考古学遗存属性，同时彼此可以扩充自己的认知，完善对该民族史的研究。”正是因为民族志资料往往基本上只具有空间的区域性质，考古学资料则具有时间的历史性质，它们才能如此巧妙而又完善的结合在一起。

可能凭我以前的认知，就到此为止了。只知道民族学和考古学相结合将是很完美的做法，而张忠培先生考虑周全，在他的文章中进一步提出了一般人往往容易忽略的几个问题，也是包括许多资深考古学工作者往往容易走入误区的问题。我在此将他提出的问题归为两大点：

一、在类比研究中，应以考古学遗存与现象处于内证或主证的地位，将民族学资料处居于外证或辅证的地位。当面对一个考古遗存与对象的判断时，“应面对考古学事实，而不能委曲所要研究的考古学遗存，更不能削足适履地让考古学遗存适应某些民族学材料，甚至仅是研究者所知道的民族学材料”。这一点，往往一些考古学家会受到自身主观认知的影响，不能正确回答考古学提出的问题，给自己的研究带来混乱。张忠培先生在这一点上给出了几个相当有力的例证。其中一个是商文化的俯身葬问题。1986年孟宪武在他的《殷墟南区墓葬发掘综述——兼谈几个相关的问题》中提出的“俯身为男性，仰身为女性”的观点与1988年郑若葵发表的《商代的俯身葬》中认为“俯身葬的属于表彰因公殉职及属非自然死亡的论断的相悖，证明了郑若葵受已知认知的影响而得出错误结论的道理。

二、在类比研究中，存在着一个对民族学材料的选择问题。张忠培先生在文中提到“对

于同一事例或同一现象的出因往往被赋予了各种不同的含义，为了避免出现张冠李戴的情况，在将民族学资料及认识类比考古学遗存以及探讨考古学问题时，应考虑到被选择材料的名族所处的地理环境及经济类型和社会发展阶段，和被研究的考古学共同体是否存在差异，以及两者于历史上是否存在联系和联系的层次，在可能的情况下，应尽量择取那些和考古学共同体所处地理环境、经济类型及社会发展阶段相同或相近的民族的资料，进行类比，最为理想的条件，是在此前提下，类比的共同体还在历史上曾存在着一定的交往或关系。”文章中列举了许多这样的例子，据《我国拔牙风俗的源流及其意义》一文的归纳，拔牙被赋予的含义，就有成年、婚姻、和服丧等之不同。《仰韶文化葬俗和社会组织的研究》说二次葬同样被不同的民族赋予了不同的含义。

在文章最后，张忠培提出了不应该将民族学与考古学的合作称为“民族考古学”这一观点，同时，在其他篇章中他也同样反对将考古学细分为农业考古学、环境考古学、动物考古学、水下考古学等分支学科。对于他这一观点，我持反对态度。我并不认为将考古学细分就像张忠培先生所说的那样缺乏自身的研究对象，是将外证辅证与内证主证的混为一谈。相反，我认为将考古学细分为如上等分支学科，是将考古学与其他学科紧密结合并深入研究的一个表象，它能将考古学的研究从仅有的人类历史文化范围扩大到各个领域，同时也有助于各个领域对自身历史的了解。故依我所见，我们应该提倡而不是像张忠培先生那样去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