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陆游诗歌的抒情性(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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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陆游诗歌的抒情性(一)

论文关键词：陆游宋诗诗歌风格爱国主义抒情性 论文摘要：激情的抑制和消退以及与此相关的高华绚丽的诗歌风格的消失是从唐诗转向宋诗的重要表征，而陆游诗中至死不渝的爱国主义情感和对前妻的沉痛追念，于国于家构成其诗歌情感最强烈的两翼，抒情方式有回归李白、杜甫的趋向，这对过于冷静、内敛的北宋诗风是一种反拨，在宋代诗歌史上有着独特的价值与意义。

陆游在宋代诗歌创作中有着崇高的地位，刘克庄称其为“过江后一人”(《题放翁像二首》)，赵翼甚至认为“宋诗以苏陆为两大家、一而不知陆实胜苏也”(《瓯北诗话》)，在这样的评价中已注意到了苏、陆诗歌的差异性。其实，推而言之，陆游的诗歌和以苏轼为代表的北宋诗歌的确有了较大的差异，特别是在诗歌强烈的抒情性上，陆游的诗歌堪称宋诗中的“另类”。 一

吉川幸次郎先生在认真考察唐宋诗的抒情流变趋向后说过“在陆游的诗中，有一种对于往往过于冷静的北宋诗风进行反拨的倾向……抒情的复活是通过这个大诗人的行动型性格才结出果实的”。的确，北宋诗歌的发展在唐诗之后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面目，从唐诗到宋诗，激情的抑制和消退以及与此相关的高华绚丽的诗歌风格的消失是很明显的一个现象，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宋诗是作为对唐诗的反题而出现的”。宋代诗歌抒情趋向出现这样的转化，首先根源于宋代文人的文化性格和生活态度。在北宋，严峻的边防形势和激烈的新旧党争都使得士大夫诗人很难保持唐人那种热烈张扬的性情，再加之老庄淡泊无为的思想的复归和禅宗随缘任运思想的流行，宋人的精神面貌和人生态度更趋于理性、沉稳、淡泊，“宋代文人的生命范式更加冷静、理性和脚踏实地，超越了青春的躁动，而臻于成熟之境”。于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范仲淹《岳阳楼记》成为宋人激赏的人格范式，正如洪迈在《容斋随笔》卷十四中所作的形象描述:“士之处世，视富贵利禄当如优伶之为参军……见纷华盛丽，当如老人之抚节物……遭横逆机，当如醉人之受骂辱，耳无所闻，目无所见，酒醒之后，所以为我者自若也，何所加损哉?”这样的文化性格和生活态度与唐人相比是沉潜内敛得多了，反映在诗歌创作中，就少见“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篙人”式的得意，也少见“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式的痛苦呼喊，情感抒写中避免了大悲大喜的过激倾向。 另外一方面，北宋诗歌情感抒写的转向也与宋人对诗歌这种文体的重新定位有关。词在晚唐五代的兴起和渐趋成熟.为宋人私人化感情的抒泄提供了一种最为适宜的形式.而诗文的政教色彩和正统地位更加突显出来.作为显示正统士大夫身份学养襟怀的诗文作品中有效的收敛了大悲大喜的肆意泛滥也正在情理之中。在北宋欧阳修的诗作中，这一特点已很明显，如其《戏答元珍》写于贬滴之中，这样的题材如放在李白、韩愈这样唐代大家的手中，不知会激起多么深重的身世悲慨、引发多么巨大的情感能量。在欧阳修这里，虽有滴居山乡的寂寞、怨愤、伤感，但是情感的处理却极为平稳内敛，“行见江山且吟咏，不因迁滴岂能来”(欧阳修《黄溪夜泊》)，一种旷达以待、宠辱不惊的士大夫人格风范已经成形。所以，真正的宋诗的面目是在欧阳修及他的“左右骏”苏舜钦、梅尧臣这里才显现的。

对宋代诗歌抒情趋向的这种转化，后世评价中往往与唐宋诗之争纠结在一起，褒贬不一，但如果从诗缘情这一命题出发，宋诗以理节情虽然创立了不同于唐代诗美的另一种诗歌美学范式，但激情的消退最终使得北宋诗歌走人书斋，专注于诗技的研练却是不争的事实。在这一背景下，陆游诗歌对冷静的北宋诗风的反拨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特别是在南宋中后期“暖风燕得游人醉，便把杭州作汁州”(林升《题临安邸))的浮靡世风诗风中，陆游的爱国主义诗章中强烈的爱国情怀抒发无异于黄钟大吕，正如梁启超所言:“诗界千年靡靡风.兵魂消尽国魂空。集中什九从军乐，亘古男儿一放翁”(《读陆放翁集》)。

其实，南宋诗歌“抒情的复活”并不始于陆游。靖康之难的爆发，对于养尊处优的北宋文人士大夫无疑是天崩地裂的巨变，徽、钦二宗被金人所掳，极大的刺伤了宋人的民族自尊心。在


这样的国家变乱中，“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优雅姿悉已不可能保持，很多诗人带着国破家亡的彻骨之痛颠沛流离，在这种环境中的诗歌创作便撼弃了北宋那种沉静脱俗的面目，有了大悲大喜或悲喜交加的抒写，特别是江西诗派的几位重要诗人的创作变化值得关注。陈与义，这位位列江西诗派的三宗之一的诗人，经历了乱离之后，抛弃了江西诗派的家法，真正的从精神实质上学习杜甫，感时伤乱，优国优民，如其《伤春》，堪与杜甫《春望》比美。感时抚事，悲喜交加，诗情的优愤深广已和南渡前的平稳内敛大不一样了，所以，杨万里认为陈与义后期“诗风已上少陵坛”(《跋陈简斋奏章》)。其他的如吕本中、曾几等人的诗歌创作也有类似的变化，而曾几作为陆游学诗人门的师长，其“一饭不忘君，殆与杜甫之忠爱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茶山集》)的强烈的爱国情怀对陆诗抒情性的形成是意义深远的。

陆游诗歌强烈的抒情性的形成一方面根源于时代、家世。陆游生于靖康之难前夕，随其父陆宰辗转流徙，饱经战乱之苦。“我生学步逢丧乱，家在中原厌奔窜”(《三山杜门作歌》)。父亲陆宰是一个学者和藏书家，同时也是一个坚决的主战派，所以陆游回忆说:“某少长矣。一时贤公卿与先君游者，每言及高庙盗环之寇，干陵斧柏之优，未尝不相与流涕哀坳，虽设食，卒不下咽，引去，先君归，亦不复食也”(《跋周侍郎奏稿》)。幼时“亲见当时士大夫相与言及国事，或裂皆嚼齿，或流涕痛哭，人人自期以杀身诩戴王室”(《跋傅给事贴》)。另外，陆游所师从的曾几也是一位爱国主义诗人，“略无三日不进见，见必闻优国之言”(《跋曾文清公奏议稿》)。现实的苦难、家教、师教对陆游思想影响都非常深刻，使他从小就立下了“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观(大散关图)有感》)的雄心大志，并激励陆游终生为恢复大业鼓与呼，由此而产生了感人至深的大量的爱国主义诗歌。 另外一方面，陆游的个人性情以及在南郑前线的一段火热的军中生活与其诗歌抒情风格的形成关系很紧密。陆游的诗歌创作道路与其生平经历相适应，按照清代赵冀《瓯北诗话》的说法，陆游诗歌有三变，即少工藻绩，中务宏大，晚造平淡。陆游学诗。与当时多数人一样，从江西诗派人手，童年喜读吕本中的诗，私淑吕氏，从十八岁开始，又师从曾几，但其富于浪漫情趣的性格却是江西诗派昏法拘束不了的，所以一旦外在环境的激发，其诗就以明朗瑰丽的语言、悲壮磊落的情调，发为激越豪迈的声音，自成一家。人蜀以后的经历就证实了这一点。干道六年(1170)，陆游被起用为夔州通判，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八年人蜀生活。在陕南南郑王炎幕府中，在这宋金交界之地，陆游过栈道，人剑阁，奔驰各地，与前方战士同射骑、出猎、饮酒、彩舞、警惕敌情、枕戈待旦，度过了一段火热畅情的军中生活，从而写下了大量慷慨激越的爱国佳作。从戎南郑，找到了最适合陆游情感性情的宏肆奔放诗歌风格，是对其才华的解放，达到了“不摄江西篱下迹，远追李杜与翱翔”(姜特立《陆严州惠剑外集》)，所以陆游大量的爱国主义名篇都产生在这之后，如《金错刀行》、《关山月》、《胡无人》等，为了纪念这段难忘的生活，他把平生诗文集分别命名为《剑南诗稿》和《渭南文集》。也就在这个时期，真正的形成了其诗歌强烈的抒情性，把南宋初就已出现的“抒情的复活”倾向推向了高潮。 二

陆游诗歌的题材广泛，“一草一木，一鱼一鸟，无不裁剪人诗”(赵冀《瓯北诗话》)，但从其抒情的强度而言，爱国主义情感抒写无疑是其诗歌的最强音，贯穿其一生的作品，至死不渝。八十一岁高龄时仍然慷慨高歌:“一闻战鼓意气生，犹能为国平燕赵。”(《老马行》)，临终绝笔诗《示儿》念念不忘的仍是抗金恢复大业:“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但陆游并没有停留在抒发内心优念家国的思想感情之上，或者停留于从旁观者角度指点责令当权者和将土去抗金光复中原，他要求自己直接投人到火热的对敌战斗中，以身许国，“平生万里心，执戈王前驱。战死士所有，耻复守妻擎”(《夜读兵书》)，表现出为国献身的壮烈情怀，这在唐代边塞诗中反复赞颂的精神在南宋的陆游诗、辛弃疾词中得到了有力的回响。


所以，在陆游的诗中常可看到其不甘以诗人终老的抒写，如《剑门道中遇微雨》:“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消魂。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人剑门"。令人落魄“消魂”的乃是诗人此时从汉中业已解散的王炎幕府赴成都范成大幕府，就此结束了火热的军中生活，诗中蕴含着对失地未收，报国未成，并不甘心充当行吟驴背的诗人的复杂矛盾心情。陆游称自己“本意灭虏收河山”(《楼上醉书》)，而只是在失意之后，“蹭蹬乃去作诗人”(《初冬杂咏》)，所以他在诗中始终以一个抗敌志士的身份去为恢复大业抗争呼号，这就是在绍兴和议后，宋金对峙渐成定局，文坛上爱国主义呼声渐弱的情况下，陆游仍能高唱爱国主义旋律的重要原因。陆游所担心的是“后人但作诗人看，使我抚几空咨磋!”(杨大鹤《剑南诗钞序》引)。所以杨大鹤说:“放翁非诗人也·一论其世，知其人，考其志，以放翁为诗人而已可乎?知放翁之不为诗人，乃可以论放翁之诗”(同上)确为精辟之见。

其爱国主义激情的核心是“王师北定中原”，所以一部《剑南诗稿》处处“皆寄意恢复”(叶绍翁《四朝闻见录》)，直抒者如《金错刀行》:“黄金错刀白玉装，夜穿窗扉出光芒。丈夫五十功未立，提刀独立顾八荒。京华结交尽奇士，意气相期共生死。千年史策耻无名，一片丹心报天子。尔来从军天汉滨，南山晓雪玉磷峋。呜呼，楚虽三户能亡秦，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个人的功业热情、幻想源自于对恢复大业的坚定信念，风格雄肆奔放。陆游这种炽烈的爱国主义情感除直抒之外，还渗透在各种题材之中，正如《唐宋诗醇》卷四二所评:“其感激悲愤、忠君爱国之诚，一离于诗，酒酣耳热，跌宕淋漓。至于渔舟樵径，茶碗炉熏，或雨或晴，一草一木，莫不着为歌咏，以寄其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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