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琪教授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院长

【#文档大全网# 导语】以下是®文档大全网的小编为您整理的《汪琪教授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院长》，欢迎阅读！

變化中的傳播科技﹐變化中的傳媒教育：數位時代傳播教育的定位反思



數位科技是21世紀傳媒產業的關鍵詞，它正重塑媒體行業的運作環境，帶來媒介全球化﹐大匯流﹐產業協同等重大變革。

產業與教育息息相關，傳統傳播教育強調精細分工，電視新聞專業與報刊新聞專業有著明顯的壁壘；然而在新技術的輻射下，一成不變的專業界限已不再適應媒體匯流的趨勢，各地高校不得不反思傳播教育的定位，制訂更切實有效的改革方案。

最近，承蒙林護基金會的支持﹐浸會大學傳理學院邀請了包括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臺灣國立政治大學和北京大學等高校的資深傳播教育者聚首一堂，討論數位技術及媒體匯流在四地的概況和影響，以及四所傳播學院在教育理念和課程設計等方面的應對措施。

汪 琪教授：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院長

汪炳華教授：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傳播與信息學院院長 張寳芳教授：臺灣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新聞系教授 李 琨教授：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傳播學系主任

各地“媒體匯流”概況

汪炳華：關於媒體匯流，新加坡的情況比較有趣。學報紙新聞的畢業生會去電視臺工作，而學電視新聞的也會去報社工作。他們還兼做網絡記者，到头来才发现壓力太大，專注某一媒介的工作才是明智的。大家都說媒體匯流的已经時代到來，我們要培養能同時從事各個媒體工作的記者，但實踐證明，魚與熊掌不可兼得，各項媒體，你只能專注其一。因而，在我看來，媒體並未真正匯流，學生也許只應該專長于某种媒體技能的学习。

汪 琪：我想你剛剛提到的情況是因爲大家早被習慣所限制，這也是我們要培養新一代記者的原因一—讓他們從一開始就有機會接觸三四种媒介技術。哥倫比亞大學兩年前便開始訓練學生成爲報紙、廣播和網絡媒體多面手的项目，暫時還沒聽説會出現不能兼顧的問題。

汪炳華：訓練與實踐是兩回事。電視新聞記者與報社記者有不同的思考模式，前者較爲關注圖像，後者則較爲關注文字，新聞報道的緊迫性讓他們不能很好地同時兼顧圖像與文字。

李 琨：在中國大陸，媒體匯流更多的是報紙與網絡媒體、廣播電視與網絡媒體之間的結合，報紙與電視則很少會聯手。幾乎所有的報紙或者電視都有自己的在綫版本，而這也正是他們需要人才的地方。在綫版本的新聞基本上出自報紙或電視上的内容，只是設計（design）和編排（layout）有所改變。當然，網絡的空間也允許在綫版本比別的媒體報道更多的故事。

汪 琪：在香港，资深媒體者常建議我們盡量提高學生的語言能力、文化修養和社會科學知識水平等，但千萬不要太注重技巧訓練。因爲在工作中，技巧十分容易掌握，而語言、文化和社會科學知識則需要較長時間的積累。我注意到現在的教育潮流並不是要培養學生去從事某一具體行業，而是要為他們的整個人生事業（life career）打下堅實的基礎。

在我看來，媒介匯流並不能一蹴而就，也不是說所有媒體都將會整合在一起。它是一個漸進的過程。一位有綫電視的朋友曾經提到，他們公司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電視網，而已經成爲内容提供商（content provider），他們生産的資訊可以用在自己的電視網上，也可以在


重新包裝后置於其他終端渠道播放或者售賣給服務提供商（service provider）。觀衆既可以通過電視，也可以通過網絡欣賞他們的節目。

現今所有的媒體公司都同時擁有傳統媒體版本和在綫版本。然後通過收購、合併，以及各式各樣的聯盟，組建成爲一個大型的綜合（conglomerate）媒體。

此外，幾年前儅我還在臺灣的時候，採訪工作通常是以團隊為單位的，有人負責文字，有人負責圖片；而現在，手提攝像機越來越輕便，即使拍攝電視新聞也只需要一個記者便足夠。這些也許就是商業操作與專業實踐兩個層面上的媒體匯流。

各地傳播教育面對的挑戰

汪炳華：數位時代的傳播教育是一項昂貴的投資，今年我們花了大約120万美金置辦電視廣播設備。除此之外，由於新加坡地理位置和人口構成的特殊性，有時候學生培訓太超前的話反而會有毫無用武之地之惑。

曾經有位編輯跟我說，作爲記者，最重要的是對新聞故事及其編排心中有數，知道怎樣收集材料，怎樣把它們組織起來。

張寳芳：我認爲，在網絡社會，新聞傳播教育的重心正過渡到“新新聞主義”（new journalism）教育。所謂“新新聞主義”，就是你不再專注于某一特定的媒體，而是從一個較高的層次入手，教導學生如何觀察世界、衡量事物、收集材料和包裝信息。每一片信息都可以根據時間、地點等要素進行重組。對新聞專業的學生來説，組織資訊（information package）的能力是不可或缺的。我給本科生和研究生上新聞寫作課的時候，一再強調思考與組織信息的重要性。

汪炳華：的確，對信息進行編目（cataloging）是數位時代新聞學習必要的一環。

李 琨：新聞系的學生和媒體之間存在一個很大的供求差距。同等條件下，中國大陸媒體傾向招聘有經濟、法律等科目背景的學生。很多時候，這些媒體並不理解傳媒教育存在的意義。

從另一方面看，我覺得這個現象也未嘗不好。北大新聞與傳播學院大概有50%的畢業生會從事公關、廣告、媒介管理、人力資源管理等各种各樣的工作，證明我們的學生不但能做好新聞媒體工作，還能在各行各業發揮作用。

汪 琪：在香港也有類似的情況。曾經有位畢業生回來採訪我，本以爲她是新聞（journalism）專業的同學，一問之下才發現，她本科修讀的是電影電視系。學生頻繁轉換工作，專業根本不會完全“對口”。

李 琨：作爲教育工作者，我們經常感到進退兩難，不知該如何在專業技能培訓和獨立思考能力的培養之間取得平衡。北大學生對自己的就業前景期望很高，有本科生在一年級中期便投訴說：“我們受騙了，這些課程不能讓我們找到一份好工作！”的確，如果你只教導學生批判地看社會，卻不能讓他們找到一份好工作的話，必定感到非常内疚。我們對社會負有責任，十分希望學生工作以後會給現存媒體機制帶來創新乃至變革，但就業是非常現實的事情，專業技能被很多媒體招聘人員誇大並放置于首要地位。


四地高校的應對之道

汪炳華：爲此，南洋理工大學傳播與信息學院給一年級、二年級的學生提供廣泛的理論基礎。第三年開始主攻專業科目，並有6個月的實習期。

李 琨：北京大學每兩年一次檢討或者修改課程。我們本著“寬口徑”的原則，本科生直到大學第三年（内地大學為四年制）才確定專業。第一、第二年必修包括自然科學在内的各種課程，以求為學生打下一個廣泛的知識基礎，從而應對日新月異的人才需求變化。另外，新聞與傳播學院的學生一般會選擇同時修讀一個經濟或法律的專業（major），畢業的時候就能拿到雙學士學位，大大提高了競爭力。

張寳芳：在政大傳播學院，我們提供了三個不同的專業方向（tracks），學生可以修讀其中兩個。另一方面，臺灣的遠程教學很受學生歡迎。雖然它尚且還不能取代本土課堂，但能為學生提供淺嚐國外學習氛圍的環境。如果合作方是痲省理工、斯坦福等等的名校，學生會更樂意參加。現階段，國立政治大學和華盛頓、西雅圖的學校合辦了聯校學位（joint degree）項目，上課以遠程學習爲主，有半年或者九個月的時間可以到美國的學校修課。

汪 琪：浸會大學也在實行類似的項目。我們有三門課的教學可以在網絡上進行，不久前我們已經與內地有關方面簽訂了合約，就要開始這項教學實踐。

汪炳華：面對技術變革所帶來的各種挑戰，傳播與信息學院一方面強化國際鏈接（international links），與東亞、東南亞等國家和地區的傳媒教育加緊合作；另一方面利用策略鏈接（strategic links），尋求策略顧問，例如如亞洲媒體信息與傳播中心等專業團體的協助，力求保持在媒體研究與教育等各方面的地位。

張寳芳：總而言之，現在我們更關注的不應是科技，而是媒體傳播的内容。時代潮流不可逆轉，迎接數位時代的到來，我們必須實現數字化並超越數字化，把更多精力投放在傳播内容的構想與創新之上。

李 琨：我們正在培養未來的信息使用者（information users），或信息學者（information literates），他們必須掌握各種能力去使用信息，而不是被信息所利用。數位時代的到來不可避免，如果必須跟著潮流走的話，傳播教育必須比別人更踏前一步。

汪琪﹕ 傳媒業的變化﹐深刻地衝擊著傳統的傳媒教育定勢﹐但也提供了新的機會﹐讓我們反思現狀﹐改革課程﹐以利培養新一代的傳播人才﹐這也是大變革對我們的召喚。

李敏妍 黃煜 整理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xz.cn/7df4c08a773231126edb6f1aff00bed5b9f373ed.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