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传记学中的斯大林(郑剑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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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曾发表在《博览群书》2012年第7期。题目为：心理传记学中的斯大林



英雄认同与历史事件——评《作为革命者的斯大林（1879-1929）》



郑剑虹

（湛江师范学院 心理学系）



从心理传记学的发展史来看，对政治人物进行心理传记学研究一直是一个热点领域，从第一本心理传记学著作诞生的上世纪10年代开始，不断有这方面的研究论著出版，如对林肯、拿破仑、英王乔治三世、希特勒等的研究。50年代，两位乔治（George,A.L., & George, J. L.）对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的研究是政治心理传记学（political psychobiography）在方法学上的一个革新，形成了心理传记学的一种新的诠释取向——连贯整体式（coherent-whole）取向，即试图在个人行为的众多分歧资料中，找到一个统一体（如一个人在各个不同时期重复出现的行为模式）进行诠释。此后，出现了较多该领域的著作。而塔克（Tucker）1973年完成的《作为革命者的斯大林（1879-1929）——一项历史与人格的研究》则是其中的一部重要著作。

塔克在该书中，论述和剖析了斯大林的人格发展以及他如何获得最高权位，并最终赢得苏共对他成为列宁继承人的承认。作者以英雄崇拜、英雄认同、成为英雄作为贯穿整本书的分析主线来阐述和回答上述两个主题。这个英雄就是列宁。这就是为何在开篇中，除第一章介绍俄罗斯的历史文化和时代背景外，接下来的一章讲的是列宁而非斯大林的原因。阐述列宁的生命史和人格，目的也是为了后续论述斯大林的人格及政治发展做铺垫和参照。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该书具有比较心理传记学（comparative psychobiography）的一些特点和性质。

象绝大多数心理传记学著作一样，对传主早期经历的论述是必不可少的。作者采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分析了童年时期斯大林与父母的关系及对其人格发展的影响。塔克认为童年时的斯大林与其母关系密切，是母亲的宠儿，却与父亲关系紧张。因此，他有一种强烈的恋母情结，对父亲则是反感和憎恨。这种对双亲的不同情感对他性格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作者认为母亲对斯大林全


身心的爱和理想化的期望是其产生征服者的感觉、成功的信心以及自我理想化的源泉；父亲经常醉酒而对母亲和他的暴打则是其报复心、冷酷和坚强人格的成因。

1888年，9岁的斯大林进入了学校学习，一部叫做《弑父者》的小说给他留下了特别深刻而持久的印象。小说中的主人公柯巴成了他第一个英雄认同和崇拜的对象。在以后的很长时间他都以这个小说中虚构的英雄人物作为自己的名字。青少年时期在格鲁吉亚梯弗利斯神学院学习的斯大林发现了一个极具吸引力的坚强革命者——克茨霍韦利，这是他第二个认同和崇拜的现实英雄。1899年斯大林因制造麻烦和反叛的态度被神学院退学，在这个时期，他知道了列宁。1903年，他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时，“通过通信”第一次接触到了列宁。此后，列宁成了他一生认同、崇拜的革命偶像。虽然在后来与列宁共事的过程中有过一些冲突和矛盾，但作者认为，在内心深处斯大林是真实地尊崇列宁为自己的导师和领袖的。这种在心理和行为上对列宁的认同和崇拜正是他能够获得最高统治地位，并最终成为列宁继承人的主要原因。

作为一本成功的政治心理传记学著作，该书有以下两个特点： 1、克服了传统心理传记学的缺陷

传统心理传记学对传主的人格与历史行为往往采用因果式的诠释取向，即将成年的人格与行为归于童年经历的影响，并做唯一的解释，且将传主病例化。塔克对斯大林的心理传记研究很好地克服了这个缺陷。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指出的，“在谈到斯大林‘专横的性格’时，我在脑海中确实没有那种假定的心理综合症观念，这种观念认为病症会在早年显露出来并在以后作为一个常量发挥作用。”作者认为，斯大林人格和政治的发展有其童年亲子关系的根源，但这并非唯一的影响因素。虽然作者在后期的著作以及谈话中，提到斯大林的偏执型人格问题，但在本书中，作者对斯大林粗暴、好胜、冷酷、多疑、报复心、自我中心、口是心非等人格特征的分析，并未将其做为一种病态人格来看待。病例化倾向是心理传记学研究广受诟病的一个主要原因（这与当时心理传记学的理论研究缺位有关）。在上世纪70年代精神分析心理传记学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情境下，塔克对斯大林的研究能避免这种弊病是十分难得的。

2、采用交互作用的观点来诠释历史行为和历史事件

对斯大林的崛起和后来的专制，作者并不是仅从传主的人格这个单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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