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辟精审之作——《目录学发微》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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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辟精审之作——《目录学发微》随笔

作者：刘 祎

来源：《河南图书馆学刊》 2016年第5期



刘祎

（复旦大学历史系，上海200433）

关键词：目录学；余嘉锡；六分法；四分法

摘要：目录学的根本意义在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在此思想指导下，《目录学发微》对目录学的发展源流各种体制的利弊得失、历代书目的类例沿革都做了详尽的探讨。

中图分类号：G25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1588(2016)05-0139-02

最初知道《目录学发微》这本书，还是读大一时，老师在一堂课上提到的。近日因学业需要笔者又认真通读了一遍，薄薄的153页，第一眼看上去对初学者不是很亲和，在阅读时也要一字一句，全神贯注，稍有走神，就要从头再来。笔者只好一字一句地慢慢看，摘录字句，重新品味。读罢一遍，才知此书的初衷为大学的讲义，于目录学的意义功用、体制架构、变化沿革均有详述，现权作一读后感，以表敬意。

1余嘉锡及其目录学著作

余嘉锡（1884—1955），目录学家、语言文字专家，常德人，清末举人，任吏部文选司主事。1927年后在辅仁大学、北京大学等多所大学任教，主证目录学。1931年，余嘉锡任辅仁大学教授兼国文系主任，1942年兼辅仁大学文学院院长。1949年10月，任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委员，其著作有《目录学发微》《古书通例》《四库提要辨证》《世说新语笺疏》和《余嘉锡论学杂著》等。

余嘉锡在《目录学发微》一书中归纳此时目录分类由“七”至“四”，有赖于书写载体的变化与书籍的增加，或换言之，前者的重要性大于后者。

2目录学从“六分法”到“四分法”的演变

2.1目录学的起源及汉初校书工作

早期的书写载体为竹简，或直接以其本身作为文献（此即卦象），后者也被视作目录的摇篮之一。《周易》有《序卦传》以六十四卦的排列而企图让读者明白该书的篇第次序，盖与刘向“条其篇目，撮其旨意”略同。但竹简过重，乃以帛书次第代之，而这也成了牛弘所言第三次书厄的隐患之一，在此不赘述。

汉初改秦之败，徧收坟籍，高祖乃命萧何收集兵书，加之萧何本身更重兵法二家，因而大开兵书之路。汉志《兵书略》云张良及韩信序次兵法，则校书的工作，从汉高祖就开始存在；而《七录序》、隋志、《玉海》等皆认为校书之职自刘向始，却没有提到萧何等人的事迹，可谓遗憾。

2.2刘向、刘歆与《别录》《七略》


2.2.1《别录》《七略》与“六分法”。刘向始领校书，作《别录》，部次群书类例；刘歆为完成父亲未竟的事业，领成帝旨，召各部方家校书，是成六类，加之刘向《辑略》，遂成为我们今日看到汉志的主体部分。《七略》除《辑略》外，分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因此，《七略》之七分实际上是六分：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而“辑略”则是群书总要；《七略》本身也为汉志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目录系统，即“辑略”为全志的叙录，六略则构成了每个部次的小序。

2.2.2“六分法”成因探究。而之所以群分六部，原因盖有以下：其一，书之有部次，犹军之有师旅，平均和整齐，是历代目录分类的追求。《七志》载郑默《中经》为十六卷，每部四卷，而至隋志，仅载十四卷，盖期间亡佚两卷。书卷的多寡，对于书部的分类有重要的影响。《论衡》云：“六略之书，万三千篇”，其中又分《六艺》九种、《诸子》十种、《诗赋》五种、《兵书》四种、《术数》六种、《方技》四种。庞大的书目数量，只能依靠相应的分类来维持它们的排列秩序，因此，每个分类下属的书目数量需要大致相同。其二，校书的分职也是《七略》部次分配的一大影响因素。刘向、刘歆领校，下设六总校，分别令该领域官员各用其所长，任宏、尹咸、李柱国等分校兵书、术数、方技。此三类，后世称为“博物之学”，都是贯穿于百姓日常乃至军国命运的知识。它们并非儒生所擅长，而要依靠有深厚功底的专人来传承。这三类知识，在战国时颇为盛行，因而诞生大量篇籍，是故独列三部。

2.3郑默与《中经簿》

东汉末，郑默始制《中经簿》，晋武帝太康二年，不准盗冢得古文竹书；付之秘书，于是荀勖更《中经》为新簿，同时，变七略为四部。这是目录的一大变动，这部书的“甲乙丙丁”部次遂成为后世经史子集的原型。期间，虽然发生过反复，如王俭《七志》、许善心《七林》等著述的出现，但总的趋势仍是从六分到四分。

刘祎：透辟精审之作

2.4官修目录的兴盛及修书机构的变化

2.4.1官修目录的兴盛。这里需要提一下这一时期的书目情况。自《七略》至《中经》，期间经历二百五十多年，“无一部官修目录出现”［1］。而从《中经》开始，直至隋志，所著官修目录即超过十八种，达到了前所未见的盛况。官修目录即有荀勖《中经新簿》、李充《晋元帝书目》、邱渊之《义熙以来新集目录》、谢灵运《四部书目录》、殷淳《四部书目》、王俭《今书七志》、任昉与殷钧《秘阁四部书》、刘峻与邱宾卿《正御及术数目录书》、阮孝绪《七录》等；梁朝二君，性好聚书，武帝之时，“四境之内，家有文史”（隋志）；据颜之推《观我生赋》自注，至周师入郢时，梁元帝共焚书十万余卷。南朝上下之敦悦诗书，于此可见一斑。

2.4.2修书机构的变化。此时的修书机构也发生了变化：刘向时为个人领旨校书，而至南朝，秘书监作为一个独立的机构开始出现。上文提到荀勖等人，皆是秘书监或秘书丞，领著作及国史。自《皇览》之后，南朝士人“靡不延揽文学，抄撰众籍”［2］，争以博识为尊，这一潮流与南朝皇室确立正统、搜集经籍互相助推，促成了南朝对书籍的重视及其繁盛。［3］

2.5“四部书目”的形成

这一时期，纸开始广泛运用，私人抄书修书的风气，与新式载体——巾箱本也由此兴起，后者类似于我们今日所见到的口袋书、文库本；史书、杂传随着士人的正统观与求知欲愈来愈多，谱状、起居注开始出现。目录的构成开始发生了变化：原先六分法中的诸子略变得庞大而冗杂；新的谶纬、术数层出不穷，而原先盛行的九流却有所衰退；佛法、道家和方技的融合促成了更多新著诞生；南朝诸君右文，致使诗赋兴盛。在这一背景下，春秋中的正史、旧事、杂


事被分离出来，独立一部；六艺基本维持不变，大部分转入甲部；兵书、术数、方技被转入子部；诗赋变为集部。其中虽发生过一些分类的误差，如《皇览》被分入丙部、汲冢书被分入丁部等，但此后多作调整，形成了我们如今见到的四部书目。

3结语

以上为汉唐间从六分到四分的转变。在汉唐这一时间段内，《目录学发微》做了非常详细的考索，几乎穷尽了作者所能利用的一切史料。但该书似乎仍有未竟之感，原因在于它的末尾缺乏系统的总结，并且对当时的北朝书籍目录和私人目录的撰写情况也没有更详细的介绍。因此，《目录学发微》是目录学的系统读物，但并非入门的读物，需要我们反复阅读、品味，才能明白余嘉锡的用意，乃至“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本身。

参考文献：

［1］唐明元.魏晋南北朝目录学研究［M］.成都：巴蜀书社，2009：12.

［2］张涤华.类书流别［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24.

［3］胡宝国.知识至上的南朝学风［J］.文史，2009(4).

（编校：崔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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