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的“不平则鸣”说及其创作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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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的“不平则鸣”说及其创作实践

作者： 钟琳

来源：《语文学刊》 2015年第11期



钟琳

（内蒙古师范大学文学院，内蒙古呼和浩特010022）

［摘要］“不平则鸣”说的文学理论观是由唐代著名的文学家韩愈提出的，是韩愈“古文运动”的重要理论支撑。韩愈的“不平则鸣”继承了司马迁“发愤著书”说，但同时也有发展，他认为“不平则鸣”是由于内心的不平衡导致的。韩愈的“不平则鸣”既可以因愤怨而鸣，也可因快乐而鸣。

［关键词］韩愈；“不平则鸣”说；因愤怨而鸣；因快乐而鸣

［中图分类号］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610（2015）11-0068-02

韩愈是唐宋八大家之首，又因与柳宗元共同倡导古文运动而被人们合称为“韩柳”。韩愈作为古文家、文论研究者，“不平则鸣”是韩愈重要的理论观点。

一、“不平则鸣”的内涵

韩愈在《送孟东野序》文中共用了三十八个“鸣”字，提出了“不平则鸣”，认为盛世乱世皆有能“鸣”者。对于“不平”的解释，学术界主要有这样两种观点。

一些学者认为“不平”是使人产生挫败感、失望情绪而抒发自己内心的忧愤，只包含了负面情绪。著名学者周振甫先生就是这种观点的支持者。他认为：“‘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那应该指有才能而受压抑的人，感到不得其而鸣”。［1］

还有一些学者则认为“不平”不仅指人内心的哀怨愤怒，还应该包括因快乐而产生的心理“不平衡”状态。钱锺书是这种观点的支持者，他在《管锥编》篇中曾有论述：“韩愈的‘不平’和‘牢骚不平’并不相等，它不但指愤郁，也包括欢乐在内”。［2］敏泽先生在《中国美学思想史》中也有相同的论述。

笔者认为第一种观点较为绝对，认同第二种观点的论述。“不平则鸣”是作者在心中郁积了某种的情绪，有着不吐不快的欲望。“不平”是不平静，不平静是相对于内心平衡状态而言的，是内心不平衡的状态。而引起这种不平衡状态的不仅仅是内心愤懑的消极情绪，也可以是高兴欢乐的积极情绪。同时，在韩愈的《送孟东野序》里所举的诸多例子中，有仕途较为成功的政治家伊尹，也有生于盛世的扬雄、司马相如，他们应该是以欢愉之情来表达自己内心的不吐不快的情绪的。所以我们不能否认韩愈“不平则鸣”中积极情绪所产生的“不平”。韩愈“不平则鸣”将心理上欢乐的情绪也作为不吐不快的一种内在原因，是有一定意义的。但“自鸣不幸”与“鸣国家之盛”二者仍是有侧重的。韩愈由于对孟郊身世的同情与可怜，所以想用“不平则鸣”来消解孟郊内心的苦闷。同时，在他所列举的41位著名先贤中，命运坎坷，穷而不达的居多。所以，他仍然是以“愤怨”为主。

二、因愤怨而鸣


因“愤怨”而鸣的观点不可胜数。如孔子“兴”“观”“群”“怨”中的“怨”；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以及欧阳修的“诗穷而后工”等。因此韩愈提出的“不平则鸣”中的“不平”所代表的“愤怨”确实是文学创作动机之一。而造成韩愈“愤怨”而鸣的原因却是多样的。

（一）鸣“小我”之不幸

韩愈在《荆潭唱和诗序》中对“不平则鸣”说进一步阐述，他认为真正有“不平”而“善鸣”的并不是生活条件安逸的王公贵人，而是“羁旅草野”之士，“是故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则不暇以为。”［3］“小我”主要是指自己和友人。

韩愈所生活的唐王朝政治腐败，选拔官僚的体系受到严重的破坏，这对于一心报国，怀有凌云壮志的韩愈的打击必然是很大的。因此韩愈一生注定是坎坷的，四次考试才勉强中进士。后来终于步入官场，但是在官场的数年宦海沉浮中几经升迁几经贬谪，终没能实现理想与抱负，这对才子韩愈的打击是巨大的，这种人生经历必将触动其内心，达到“不平”的状态，从而创作出许多为“自己而鸣”的作品。在韩愈的其它诗文中，我们很少看到欢愉的情绪也能产生好作品的论述，相反，他在许多地方都一再指出人生不幸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杂说一·龙说》与《杂说四·马说》作为姐妹篇都是韩愈为自己而鸣的作品。《龙说》中韩愈将龙比喻为贤君，以云喻贤臣，阐明贤人与君主之间的相互关系。而《马说》是借千里马的不平遭遇来为自己鸣“不平”。韩愈在《左迁至蓝关示孙湘》中写到：“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原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3］纵观全诗，不仅表明了自己被贬的原因，同时也表现出内心苦闷和对未来的迷茫。

韩愈在为自己的不幸而鸣的同时，也在为亲人好友的不幸而鸣。人生活在社会当中，他们的情绪也会受到外界亲人或朋友的影响。韩愈一生交友非常多，并且多为举子才人。即便某些遭遇未发生在自己身上，但也同样会触动心弦，引起内心的不平衡。因此韩愈也有许多作品是为亲人和友人鸣不幸的。《柳子厚墓志铭》中表现出他对柳宗元才华的欣赏，然而更多的是对柳宗元遭人迫害鸣不平。韩愈多次劝李贺考取进士，由于受其父亲名讳的影响，而最终并不能像其他人那样取得功名，最终因为愤懑写下了《讳辩》。

（二）鸣“大我”之不幸

韩愈生活的年代是公元768年至824年，此时的唐王朝在经历了安史之乱后，不论是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受到了重创，其统治开始日薄西山了，再也没有盛唐时的繁盛景象了。韩愈在官场沉浮的经历让他看到了统治者的横征暴敛，同时也体会到人民生活的疾苦。乱世之中的景象很容易触动韩愈敏感的神经，打破了内心的平衡，从而将内心不吐不快的情绪一涌而出。所以韩愈的有些作品并不是间接表现生活，而是直接干预生活，用一种批判现实的态度去反映社会的腐败，具有较强的写实性。《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以纳税钱，寒馁道塗，毙踣沟壑沟壑，有者皆以输纳，无者徒被追征”［3］，反映了当时人民生活的艰苦与不易，表现出了他对统治者横征暴敛的不满，同时也有对平民百姓劳苦生活的同情。在这种急剧动荡的时代和错综复杂的社会现实中生存，很容易造成思想情感的不平衡，所以在韩愈的作品中能够清晰的表达爱与恨。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下，个人遭遇不幸是很正常的，所以“小我”的表现是非常正常的。但是，韩愈并非着眼于个人的抱怨与愤怒，而是能够为“大我”不平而鸣。在其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代文人一颗赤胆忠心，更能看到在其背后的无奈。

三、因欢乐而鸣

（一）为美景而鸣




景物作为影响人内心的因子之一，极其容易引起人内心的不平衡，韩愈因为美景产生愉悦感也写出了不少赞美美景的诗篇。韩愈诗歌中写景最为典型的要数《送桂州严大夫同南用字》该诗第一句便紧扣桂林这一主题，将桂林多桂树这一事实揭露出来，客观的阐述桂林所在的地理位置。用“青罗带”比喻桂林的水，用“碧罗蔘”将桂林“拔地峰林立四垂”山的特征表现出来，对于桂林的物产作者也有详尽的描述“翠鸟”、“黄甘”都很珍贵，在桂林却家家户户都拥有，最后进行总结，意为言大夫此去桂林“远胜于登仙”。送别本是一个沉重而伤痛的话题，但是因送朋友去的地方是风景优美物产丰富的桂林因此将内心的伤痛冲淡，最后只剩下因桂林美景而产生的“愉悦”了。

（二）为“国家之盛”而鸣

作为忧国忧民的文人，韩愈十分敏感人民悲或喜，所以对于百姓的苦难与安康他都有所关注。《奉和裴相公东征途经女儿山下作》和《同李十八员外从裴相公野宿西界中》都是因为战争而触发诗人的内心世界的作品，两首诗明显是鸣国家之盛的作品。所以在作这两首诗时诗人的内心是激动的充满希望的。高度赞佩为国平叛的裴相公的赫赫声威。

综上所述，韩愈作为中国文人的典型其文学创作是因为内心的“不平”而创作，这种文学理论观是否可以推及到其他文学家的创作动机呢？笔者认为是可以的，因为任何文学家的创作都是心灵的创作，而这种心灵的创作是源于自己的内心，内心的情感是文学创作的源头，内心受到外界事物的影响与刺激，产生了诸多“不平”的情绪，而内心的喜、怒、哀、乐正是内心“不平”的体现。

韩愈的“不平则鸣”说揭示了文学创作的内在动力即“不平”。这种“不平”是指人内心的波动，这种波动可能是由于愤慨也可能是欢愉。韩愈作为中唐爱国文人，更多关切的是国家的兴衰和人民疾苦，面对战争他希望国家复兴，百姓能够安居乐业，幸福安康。韩愈的“不平则鸣”在孔子“兴观群怨”说、汉儒“美刺”说、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后世的影响也是十分明显的。对欧阳修的“穷而后工”、李贽“不愤不作”等理论都产生了较为深刻的影响。“不平则鸣”理论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是中国文论的重要财富。这些理论一脉相承，但内容又随着王朝的更替不断的丰富，极大地扩充了中国古代文论宝库。

【参考文献】

［1］周振甫.古代文论二十三讲［M］.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

［2］钱锺书.诗可以怨：七缀集［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3］韩愈.韩昌黎文集校注［M］.马其昶，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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