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诗人聂夷诗歌的艺术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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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诗人聂夷诗歌的艺术特征



聂夷中(837—?)，字坦之，河南中都(沁阳)人，晚唐时著名的现实主义诗人。其出身贫寒，备尝艰辛。咸通十二年(871)中进士。由于时局动乱，他在长安滞留很久，才补得华阴尉。到任时，除琴书外，身无他物。[1]聂夷中的诗作，风格冷峻而内容深刻，在晚唐颓靡的诗风中独树一帜。然历来人们多专注其诗歌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深刻丰富的思想内容，赞美其刺时讽世时所表现出来的锋芒毕露的斗争精神，对其诗歌的艺术特色等往往是一笔带过，或言之不详。实际上，聂夷中的诗歌既有着丰富深刻的思想内容，也有极其鲜明的艺术特征，使得其内容与形式达到了完美的统一。鉴于此，笔者拟就聂夷中诗歌的鲜明艺术特征作一粗浅研究，以就教于专家。

一、常采用直言叙事的春秋笔法

诗人继承和发扬了诗经、汉乐府、魏晋以来的现实主义创作传统和精神，以反映社会现实、关心民众疾苦、刺时讽世为其创作的主题。辛文房《唐才子传》云:“性俭，盖奋身草泽，备尝辛楚，卒多伤俗悯时之举，哀稼穑之艰难。适值险阻，进退维谷，才足而命屯，含蓄讽刺。亦有谓。古乐府尤得体，皆警醒之辞，裨补政治，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正国风之义也。”[2]因着诗人耿直刚毅的性格特征，故在反映社会现实等方面，诗人常采用赋之铺陈直叙的表现手法。《闻人说海北事有感》云:“故乡归路隔高雷，见说年来事可哀。村落日中眠虎豹，田园雨后长篙莱。海隅久已无春色，地底真成有劫灰。荆棘满山行不得，不知当日是谁栽。”诗人生逢晚唐动乱年代，其时帝王昏庸，内则宦官专权，外则藩镇骄横，统治者日益腐朽，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阶级矛盾异常尖锐。此诗通过赋之铺陈直叙的笔法，形象地再现了当时统治者横征暴敛，使得豺狼当道、田园荒芜，黎民百姓流离失所的凄惨生活图景，读之令人留下深刻而难忘的印象。其《住京寄同志》云:“有京如在道，日日先鸡起。不离十二街，日行一百里。役役大块上，周朝复秦市。贵贱与贤愚，古今同一轨。白兔落天西，赤鸦飞海底。一日复一日，日日无终始。自嫌性如石，不达荣辱理。试问九十翁，吾今尚如此。”诗人采用的藏褒贬于叙事的艺术手法，正与以往史传所采用的春秋手法相同，或者说受其影响，在对社会现实作反映时，作者常采用白描的写作方式，既使得意旨含而不露，又增添了作品的含蓄之美。显然，此诗即用白描手法来记述自己因应举赴考而困守京城长安时之一贫如洗、寄人篱下、四处流浪的窘困生活处境。尽管读着令人心酸落泪，但诗中却无一字的议论与抒情，使得作者的强烈感情深藏不露，更有着含蓄蕴藉的诗意之美。其《古兴》云:“片玉一尘轻，粒粟山丘重。唐虞贵民食，只是勤播种。前圣后圣同，今人古人共。一岁如苦饥，金玉何所用。”此诗表现了诗人重粟轻玉的民本思想。诗人认为，任何时代都要把农业生产放在重要而突出的位置，不可掉以轻心。这是因为粮食生产是关系到社会稳定、国家安危的重要基础，是民众生活的头等大事。反映了诗人的政治远见与卓识。全诗用通俗易懂的老妪能解的家常话来表现如此重大而深刻的社会主题，言简意赅，但却振聋发聩，使人警醒。诚如《唐才子传》评曰:“警省之辞，裨补政治”，可谓精当至极，非大手笔难为之也。 二、多用比兴、寄托等艺术表现方式

诗人继承和发展了自“诗经”以来的比兴、寄托的艺术表现方式，使得其诗歌讽时刺世的讽喻不再那么的锋芒毕露与咄咄逼人，显得委婉而含蓄，从而使得诗歌的艺术性和感染力都


大为增强。《燕台二首》:“燕台累黄金，上欲招儒雅。贵得贤士来，更下于隗者。自然乐毅徒，趋风走天下。何必驰凤书，旁求向林野。”“燕台高百尺，燕灭台亦平。一种是亡国，犹得礼贤名。何似章华畔，空馀禾黍生。”面对当时朝野上下昏庸、腐败、混乱的局面，诗人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之一，就是更新吏治，大量招纳贤才。诗人通过燕昭王建黄金台来招纳天下贤才的历史典故，意在说明，只要皇上朝廷真心实意招揽人才，人才就会纷纷而来，根本用不着做如同建造黄金台这样的事而大肆宣传等表面文章，实际上是讽刺皇帝、朝廷通过所谓的科举制度来选拔人才的虚张声势和虚伪。本来讽刺是相当尖锐的，但通过咏史借古讽今，就使得原本对朝廷和官吏的锋芒毕露的揭露和批判，变得含蓄了，更使得诗歌的艺术性与感染力大为增强。《过比干墓》:“殷辛帝天下，厌为天下尊。乾纲既一断，贤愚无二门。佞是福身本，忠作丧己源。饿虎不食子，人无骨肉恩。日影不入地，下埋冤死魂。腐骨不为土，应作石木根。余来过此乡，下马吊此坟。静念君臣间，有道谁敢论。”诗人悼古而讽今，对当年忠贞爱国的人深切怀念与赞颂，揭露与批判了当时贤愚不分、忠奸不辨、是非颠倒、黑白混淆的黑暗腐败的社会现实，尤其是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最高统治者，“静念君臣间，有道谁敢论”，实际上是对当朝昏君的有力鞭挞与无情讽刺，同时也借比干这个历史人物表达了对历代被迫害致死、含冤九泉的爱国仁人志士的深深的敬意和崇拜之情。诗人还采用“离骚”借“香草美人”来抒怀言志的创作传统与写作技巧。如《杂怨》:“良人昨日去，明月又不圆。别时各有泪，零落青楼前。”此诗是用“美人”比喻广大士人不为社会与朝廷所赏识、重用的悲哀与凄苦。《空城雀》(一作孟郊诗):“一雀入官仓，所食能损几。所虑往复频，官仓乃害尔。鱼网不在天，鸟网不在水。饮啄要自然，何必空城里。”显然，诗人笔下的鸟雀是社会上人的比喻和象征，故其有多种象征意义在。其既可以作为像“仓中鼠”一类的“空城雀”一样，如社会底层的小官吏，虽每次盗吃粮食有限，然“所虑往复频”，积少成多，故“官仓乃害尔”;也可以是贫士或百姓，其居然来到本来就空无一物的空仓，尽管其所获无多，也遭到统治者的严刑峻法的迫害和打击。对其，诗人有善意的提醒与劝谏。其实诗人真正的矛头是指向昏庸的帝王与无能的朝官的，因为他们对危害社会最大的藩镇割据势力、宦官专权竟然畏惧害怕，以至于社会现实腐败而黑暗。 三、采用对比、烘托的艺术手法

运用对比、烘托的艺术手法，能使事物的原本属性等某一方面得以放大和凸显，使得所表现的内容更全面、更充分，反映的主题更加鲜明深刻。聂夷中的诗中常采用这种对比、烘托的表现手法。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是《公子家》(一作长安花，一作公子行):“种花满西园，花发青楼道。花下一禾生，去之为恶草。”富贵人家花费大量金钱用来植树、养花，为的是创造一个游玩与享乐的美好庭院环境，当发现花下有一株禾苗而妨碍花的生长或美观时，便把它当做恶草一样断然地除掉了。诗中既是对统治者“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以致出现视庄稼为恶草之笑话的辛辣嘲讽，更是对因贫富悬殊而形成的截然不同的阶级生活观、审美观以及由此引发的尖锐、激烈的阶级矛盾与蕴涵的社会动乱的危机深刻、无情的揭露，发人深思，显得言近旨远而又意味深长。故胡应麟《诗薮》云:“若语浅意深，语近意远，则最上一层，何得以此为嫌。”[3]堪称精当之论。再如《公子行二首》之二:“花树出墙头，花里谁家楼。一行书不读，身封万户侯。美人楼上歌，不是古凉州。”先通过“一行书不读，身封万户侯”的对比，道出了不学无术者竟然被封为万户侯，反之，那些有真才实学者则不受赏识与重用的社会现象;再通过“美人楼上歌，不是古凉州”的历史与现实对比，说明其古今皆然，也就暗示了封建社会腐朽没落、最后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最典型的是《咏田家》(一


作伤田家):“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只照逃亡屋。”二月时桑叶还未发芽，然当年的蚕丝赋税却要早早地缴纳了;五月禾苗正在抽穗，然官家却已逼迫农民们交纳还未长出的新粮了，通过这一对比，就揭露和抨击了“苛政猛于虎”的黑暗残酷的社会现实，并为下面的“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的形象对比作铺垫、张本，使得“剜肉补疮”形象的比喻、鲜明的对比更加凸显和深刻。其接着的“绮罗筵”与“逃亡屋”的对比、烘托，揭露出封建君王只看到达官贵人荒淫、腐朽的生活，而不顾民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凄苦生活处境，警告统治者贫富悬殊的社会现实中所掩藏着的尖锐而深刻的阶级矛盾以及由此孕育的受压迫者的激烈反抗和斗争。应该说，诗人这种“草蛇灰线”的艺术技巧是相当高妙的。有人认为“我愿”句把希望寄托在帝王身上而显得幻想成分浓了些而有所局限，这实在是皮相之见。胡震亨曾说:“晚季以五言古诗鸣者，曹邺、刘驾、聂夷中，于溃、邵渴、苏拯数家。其源似并出孟东野，洗剥到极净极真，不觉成此一体。初看殊难入，细玩亦各有意在。就中邺才颖较胜，夷中语尤关教化。”[4]聂夷中作为晚唐著名的现实主义诗人，刺时讽世是其诗歌创作的主题，故其诗歌不论是“多伤俗悯时之举，哀稼穑之艰难”，还是对统治者穷奢极欲生活的揭露与批判，都表现其尖锐深刻、犀利冷峻的艺术风格。因此，其诗歌既有着丰富而深刻的社会思想内容，也有着鲜明而独特的艺术特征，是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结合，为唐代诗歌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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