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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泛标签化”到”污名化”
“污名化”是一个群体将人性的低劣强加在另一个群体之上并加以维持的过程1。污名化反映了两个社会群体之间一种单向“命名”的权力关系，它体现为群体特性与另一群体加诸于该群体之上的刻板印象之间的一种特殊关系。
污名化呈现为一个动态的过程，它是将群体的偏向负面的特征刻板印象化，并由此掩盖其他特征。在这个过程中，处于强势且不具污名的一方最常采用的一种策略，即“贴标签”。“贴标签”是污名化过程中的重要策略，而大众媒介是传播这类标签并使之合法化的一种主要的制度化根源，特别是它们经常对那些行为不符合主流社会规范与价值的群体进行刻板印象式的报导2。
“污名化”与“泛标签化”的逻辑如出一辙，在”泛标签化“过程中，媒体强加给其他群体的特征，必然是对自己无害而对该群体无益的，所以“污名化”是“泛标签化”的一种必然结果。
农民工“污名化”情况概述
在1月份山西《新生代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报告》。《报告》透露，该省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数渴望城市生活，但长久定居城市的较少，最怕身份歧视。
这种渴望归属感、感觉受到了歧视，是农民工群体缺乏社会归属感得表现。这种现象城市社会对外来人口的自然恐惧以及一直以来城市媒体对农民工形象污名化、对刻板印象加深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我国，由于刻板印象的标签引发的媒体对农民工的污名化过程十分普遍。
媒体作为社会的守望者，在农民工形象构建与再现的过程中掌握着强大的话语权，媒体的再现不但影响着大众对与农民工形象的认知，同时也影响着农民工群体的自我定义，很可能成为指引农民工群体意识和行为的重要参考。形成“污名”的恶性循环，这在下文中会再度提到。
下文将以“农民工”在媒体中的呈现为例，解释媒体“污名化”这一群体的表现。
第一、 “农民工”称谓上的刻板成见。
“农民工”是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我过经济体制转轨、社会结构转型而出现并被逐渐接受的一个词语。大众对其的刻板印象，从“农民工”这一称谓就可见一斑，他们具有农民和工人的双重身份，处在城乡两种体系的夹缝边缘，是游离与城乡之间的“边缘人”。
首先，关于“农民工”这一称谓的“农民属性”。与其相关的概念有以下几种：民工、流民、新民工、外来务工人员、新工人、新市民。大众媒体对这些称谓的提及次数决定了受众对这一群体称谓的选择。
表一《新民晚报》2003年至2009年1月1日—3月31日关于农民工称谓的文章篇数。
外来务工人员 民工 农民工
2003 12 140 12
2004 28 157 31
2005 38 215 70
2006 42 135 53
2007 36 204 146
2008 52 220 178
2009 31 239 203
数据引自《从上海纸媒报道看媒体对农民工的误读》；尤游、张静；《传媒调查》
通过表格可以看出，“外来务工人员”这个相对中性的词语的出现次数远远少于“民工”、“农民工”，近两年甚至下降的趋势。“民工”、“农民工”表现其农村户口属性的称谓次数呈明显上升趋势，这种“命名”已经成型，媒体以及民众已经不再考虑这其中可能涉及的歧视偏向。
其次，是关于“工人”的身份属性。大众媒介对农民工工人身份的合法性界定模糊，给受众留下了“农民工=临时工=非正式员工”这样错误的标签概念。例如《工人日报》2010年09月14日 07版的报道：《农民工“转变”进行时》中，该报道以农民工史晋文等人通过刻苦学习知识、学技术，或者成为技术骨干，“从一名合同工到正式矿工，在煤层深处完成了自己人生的华丽转身。”该报道中所说的农民工是与用人单位签订了劳动合同的合同制工人（简称合同工），根据《劳动法》，企业的合同工都是企业的正式员工，只是合同期限的长短不同而已，在身份性质上没有区别。既然与企业签订了劳动合同的农民工已经是正式员工，又何来“华丽转身”一说呢？《工人日报》是全国总工会的机关报，尚犯这种低级的法律错误，是因为无论是受众还是大众媒体，都将“二等公民”这一的刻板成见加到于“农民工”这一群体标签上。
媒体中经常将“农民工、临时工、合同工、非正式员工”等表述混用，将“农民工”划出到“正式员工”概念之外，这种报道屡见不鲜。再如这一条网络新闻：《中建五局启动安全生产月活动 农民工和正式工同台竞赛》，报道的是一次劳动竞赛，文中多次出现“员工、农民工共计120人”、“农民工与正式职工同吃同住”等将员工与农民工分为两个群体的表述。更引人注目的是，这篇报道正文并未把农民工的表现作为重点，却将其作为标题，有将“农民工”作为噱头“夺眼球”的嫌疑。
随着60后、70后农民工的逐渐老去，80后、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粉墨登场，成为企业用工主体，新生代民工的受教育程度和职业期望值更高、融入城市的意愿更强、消费观念更为开放、对自身权益的维护更加注重，但是仍陷身份歧视的困境。
第二，民工形象的塑造的“污名化”
城市居民对外来打工人员群体偏见的是长期以来城乡二元结构下城乡差别、贫富差距所形成的差异巨大的价值观、文化水平、身份地位等基础上形成的，但是大众媒介对农民工片面的报道，进一步促成了这种不满。受众通过都市媒体认知的农民工形象，那种勤劳、坚韧的品行所见不多。社会学家孙立平指出，“在我国城市中，对农民工污名化过程相当普遍地存在，肮脏、随地吐痰、偷盗、不礼貌、不文明等，似乎天然正当地加在农民工身上。”
从2003年开始，媒体已经有意识的站在一个中立的立场再现农民工，但是还是会通过新闻报道对农民工群体实施隐性的贬损，强加给农民工群体不该有的标签，加深了人们对农民工的刻板印象。在2003-2004年“天价葡萄”和“馋嘴民工”事件中，报道突出的是葡萄的“天价”与民工的“愚昧”，一面倒的以葡萄的高科技强调农民工的愚昧，又将”馋嘴“这样一个特征加到农民工群体印象当中。随着葡萄的定价从40万跌落到378元，媒介的舆论导向有着戏剧性的变化。通过这一案例，以及08、09年报道中出现的“跳楼秀”、“跳桥秀”，“泛标签化“的“污名”并没有太大改观，明显的歧视与误解仍然存在，农民工“含辛茹苦的外来者”“愚昧落后”的形象并未有很大好转。
媒体对与“农民工”这一形象的塑造的时候，报道涉及的对象以区域性和全体农民工为主，这就更巩固了“农民工”的群体污名。
表二:《新民晚报》2009年一月、二月、三月内关于“农民工”部分的报道个数。原文作者选择这三个月是由于这三个月关于农民工的各方面报道最集中。
政策措施 就业 教育
社会问题 农民工带欠、讨薪 春运
来的问题 1
1
7
6
1月 8 5 3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xz.cn/8089ee3817791711cc7931b765ce050876327598.html
2023-01-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