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敏简历人物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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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敏简历人物简介



李敏（1936年─）原名毛娇娇，生于陕西省志丹县，籍贯湖南省湘潭县，已故中共领袖毛泽东与第二任妻子贺子珍所生的女儿，毛岸英与毛岸青的同父异母妹妹，李讷的同父异母姐姐；国民党军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毛泽东化名“李得胜”，转战陕北，继续与国军对抗，于是毛娇娇便跟随父亲改姓李，全名为“李敏”，“敏”字取自《论语》中的「而敏于行」。李敏在1959年与孔令华结婚，在1962年诞下长子孔继宁及在1972年诞下次女孔东梅。孔继宁和孔东梅现在商界发展。2006年，在“文化大革命”爆发四十周年前夕，李敏与其他毛泽东遗属一同赴朝鲜拜祭在朝鲜战争阵亡的哥哥毛岸英。[1]

人物生平

李敏是毛泽东和贺子珍唯一活下来的孩子。1936年冬，她出生在陕北的保安县。赶来贺喜的邓颖超看她长得又瘦又小，怜爱地说：“真是个小娇娇呀！”于是，在一旁的毛泽东当时就给孩子起了个小名“娇娇”。但几个月之后，贺子珍远赴苏联，把娇娇留在了延安。4岁时，娇娇被送到苏联，和贺子珍一起生活。1947年，贺子珍终于带着娇娇回到中国，住在哈尔滨。那时候，娇娇对中文半懂不懂，是个十足的“洋娃娃”。后来，毛泽东派人接娇娇回北京，她还半信半疑。1949年初夏，娇娇回到了毛泽东身边。毛泽东十分高兴，逢人就说，“我家有个会说外国话的洋宝贝”。送娇娇上学时，毛泽东给她取了一个正式的名字李敏。娇娇在陕北时，毛泽东曾化名为“李得胜”。 1959年，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期间，李敏和北京航空学院的高材生孔令华结了婚。孔令华是炮兵副司令孔从洲的儿子，也是李敏在中学时的同学，两人彼此了解，情投意合。这桩婚事得到了毛泽东的赞同。 婚后，李敏和丈夫住在中南海。一年后，李敏生了个男孩，也就是孔东梅的哥哥孔继宁。毛泽东经常抱抱小外孙。自从搬出中南海，李敏夫妇出入中南海的证件就被收回了。要进中南海得在门口先联系，通报后才能进入，有时候等了半天还进不去。1964年，李敏夫妇搬进了兵马司胡同的一所普通民居里，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平民生活。毛泽东从患病到逝世，李敏总共见过他三次。李敏第三次见到父亲，是在父亲逝世前几天。他拉着李敏的手说：“娇娇你来看我了？你为什么不常来看我呢？”李敏无言以对，只能默默流泪。 离开毛泽东后，李敏的日子一直过得很简朴，有时甚至很清苦。李敏夫妇一直都是靠工资吃饭，他们自从搬离毛泽东的住处就自己做饭，和普通家庭一模一样。而当时，李敏和丈夫都在国防科委上班，工资不高，不仅要抚养两个孩子，每个月还要另外寄些零用钱给母亲贺子珍。

文革经历

摘自：《生活时报》2001年4月6日版《我的父亲毛泽东》（作者李敏）。 李敏自述：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因为我也生活在那个年代，当然也就卷入到“文化大革命”的潮流中去了。在人们的心目中，好像我是个最走运的人，认为我是毛泽东的女儿，就不会挨批挨斗。其实错了。我也同样离不开那个时代，离不开当时的政治形势，我也同样受到批判，被勒令交待问题，被列入“五一六”分子的名单中。孔令华也被说成是埋在我爸爸身边的定时炸弹，没完没了地挖了起来，不也同样挨批挨斗吗！


后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我俩同时受到批判。不过我俩也有不一样的时候，就是他戴过高帽子，我没有戴过。但这比起一些挨批挨斗的老干部来，我个人受点冲击这又算得了什么呢？因此，在我处境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我抛开个人的得失，为维护党和国家的利益，为保护一些老同志尽了我一个公民、一个党员、一个军人的职责和义务。 我三步并作两步地走到爸爸的住处。谁知刚刚进门，就碰上了江青。真是冤家路窄。尖酸刻薄的江青看见了我，就阴阳怪气地挖苦我说：“小保皇回来了呀！怎么偏偏在这时候回来呀！是不是想摸底？”一进家门就被江青扣上了“保皇”的帽子。江青的话，让我爸爸听到了。爸爸生气地说：“你去告诉她，就说你是回来摸底的，看她怎么办。” “文革”进入高潮，批判会在步步升级。那些残酷批斗老干部的会议及方式，对我产生了极大的冲击。我非常反感也感到了极大的苦恼。当看到斗萧华同志并让他坐“喷气式”时，我无可奈何，就和坐在一起的一位女同志写了一张条子，“要文斗，不要武斗”传给主持人。但这却无济于事，他们仍然我行我素，继续采用这种残酷的批判方式。当我看到罗瑞卿同志被用筐子抬到台上批斗时，我实实在在不忍再看下去，就站起来，当即退出了会场，以此表示我的不满与抗议。我想，我也只能做到这一步了。不一会儿，周围许多同志也相继退出了会场。我想，他们的心情肯定和我是一样的。作为一般工作人员，我们也只能以此表示反对了。又如，原国防工办副主任赵尔陆同志，是因心脏病去世的。当时，有些人说他是自杀，是叛徒，要打倒他。我就找机会跟爸爸讲了这件事。爸爸说：“赵尔陆是个好同志，是井冈山的人。”我明白了，爸爸是要保护他。我问爸爸：“能不能转达？”爸爸说：“能。”我回到机关后，向有关领导转达了爸爸的指示。这也算是我为保护老干部做了一点工作吧。 1968年初，因为北航老找国防科委领导提出要“勒令”我交待问题。没办法，领导就让我跟机关的同志到北京郊区王四营公社参加农业劳动去了。直到麦收之后，我才又回到国防科委机关。1969年10月25日晚，我又随国防科委机关干部被“一锅端”到河南省遂平县莲花湖的“五七”劳动农场。1971年初，爸爸对我说过：“你和李讷到中央办公厅江西省„五七‟干校劳动去吧。”我和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同志说：“我是国防科委的干部，还是到科委干校去吧。”1971年9月13日，林彪自我爆炸以后，我才和同志们由干校一起回到北京。 国防科委党委常委在揭批清查林彪集团罪行的过程中，我也被列入了他们所谓的“国际口„五一六‟”的黑名单中。这是我没有想到的，也是其他同志们意料之外的。1973年12月，国防科委党委为我们这些黑名单上的干部正式作出了平反决定。

原以为从此以后我的日子会好过些，就会平安无事了。谁知事隔不久，一天，爸爸告诉我说：“江青要抓你‘五一六’，你要小心。”看看，我又要倒霉了。现在看来，江青借这个机会报复我、整我那真是轻而易举的事了。对她来讲，这只是举手之劳。但既然爸爸告诉了我，我还是防着点好。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们见到了爸爸。谈到当时的形势时，我说：“令华和我都在受批判。我是‘随叫随到’，他还要戴高帽。”我想，爸爸听了这话，可能会安慰令华几句，给他宽宽心。谁知，爸爸听了后，没有说话，只是冲着我俩笑，而且笑得很开心。就像那年我们为他祝贺生日一样，乐呵呵地笑出声来，而且声音还挺大。“经风雨见世面嘛！”笑过之后，爸爸只说了这样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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