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抗战时期的武汉大学西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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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抗战时期的武汉大学西迁

作者：王 园

来源：《现代经济信息》 2018年第20期



王 园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

摘要：抗战时期，为保存中国文化的血脉，大批高校陆续内迁。武汉大学在抗战爆发后迁往四川乐山，并在乐山办学达八年之久。武汉大学西迁办学，虽历尽艰辛，但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也留下了许多动人心弦的故事。

关键词：武汉大学；西迁；乐山

中图分类号：K244???文献识别码：A???文章编号： 1001-828X(2018)030-0382-02

1937 年 7 月 7 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抗日战争正式开始。抗战的爆发，使得中华民族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中国的高等教育也备受牵连，大片校舍被毁，财力物力损失惨重。为保存我国的高等教育实力，国民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将许多高校迁至云南、四川、贵州等地，以寻求高等教育发展的新出口。作为中部地区著名的高等学府，武汉大学在抗战期间曾迁往四川乐山，在那里办学达8 年之久，期间历尽艰辛，取得了诸多成就，留下了许多动人心弦的故事。直到今天， “乐山精神”仍将武汉大学和乐山地区的教育联系在一起，继续谱写出动人的新乐章。

一、西迁的原因

( 一 ) 日本对中华民族的侵略

抗战爆发之始，日本就把矛头指向中国的高等教育，力图削弱中华民族的根基。教育部

1939 年的统计结果显示，至 1938 年底，国内各大学的图书设备和仪器均遭受不同程度的破坏，损失过半。在抗战之前，全国共有 108 所专科以上的学校，抗战开始一年半以来，有 14 所学校遭受重创，18 所学校难以继续正常教学活动，73所学校被迫转移。作为中部地区最大的经济中心和当时领导全国抗战的中心，南京沦陷后，武汉成为日军下一个进攻的重点。1938年 1 月至 8 月，日军对武汉进行多次空袭。日本的侵略和破坏，使我国大片国土沦丧，大学教学活动无法正常展开，这是我国高校内迁的最直接原因。

( 二 ) 国民政府的政策措施

抗日战争的爆发，给了国民政府一记重锤，使其深刻认识到，教育与民族命运息息相关，高等教育更是一个国家的根基。国民政府因此制定了《非常时期各大学生安置办法》 、 《战事发生前后教育部对各级学校之措置总说明》等相关法令，全面实行教育大内迁。与此同时，为了保证战时高等教育的正常进行，国民政府还出台了诸多政策，这些政策主要有：

1. 战时当作平时看的办学方针：蒋介石在 1939 年召开的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上正式提出这一方针。该方针强调了维持正规教育的重要性 , 代表了当时社会大部分人的愿望 , 符合国家民族的长远利益，在当时具有非常重要的进步意义。

2. 招生政策： 1937 年实行联合招生； 1938 年实行统一招生，教育部更是在《国立各院校统一招生办法大纲》中明确提出 , 除上海之外，各所国立大学和独立学院的一年级新生，都需要经教育部统一招生考试并且录取后，再将名额分给各所高校； 1940 年统一招生范围扩大； 1941 年实行分区联合招生； 1943 年各公立高校可在四种招生方法 ( 单独招生、联合招生、


委托招生、成绩审查 ) 中选取一种进行招生工作，之后又有变化。国民政府在各个阶段都有相应的招生政策予以指导，客观上保证了当时高等教育的有序化管理。

3. 统一管理高校课程设置： 1938 年 9 月 9 日，教育部召开抗战时期的第一次大学课程会议，会议公布了《文、理、法三学院共同科目表》 ，从而规范了文、理、法三学院的课程设置。1938 年 10月，对于农、工、商等学系的必修课程表，国民政府又做出了明确规定。至此，国民政府教育部对高校课程设置的统一管理已全部实现。

二、西迁的过程和办学活动

( 一 ) 西迁过程

在抗战即将爆发之时，武汉大学被迫中止了珞珈山新校舍的后续工程建设，之后校务委员会迅速作出了西迁乐山的决定。之所以选取乐山为校址，是因为当地还没有一所专科以上的学校，而乐山交通便利，资源丰富，非常适合做研究，同时地处敌后方，可以安心办学。1938 年 2 月 3 日，校长王星拱致函四川省政府，请求四川省政府直拨嘉定 ( 即今乐山 ) 的文庙、崇圣祠、三清观、九峰书院、华新丝厂、凤翔丝厂、大佛寺和乌尤寺等处为武汉大学嘉定校区之校址。教育部于 1938 年 2 月 24 日给予批准，同年 3 月 31 日，四川省政府也给予回复，全力支持武汉大学西迁乐山。1938 年 4 月29 日，武大复课，复课之初，校名暂定为“国立武汉大学嘉定分部” 。同年 7 月，校长王星拱将学校正式命名为“国立武汉大学” 。文学院、图书馆以及法学院设在文庙，理学院位于李公祠，工学院则定在三育学校。

( 二 ) 艰难办学

从学校的机构设置来看，当时的武汉大学共设三处一室，即教务处、训导处、总务处和会计室。学校共有 4 院 ( 文学院、法学院、理学院、工学院 )、15 系、4 研究所、1 科 ( 机械专修科 )，其中大部分院系在武昌珞珈山时已经设立，而后来的矿冶系设于1938 年、机械专修科设于 1939 年、文科和立刻研究所设于 1942年。抗战时期，学校经费由教育部批准，由财政部统一发放。然而，随着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的日益严重，学校出现了严重的财政困难，广大师生节衣缩食，即便如此，生活依旧十分困顿。学校还受到敌军的轰炸，最严重的当属“八一九空袭” 。1939 年 8 月 19日，日寇出动 36 架飞机，对乐山地区进行疯狂轰炸，学校龙神祠第二宿舍全被炸毁，学生、教员及其家属惨死在日寇炸弹之下，损失财产约 10 万元。即使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下，广大师生仍然齐心协力、不畏艰险，严格要求自己，潜心学习，通过高质量的课堂来鼓舞学生。学校后来通过兴建校办工厂等方法，不仅解决了毕业生的实习问题，也承担了部分生产任务，扩充了办学经费的来源。

( 三 ) 办学成效

首先，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人才，取得了傲人的学术成果。从1938 年到 1946 年，先后在武大就读的学生有 2767 人，其中正式毕业的有 1974 人。后来，许多人在其工作领域取得了很高成就，其中，有两院院士柯俊、彭少逸、张致一等，海外杰出校友赵耀东、黄孝宗等，还有著名的西方经济学家刘涤源、水利学家张瑞瑾等。当时，在国际著名期刊《Nature》 、 《Science》上，学校曾以“国立武汉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发表了 4 篇科研论文，加上抗战前后发表的 4 篇，共有 8 篇。这些大师水平的论文的发表，为武汉大学赢得了巨大的声誉。抗战时期，国立武汉大学与国立中央大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国立浙江大学并称为“四大名校” 。其次，研究生教育居于全国前列。从 1935 年武大开始招收第一届研究生，到 1945 年共招收 76 名研究生，这在当时居于全国前列。到 1947年，学校已经拥有了 8 所研究所，研究生教育呈现明显的成熟性和规范性，同时带有明显的国外教育模式，这与当时很多教授都有留学背景是分不开的。




三、西迁的历史意义

作为中国抗战时期高校内迁史的一部分，武汉地区的高校迁移在全国具有举足轻重的价值，它使中部地区的教育精华得以保存。同时，武大西迁乐山对当地的教育和人才培养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第一，这是在战时特殊条件下进行的一次大学文化艰苦卓绝的长征，保存了我国高等教育的根基。武大西迁，不仅保留了原有师资力量，也巩固了学科建设，规模无减反增。乐山时期的武汉大学可以说是精英荟萃，广大师生以无比坚毅的精神书写了武大校史上光辉又灿烂的一页，为后人树立了榜样，阐释了“明诚弘毅”的校训精神，不仅做到了育人为本，而且实现了教育救国、研究实学和造福乡邦的社会责任。

第二，对周边地区的知识人才培养做出了重要贡献，改变了当地落后的教育面貌。武大于 1938 年春迁往乐山后，乐山籍的学生数量逐年增加，至 1946 年已有三十余名乐山籍学生进入武汉大学学习。1939 年，学校成立了社会教育推行委员会，开展以教师为主题的学术演讲，举办学术展览，开办短训学校等。为普及科学知识，校务委员会公推教授高尚荫，马师亮等将仪器、图书及一切符合当地社会需要的各种材料进行展览，内容包括通信、物理以及化学等领域。短训学校也颇受欢迎，除此之外，还举办了妇女识字班，民众法律咨询活动等。师生的社会服务活动，一方面对当地民众进行了文化启蒙和劳动技能培养，另一方面将教学与科研结合起来，帮助师生们将所学知识应用起来，促进了理论和实践的统一。

第三， “乐山精神”的传承。 “自强、弘毅、求是、拓新”是武汉大学当今的校训，也是对乐山八年办学精神的延续。八年的乐山岁月，武大师生与当地民众齐心协力，共度艰难。顾海良校长认为， “乐山精神”是一种教育报国、不畏牺牲、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兼容并包、严谨求实，造福乡邦的精神。近些年，在武大的全力支持下，乐山师范学院在各个方面均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乐山的教育事业呈现出蒸蒸日上的全新面貌。随着两地之间交流合作的进一步加深，必将不断开启新时代高等教育对口支援的崭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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