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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读书笔记
《人生》是由路遥执笔，故事发生的背景是在改革时期的陕北高原，描写的高中毕业生高加林在农村和城市反复折返的故事，以及和农村姑娘刘巧珍、城市姑娘黄亚萍的感情纠葛，从而体现一种艰难选择的悲剧。
《人生》是路遥创作的第一部经典长篇小说，发表于《收获》1982年第三期,《人生》的发表标志着路遥的开始步入文学之路的巅峰，也奠定了他在文坛的地位。著名导演贾樟柯曾这样评价：“读这本书的时候是在上中学的时候，后来也读过很多作品都对我的电影创作有很大的影响，但惟独《人生》对我的影响最大，让我开始对社会有了新的认识，开始思考我的人生。”
1980年代，中国户籍制度将公民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种户口，从而形成了独特的社会地理景观：乡村景观和城市景观和城乡差别。同时，国家还通过种种政策强化这种差异。比如在劳动分配的制度上，在城市工作的职员每月有固定的工资收入，还有完善的医疗的制度、退休的制度。但在乡村，农民不仅要按时按量向国家缴纳粮食，还必须有限度地支配自己的劳动产品。这些政策的实施直接导致了农民在整个社会发展中长时间处于相对贫困的状态中。《人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展开，“乡下人天生就应该在城里人面前低人一等”这种强烈的等级观念、城乡差异在小说中被大大强化。
“相比于一般悲剧作品，《人生》具有更加厚重的悲剧色彩，其所呈现的爱情心理的冲突、乡邦文化的冲突、作家的精神冲突，都是具有深长的历史意味的冲突，不可能在短期内消解，矛盾与矛盾冲突的所在，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人们前行的不息动力，督促人们去解决矛盾，实现追求的目标。”[1]
一、爱情心理的冲突。在高加林的爱情选择的背后，埋藏着门第观念的冲突。高加林和刘巧珍恋爱，高加林没有门第差别的担忧，但和黄亚萍恋爱，高加林首先发问的就是：“你父亲肯定不会接受我！他们要门当户对的！我一个老百姓的儿子，会辱没他们的尊严！”高加林的发问确实很有道理，因为在中国这个有着悠久等级观念的社会里，婚姻同样打上了等级的烙印，而高加林不惜以道德背叛的代价与巧珍分手，目的只有一个，告别那块土地，做一个真正的城市人。
二、乡邦文化冲突。在中国的乡村文化中，有三种力量最具影响，掌有行政权权的阔人、掌有经济权的富人和掌有话语权经验的老人。首先是高加林和高明楼之间的冲突，表面上看，他们之间的冲突是因为高明楼玩弄权力、占夺了高加林民办教师的位置而引起的。但其实不是，高加林和高明楼属于两个不同的阶层，高明楼是村里的权力阶层，而高加林是村里的草根阶层。其次是高加林和顺德老汉的冲突，这是新一辈和老一代之间的冲突，高加林向往城市文明，守地意识薄弱，而顺德老汉守地意识强烈。他们之间的冲突，从根本上说是现代文化观念与传统的农民乡土观念的冲突。最后是高加林和刘立本的冲突。刘立本的商人身份决定了他在高家村有一定的身份地位，他通过投机取巧实现了发家致富的目标。高加林鄙视刘立
本，缘于知识分子的清高，这也是历史惯性作用的体现，中国的知识分子历来耻言商业金钱，看重官宦仕途。
三、作家精神冲突。“农村与城市、乡土情结与现代意识、道德与历史、奋斗精神与自虐倾向，正是作家意识到这种两两相对的二律背反，一步步把自己推向内心裂变的极致。”阅读《人生》，我的能感受到作家强烈的乡土情结，而在这种情结的背后，毋庸置疑的是因袭的守旧观念、封闭的小农思想和被动的保守惰性，以“只有扎根乡土才能活人”作为人生经验和生活哲学的前提，不得不说是一种极其僵化的思维。其次，《人生》也显示了路遥在心理层面的复杂矛盾。一方面，作家站在维护者的立场上，对作品主人公进行了鲜明批评。另一方面，就作品的情节来看，作者借助高加林的行动却又是在消解这种意识形态话语的。作家精神的坐标陷入了自我迷失的状态，路遥到底不能回答为什么社会主义体制的利剑砍下了高家明，而没有砍下屡屡以权谋私、阻挠农村改革的高明楼？为什么城市人比农村人享受更多的优惠政策和福利？为什么我们的社会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当代青年的发展问题？
“有研究者曾经指出:浓郁的悲剧审美意识，是路遥作为艺术家的一大优势。表现在小说的创作中，路遥自觉地把这种意识贯穿在了小说的情节设计、人物塑造、结构安排等各个环节，以达到强烈悲剧感的艺术效果。”[2]正如陈思广所说“路遥的艺术关切点不在于表现心灵的选择和灵魂的搏战上，而在于揭示外在环境的压迫对个体生存和发展的制约，物质条件的匮乏对人格精神的追求和发展的限制。”并通过这些悲剧引发了对社会问题的反思和对人的关注。《人生》不仅为那些在困境中奋斗的年轻人指明了方向，对于科学的审视乡土观念、正确的处理城乡关系也做出了重要贡献，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xz.cn/8127c908dd80d4d8d15abe23482fb4daa58d1dd0.html
2023-04-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